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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中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图)
2018-02-01 17:47:06
来源: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高克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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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浩

1938年春,山东纵队第8支队由清河地区向鲁中挺进

      40年过去了,弥漫在鲁中大地上的抗日硝烟早已消散。在这片洒满烈士鲜血的土地上,人们正在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奋发工作,辛勤劳动。可是,每当回忆鲁中人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英雄业绩,却依旧令人铭志不忘。
  鲁中地处山东腹地,当时是全省的战略中心地带,我省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经常在这里驻防,是敌我争夺之要地。
  鲁中抗日根据地,一般包括兖(州)临(沂)公路以北,胶济公路以南,沂、沭河以西,津浦铁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境内多山,主要有泰,沂、沭、蒙、鲁等山脉。鲁中抗日根据地总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约有1.4万个自然村,人口约550万。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鲁中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组建抗日武装,英勇杀敌,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残酷“扫荡”“清剿”“合围”“蚕食”,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一)
  鲁中党组织有着悠久的斗争历史和坚实的工作基础。在大革命时期,鲁中不少地方就有了党的活动。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鲁中各地党的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党的活动遍及鲁中十几个县。莱芜、沂水、泰安、新泰、益都、费县、安丘等县还建立了县(工)委,其中尤以莱芜,沂水党的力量较为雄厚,党员最多时两县各达数百名。尽管在斗争中几经挫折,鲁中各地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仍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扩大了党的影响,积累了斗争经验,保存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为抗日战争时期鲁中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迅速践踏了华北大片河山,为了抵抗日军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中共山东省委部署在全省各地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1938年1月1日,省委直接领导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4支队;泰安、莱芜、新泰、泗水、宁阳等县抗日武装相继奔赴徂徕山,使4支队迅速扩大。与此同时,沂水、莒县、博山、淄川、安丘、临朐、昌乐、益都等地党组织纷纷组织抗日武装。沂水、莒县一带党组织的抗日武装编为4支队6大队。抗日武装斗争的星火迅速燃遍鲁中山区。
  在省委的领导下,鲁中各地党组织还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动员各界人士参加抗战,建立各种抗日救国民众团体,使鲁中各地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党中央对创建鲁中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视。早在1938年1月,党中央在给山东省委的指示信中就指出:“省委工作的中心应当放在鲁中区,开展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尤以莒县、蒙阴等广大地区为重心”。5月,党中央又派郭洪涛同志来山东任省委书记,同时带来一批党政军领导骨干。郭洪涛到山东后,向山东及鲁中的党组织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建立根据地的认识。边区省委(此时,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制订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明确提出在鲁中创立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在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开展起来以后,边区省委率4支队主力于1938年7、8月间进入沂蒙山区之沂水、蒙阴一带,直接领导这两个县的工作,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各种抗战团体。同时,派出干部和部队到鲁东南之莒县、日照、诸城等地活动,开始实施创建鲁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
  为了创建和开辟鲁中抗日根据地,边区省委着重抓了3项工作:
