刘少奇同志用自己一生的艰辛探索和无私奉献，为党和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那实事求是的思想，敢于负重的勇气，脚踏实地的作风，勤政廉洁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

    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是少奇同志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1949年3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城市工作的设想，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少奇同志讲的很好，全部意见我都同意。”并委托刘少奇“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一个月后，刘少奇到达刚刚获得解放的天津，开始了指导城市工作的实践，他听汇报、搞调查、召开工商企业界座谈会，在著名的天津讲话中提出：“为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全面关系都必须很好地照顾到，否则就会犯严重错误。”“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剥削与被剥削，不是资本家和工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一定条件下有其进步性。”“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犯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回来的。”刘少奇在天津反复讲“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政策，明确了党的城市工作基本方针，解除了资本家和工人两方面的思想顾虑，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一旦被群众所掌握，便会产生无穷的力量。从此天津的工商业迅速恢复，天津的经济建设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为指导全国解放初期城市经济工作积累了经验。

    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之初，少奇同志实事求是地主持制定了“五四指示”（1946年5月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指导土改的纲领性文件，领导开展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使穷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土地改革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建国前后，少奇同志考虑得最多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49年初，他根据中国的现状，实事求是地撰写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构想，“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一)国营经济；(二)合作社经济；(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 一般说来，前述五种经济成分，…… 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不难看出，少奇同志50多年前提出的经济理论，除表述方式不尽相同外，与现时的经济成分如出一辙，我们不得不为少奇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水平和战略眼光所折服！

    少奇同志曾说过：“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和立党为公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力量源泉，也是少奇同志的一生追求。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主要工作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发展工人运动。他同工人打成一片，把党的政治任务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他组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在“二七”罢工失败后的低潮中，安源地区仍然是激励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其党员人数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小小的安源成了我党早期革命的摇篮，少奇同志也因此成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少奇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经过切实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凡属符合实际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他就坚持；凡属经过实践检验不符合实际的，他就勇于在工作中加以改正。在白区工作时期，少奇同志曾长期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他从不退缩，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发表自己对白区工作的意见，坚决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在遵义会议上，他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少奇同志一生的工作方法和执政理念，始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二、敢于负重的勇气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少奇同志敢于负重，为革命的需要，承受着党内的种种误解甚至批判，相当长的时期头上戴着“右倾”的帽子，肩上扛着“起死回生”的担子，胸有成竹地提出并坚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不放弃斗争而又不盲目斗争，使白区党组织得以保存力量、稳步开展工作。他尊重实际，勇于独立思考，同“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及时总结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对遵义会议后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起了重大指导作用。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少奇同志是“党在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

    在解放战争年代，少奇同志敢于负重，多次临危受命。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三大根据地——华北、华中、东北都是刘少奇在一线亲自指挥、开创局面、奠定基础、发展壮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少奇同志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斗争，外抗日寇、内敌顽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皖南事变后，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委，与陈毅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迅速改变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发展壮大了华中地区的革命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少奇同志临危受命，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果断地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适时地指导在东北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顺利“抢占东北”。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少奇同志临难受命担任国家主席职务，全面实施国民经济大调整。他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倾听群众呼声，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科学论述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果断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构想，为我国经济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少奇同志临危受命、敢于负重的勇气，来自于对祖国无限热爱，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忘我工作，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在处境异常艰难的时候，仍坚持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毫不动摇。

    少奇同志在《同朱理治的谈话》中讲道：“从一九二九年起，直到延安整风，我才讲清楚。十几年受压，并未泄气，而是写出了东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白区经验总结》，都是在受打击时写的。越打击越钻马克思主义，接近群众，写东西。应该好好工作，好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同时要守纪律，不讲闲话，越受打击越守纪律，背后不讲，当面讲。”

    少奇同志始终把人民的信任视为最高荣誉，他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文革大难当头，少奇同志对家人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上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民本思想是少奇同志执政为民、敢于负重的精神支柱。

    三、脚踏实地的作风

    建国后，少奇同志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和两任国家主席、毛选编委主任等重要职务，他虽身居高位，但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

    处处倾听人民的呼声。刘少奇曾说过：“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在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期间，他身居高位，心忧天下，时刻将人民群众记挂在心，时刻注意履行“人民的勤务员”职责；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利用开会、调查、视察、参加劳动和休假的机会，深入人民群众中间，了解人民的困难和疾苦。1961年4月1日至5月14日，在人民生活最困难的时刻，少奇同志回到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44天的农村调查。他不顾年事已高，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养猪场的饲料房里一住就是六天六夜；他在渴别了四十年的旧居，一住就是七天七夜；他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部一住就是十八天……他不顾风吹雨打，行走在田间地头，与老百姓席地而谈，调查了解真实情况；面对农村饥饿灾荒，他脱下蓝布帽对乡亲们鞠躬，代表中央承担责任，请求大家都讲实话；他走村串户，在老百姓家里揭开锅盖、检查油盐坛子，躬身农村屋檐下拨开风干的人粪，去卫生院看望住院的浮肿病人，并坚决作出处理公共食堂的指示：“办得好就办，办不好就散”。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一语惊人为非正常死亡的农民大声疾呼：“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一句大实话，使广大党员干部从 “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之后，少奇同志开始主持国民经济大调整，使国民经济迅速好转，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使我国平稳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精心谋划人民的福祉。少奇同志通过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形成了符合国情的治国理念，“我们要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为了让人民感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小日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解放初期，他主张在天津恢复证券交易所；五十年代中期，他提议与苏联合作联合在新疆开采石油；五十年代末期他提出试办托拉斯、辛迪加的主张等，这一系列的社会实践都成了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曲。六十年代初期，他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政府工作部门不能插手经济只能服务经济。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在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变革单一的计划体制，改革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流通体制，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改革分配体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他提出的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决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奇同志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