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大院走出来的张寿民，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弃笔从戎，组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十中队，担任指导员。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专家。早年从事乡村教育，后投身开创解放区教育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临沂地区从事师范教育领导工作。被山东省副省长张瑞凤誉为“山东教育战线为数不多的完宿之一”。张寿民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书法家，自幼酷爱书法，既有二王遗风，又形成了“雅、健、深、秀”的独特风格。著名书法家沈鹏盛赞：“八法何须南北分，清新简淡妙如神。融合诸体至其意，熟后能生始率真。”

    其作品有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题写书名的《张寿民书法集》，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书法基础知识》等。

    今天再刊发一篇张寿民的同事钱勤来同志的关于张寿民先生的回忆录，更多关于张寿民先生的文章敬请期待。

    风范——怀念张寿民先生

    得知张寿民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开会，未能去医院最后见他一面，深为遗憾。

    寿民老是我的领导和尊长，彼此交往十分密切，又有过一段患难与共的经历。我与他相知相交的岁月，正是他人生的低谷时期和生命的迟暮时分，对他的了解，就有了某些独特之处。

    1965年，我刚到临沂师范学校时，他任师范学校的校长。有一次，我为学生讲课，见一位老者坐在藤椅里认真地听。老师们告诉我，这位与鲁迅面目相似的老人就是张校长，我与他就这样认识了。那一年，他57岁，正是我现在的年纪。

    八个月后，“文革”开始。当时已经调任临沂地区招生委员会主任的张寿民先生，被打成“黑帮”羁押到师范学校。在全国批判“三家村”的同时，他成为临沂“文革”中第一批受害者。说来奇怪，我当时属于既非“革命动力”亦非“革命对象”的中不溜儿，在批判他时，从未有人要我置喙，我成了一个旁观者。面对突如其来的急风险浪，张寿民先生显得从容沉稳，对于那些尖刻的言辞、过分的举动，他始终保持着平静，甚至还在批判间隙摸出冷馒头旁若无人独自充饥。有一次正在批判他，他声言要去厕所。也许是他老了，大家认为他不会跑，所以他去厕所时没有人跟踪。谁知他一去不返，有人让我去看看，我出去一看，不禁捧腹。原来，他正同一群小孩捏泥制品。我第一次发现，他那双苍老的手居然那么灵巧。从此之后，他的室友都有他赠送的泥制品，或笔筒，或花盆。我虽与他毗邻而住，也得到一只张氏笔筒。他的豁达，他的乐观，于此可见一斑。

    在两派争斗的日子里，对他的监管比先前松了一些，许多教师走出了“牛棚”，但他还在劳动。有一件事，我印象尤深。当时，师范学校的校园里有个水塘，水塘的低堰上种着几棵柳树。因为无人管理，其中有一株已经倒伏，且根须外露。后来，我发现这株柳树竟然奇迹般地挺立起来了。潘国栋老师告诉我，张寿民先生经常为这株柳树培土，是他一锨一锨从北塘边上挖来土救活了它。我仿佛看到了熹微的晨光中，一位身处逆境的老人，迈着蹒跚的步履，为救活一棵树而辛苦劳作。从那时起，我对他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70年代初期，我从“学习班”出来后，奉命与他一起办一个小卖部。我负责进货，他则管售货，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就有了这一段短暂的“老板”生涯。此时，我们同心协力，相濡以沫，相处十分融洽。每当向人介绍我时，他总是以一个忠厚长者的身分告诉大家：钱老师的爸爸是一个革命干部。其实，那时候我父亲早已含冤身亡。有一次我问他：你知道我爸爸的情况吗？他点点头，说：“要相信历史。”于是，我十分感激他。

    此后约半年，我被再次下放，两年后重返临沂。其时，张寿民先生住在第一小学。每年农历初三，我总要去拜望老人家，这是我最舒心的日子。我们共处一室，相对而坐，海阔天空，尽情而谈。当暮色降临时，他的夫人早为我俩准备了晚餐。我们边饮酒边聊，直到夜深人静，才恋恋不舍地分手。

    岁月匆匆。张寿民先生毕竟长我33岁，年岁不饶人，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也时常去住医院。但当他精神好转时，我们还是在他书房里神聊。谈历史，谈周易，谈文学，谈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唯独不谈他的过去，他的坎坷，更不提往日的荣耀。我多少有点惊讶，有一次问及此事时，他淡然一笑，说：“连刘少奇都到了那种地步，我还不是很幸运？”这种大度，这种坦荡，我深为感动。还有，谈话凡涉及某位人物时，他从不贬抑，即使是曾经有意无意伤害过他的人，他总能举出人家的许多优点。这使我想起师范学校的教师们在“文革”中对他的评价：张寿民真是一个毫无防人之心的好人。他的这种道德情操令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