  首先抓了建党工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开辟,党的领导是关键。抗日战争爆发后,鲁中各地的共产党员几乎都带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这样,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就受到了一定影响,难以适应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需要。边区省委认真讨论研究了这一情况,决定调派一批入鲁干部和已参加游击队的本地干部到地方工作,有计划地建立地方各级党组织。在边区省委(不久改为山东分局)的领导下,从1938年五六月间到1939年上半年,鲁中各地先后建立了鲁东南、淄博、泰山、尼山等特委和泰安、莱芜、新泰、泗水、沂水、蒙阴、博山、淄川、益都、临朐、昌乐、安丘、费县、莒县、日照、诸城等县(工)委,党的组织系统迅速在各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各地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大力发展党”的指示,大量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地方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为开辟鲁中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其次是抓抗日武装的发展。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在党的领导下,鲁中各地抗日游击队迅速发展起来,尽管当时力量弱小,仍奋起打击日本侵略者,锻炼了部队,鼓舞了群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到1938年6月,4支队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4000余人的抗日队伍,4支队6大队也发展到1000多人,扩编成2支队。为了实现开辟鲁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目标,边区省委先后调3支队一部到鲁中,编入4支队;调7、8支队进入鲁中山区北部,控制沂鲁山区;调5支队一部进驻临费边一带,大大加强了鲁中的抗日力量。1938年底,张经武、黎玉同志带领一大批干部到达鲁中地区,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加强了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从1939年开始,山东纵队陆续开展了五期整军运动,扩大兵员,提高部队素质。这几支部队经过几次整训和战火的考验,成为在鲁中坚持抗战的主力。同时,各特委和县委也开始建立地方武装,乡村自卫队(团)也普遍建立起来。
  其三是认真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徐州会战后,山东全境沦陷。日本侵略者集中兵力向正面战场国民党政府军进攻,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活跃在敌后广大农村,控制了鲁中山区战略要地。从1938年5月到1939年初,国民党69军石友三部(不久扩编为第10军团),山东省政府沈鸿烈及吴化文部,东北军于学忠部等先后进入鲁中山区,分驻在新泰、莱芜及沂水、莒县、临沂、费县等地区。为团结国民党合作抗战,我党我军做了大量工作。经石友三同意,我党派干部到69军政治部工作,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举办民运训练班,开展群众工作,还派出部队配合石友三部打击日本侵略军。直到1938年底,石友三部撤离鲁中山区时,我党我军一直与其保持了较好的合作抗战关系。东北军于学忠部进入鲁中山区后,我党我军也做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使于学忠基本上保持了与我合作抗日的局面。而国民党新任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则是个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反动政客,置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一进入鲁中,就到处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妄图控制鲁中,进而控制全省。他强行划定“边区”,逼迫我军集中到泗水、邹滕县一带靠近津浦铁路的狭小地区,限制我军发展;还以“向日本发动进攻”为名,强令我军四处出击,企图搞垮我军。沈鸿烈的倒行逆施,遭到了我党我军的严正斥责。同时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我军也做了一些让步。但他仍然坚持反共立场,破坏合作抗战。在他的授意纵容下,磨擦事件不断发生,终于导致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1939年3月30日,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第5纵队司令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在博山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部队,枪杀我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等指战员10余人,俘去我指战员200余人。秦启荣之流还连续在雪野,淄河流域和土门、龙廷等地制造摩擦,围攻我抗日武装,侵犯我抗日根据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八路军山东纵队调集主力1、3、4支队坚决予以反击,打击了顽固派秦启荣的嚣张气焰,维护了鲁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1938年,武汉、广州相继失陷之后,日本侵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逐步把主要力量转向敌后战场,山东的日军兵力也大大增加。1939年6月,日本侵略军出动2万余人,分10路对鲁中山区进行第一次大“扫荡”。在这次“扫荡”中,国民党各地方政权大部垮台,驻鲁中山区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沈鸿烈部及东北军于学忠部受到较大损失。而我党我军在这次“扫荡”中受到了锻炼和考验,为粉碎后来日军更残酷的大“扫荡”,为发展和建设鲁中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
  为了建立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派兵去山东”的战略方针。1939年3月,八路军115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代师长陈光奉命率东进支队挺进山东。5月下旬分批越过津浦铁路,进入新(泰)蒙(阴)费(县)泗(水)边区,之后进入鲁南抱犊崮山区。6月,中共中央派徐向前、朱瑞同志到山东工作。他们抵达鲁中地区后,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组建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同志任司令员,朱瑞同志任政委(不久,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统一指挥山东八路军各部队。八路军主力一部入鲁,对鲁中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乃至对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抗战两年来的斗争实践,鲁中各地党组织对如何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新的认识,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着重加强了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抓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党中央在《对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强调指出:“应当尽一切努力争取政权,这是山东与苏鲁斗争胜利或失败的关键。”鲁中各地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认真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民主政权建设活动,团结各界人士,建立参议会,罢免国民党顽固派官吏,选举产生了坚持抗战、代表人民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权。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鲁中各地已经建立了十几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区、乡、村各级基层抗日民主政权也普遍建立起来。泰山区于1939年9月1日成立了泰(安)、莱(芜)、历(城)、章(丘)、淄(川)、博(山)、新(泰)七县联合办事处。在此基础上,又于1940年4月1日选举产生了第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泰山专署,赵笃生同志为专员。不久,滨海地区、沂蒙地区也相继建立了参议会、专员公署。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由于我党认真实行了“三三制”政策,广泛争取和团结各阶层知名人士,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得到了加强。鲁中根据地人民千百年来第一次自己当家做了主人,个个欢欣鼓舞,抗战积极性更加高涨。他们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工、农、青、妇、文、儿童、自卫队(团)等抗日团体,开办夜校、识字班,唱抗日救亡歌曲,学抗日识字课本,站岗放哨,捉拿汉奸,群众性的抗战活动热火朝天。
  第二,搞好巩固与发展党的工作。为适应我省各地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根据山东分局决定,1939年7月,山东第一区党委(习称大鲁南区党委)成立,林浩同志任书记。鲁中地区各特委改为地委,由区党委领导。泰山特委改为1地委,刘莱夫同志任书记,负责泰安、莱芜、新泰、章丘、淄川、博山、历城一带党的工作;淄博特委南移至北沂蒙地区,改为2地委,王子文(原名王海珊)同志任书记(后由刘建中同志接任),负责胶济铁路以南之益都、临朐、昌乐、安丘及沂水北部等地党的工作;我所在的鲁东南特委改为5地委,仍由我为书记,负责莒县、日照、诸城、赣榆一带党的工作;3地委是鲁南地委,宋子成同志任书记,负责泗水、费县、邹县、滕县一带党的工作;4地委是临郯地委,由许岩同志代理书记(后由李乐平同志接任书记),负责临沂、郯城、苍山、临沭一带党的工作。这样,从胶济铁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直至东海的广大地区内,党的组织领导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1区党委的建立,也为后来鲁中区党委的工作打下了基础。1区党委成立后,根据党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一面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整顿各基层党组织,一面开展审查党员和干部的工作,清理了一些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从而纯洁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党的队伍也有了新的发展,最多时拥有党员5万多人。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对鲁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领导更有力了。
  第三,加强队伍的正规化建设,初步建立了主力兵团、地方兵力及县区武装三位一体的武装体系。经过5期整军,八路军山东纵队1、2、4支队已成为活跃在鲁中地区的主力部队。他们在保卫根据地、粉碎敌人扫荡的战斗中,多次沉重打击敌人,取得了重大胜利。1939年10月,山东纵队1支队在钱钧同志的指挥下,在五井(临朐城西南)与前来偷袭的日伪军展开激战,全歼日军1个小队30余人,毙伤伪军100余人,缴获1挺重机枪、1门迫击炮及许多武器弹药。《大众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赞五井战斗为“山东抗战两年来最模范的胜利战斗”。1940年3月,山东纵队2支队和5支队交通营在徐向前司令员指挥下,在孙祖(沂南县西南)附近之九子峰伏击抢粮的日伪军,毙伤日伪军100余人。我军还乘胜收复了铜井(沂南县北)据点,缴获了大批的武装和作战物资。孙祖大战在全省产生重大反响,山东纵队在孙祖召开了祝捷大会,庆祝五井战斗和孙祖战斗的胜利。1940年5月,山东纵队4支队在廖容标、胡奇才等同志指挥下,在杨家横(莱芜县东)包围了扫荡泰山区的一路日军。战斗从拂晓持续到黄昏,我军用大刀、手榴弹、炸药包同敌人展开激烈搏斗,歼灭日军2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残敌在其增援部队的接应下,乘夜幕狼狈逃窜。这些重大战斗的胜利,都极大地振奋了鲁中人民的抗战信心。
  1940年9月,山东纵队所属部队整编,1、4支队主力编为山东纵队第1旅,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兼任旅长,周赤萍任政委;2支队与9支队合编为第2旅,孙继先任旅长,江华任政委;1941年8月,以原1、4支队各一部又组建第4旅,廖容标任旅长,汪洋任政委。经过整编,鲁中有了正规化的、可以担负机动作战任务的主力兵团,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另外,还建立了主管地方武装的山东第1军区(山纵后方司令部)和1、4支队后方司令部(相当于军分区),使鲁中各地有了坚持本地斗争的地方基干兵团,再加上各县普遍建立的县大队(独立营)、区中队和乡村自卫队(团),鲁中地区有了一支数量可观的抗日武装力量。
  1940年7月,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青驼寺(沂南县西南)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范明枢老先生当选为参议长)、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黎玉同志任主任委员)及工、农、青、妇、文等各界群众团体。这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鲁中根据地的建设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式的需要,根据山东军政委员会的决定,1区(大鲁南区)划分为鲁中、鲁南两个战略区,原1区党委机关大部调到鲁南区党委,重新组建了鲁中区党委。1940年10月,山东第7区党委(即鲁中区党委)正式成立,霍士廉同志任区党委书记,我也从5地委调任区党委宣传科长(后宣传科改为宣传部,又任宣传部长)。鲁中区党委领导原1区党委所辖之1、2、5地委的工作。
  经过几年的工作,鲁中地区党、政、军、群各方面工作都有了很大进展,鲁中抗日根据地已基本形成。

    (三)
  日本侵略军为彻底摧毁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0月,在华北相继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总力战”。在此期间,日军“扫荡”规模之大,兵力之多,手段之凶残狠毒,都是空前的。位于我省战略中心的鲁中山区,更是敌人历年重点“扫荡”的地区。
  1941年,敌人首先严密控制了泰(安)莱(芜)公路及泰莱平原,造成我南北交通困难,工作不便。区党委于1941年秋决定将泰山区南部地区单独划为泰南区,建立了鲁中3地委,董琰同志任书记。
  1941年9月,日军出动万余兵力对泰山区发动大“扫荡”,妄图围歼活动在泰山区的山纵第4旅主力。在廖容标等同志指挥下,我军灵活机动地跳出敌人合围圈,保存了有生力量。敌人为控制泰山区,大量构筑封锁线(沟),增设据点、碉堡,大肆掠夺、毁坏根据地人民的财产及生产工具,抓走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泰山区被分割成许多小块根据地,斗争形势急剧恶化。
  敌人对泰山区的“扫荡”刚刚结束,又出动5万余兵力,于11月初对鲁中沂蒙区中心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铁壁合围”大“扫荡”,矛头直接指向我八路军115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等领导机关。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部队跳出敌合围,11月6日拂晓,115师师部机关在罗荣桓同志巧妙指挥下,从留田顺利突出敌合围圈,被国际友人希伯称誉为“无声的战斗”。11月30日拂晓,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等在大青山被围,经过一场血战,大部突出重围,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国际友人希伯等几百人英勇牺牲。大青山根据地失守,我大批指战员、伤病员壮烈殉国。在残酷激烈的反“扫荡”战斗中,鲁中根据地军民付出了重大代价。
  在将近两个月的大“扫荡”中,敌人实行了极其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被敌人惨杀的群众达3000多人,被抓走的青壮年达1万多人,抢走粮食160多万斤,掠走家禽家畜数万只,根据地1/4的房屋被烧毁,人民的财产、生产工具被洗劫一空,被奸污的妇女难以计数,鲁中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
  敌人“铁壁合围”大“扫荡”后,115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等领导机关转移到滨海地区活动。1942年3月,鉴于新的情况,山东分局决定把原属鲁中区党委领导的5地委及鲁南部分地区划为滨海独立地委(不久改为滨海区党委),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
  进入1942年,敌人对鲁中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仅出动兵力在2000人以上的“扫荡”即达9次之多,共动用兵力5万多人,历时137天;小规模的“扫荡”更是不计其数。从2月开始,敌人出动大批兵力,轮番“扫荡”沂蒙区北部、泰南区西部、沂蒙区南部、徂莱山地区及泰山区。在进行军事“扫荡”的同时,敌人还大搞“自首”阴谋,大量安设据点、碉堡,设立封锁线,“蚕食”我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制造摩擦事件,配合日军行动,多次进犯我抗日根据地。斗争形势日趋恶化,根据地大大缩小,许多地方被“伪化”,部队减员很大,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数量也大大减少。如泰安县委,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有3位县委书记遇难;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汪洋同志及200多名干部、战士在吉山战斗反击敌人合围时光荣牺牲。敌人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调集1.5万余名重兵,对沂蒙中心区又一次发动“拉网合围”大“扫荡”。敌人的主要目标是企图围歼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及有生力量。我主力部队机动转移,并不断袭击敌人。到1942年底,整个鲁中地区敌伪据点达386处,其中泰山区平均8华里便有一处敌据点。
  在敌人的疯狂“扫荡”面前,英雄的鲁中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保卫根据地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2年9月5日,新泰围山庄民兵、群众在党支部领导下,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与前来偷袭的日伪军激战一天,打死打伤日伪军100余人,全村群众也伤亡100多人,700多间房屋被烧毁。1942年11月2日,山东军区特务营及鲁中第二军分区一团为掩护山东军区、山东分区、省战工会等领导机关安全突围,在对崮峪(沂水县西北)与敌人展开血战,特务营最后仅剩的14人全部跳下悬崖,6人牺牲,幸存8人。1团团长刘泉、政委王锐等指战员大部英勇牺牲。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1942年11月9日,2000多名日军合围马鞍山(淄博南部),因伤在山上休养的鲁中2团副团长王凤麟、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壮等同志,带领几十名伤病员、家属顽强抗击,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在两天激战中,共打死打伤日军100多人,王凤麟、李成壮等20多名勇士壮烈牺牲。一直坚守在山顶的益都县参议长冯旭臣老先生一家6口也全部殉国。英勇的马鞍山保卫战气壮山河,在鲁中抗战史上谱写了悲壮的篇章。1943年2月26日,鲁中军区2团1营2连由营长王子固、副营长徐福率领,在歪头崮(沂水城西北)与敌激战竟日,毙伤敌200多人。终因敌众我寡,全连指战员几乎全部英勇牺牲。
  英雄的鲁中军民就是以这样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英勇战斗着。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掩护群众、掩护我军伤病员、掩护党员干部的英雄事迹不胜枚举。
  鉴于我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各级党组织改进工作,坚持斗争。1942年3月,刘少奇同志在赴延安途中到山东指导帮助工作,主持召开了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在少奇同志帮助下,山东分局作出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并陆续作出了一些重要决策。刘少奇同志对山东工作的指导和帮助,对度过黎明前的黑暗,坚持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作用。
  少奇同志的指示,使区党委对建设和坚持鲁中根据地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了,根据鲁中各地的实际情况,开展了扎扎实实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调整行政区划,坚持边沿区对敌斗争。由于敌人的分割封锁,造成我们工作联系与指挥的很大困难。为便于坚持斗争,根据上级指示,区党委陆续将一些大县划分为几个小县,如莱芜县划分为莱北、莱东、莱南。博山、益都、临朐、昌乐、安丘等环境恶化地区统一划归益临工委领导。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行政区划也随时加以调整。1942年5月,成立鲁中区行政联合办事处,王子文同志任主任,马馥塘同志任副主任,使鲁中的政权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1942年8月,新的鲁中军区成立,罗舜初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1943年3月,王建安同志调任鲁中军区司令员,加强了鲁中军区的领导力量。区党委还特别重视坚持边沿区及敌占区工作,罗舜初同志就亲自到泰山区、泰南区检查指导工作。汪洋同志牺牲后,区党委立即派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同志到泰山区任地委书记,坚持斗争。徂莱山、莲花山被“蚕食”后,我曾与董琰同志一道去莲花山,了解情况,帮助工作。1943年,钱钧同志带一支小部队插入溜河流域及沂鲁山区,在长期坚持当地斗争的张敬焘同志的配合下,逐渐打开新局面。通过一系列的工作,不仅逐渐恢复了许多被“蚕食”的根据地,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对沂蒙中心区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大力发展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群众运动。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做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区党委根据分局“决定”的精神,一方面部署全区认真传达贯彻,一方面派出工作组,在分局领导同志帮助下,在阜前庄(沂水县西南)和横河(沂南县西)进行“双减”试点,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和各群众团体,组织发动群众,提高贫雇农的思想觉悟,开展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逐步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通过“双减增资”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使我们的工作有了更加牢固的群众基础。区党委还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开展以借粮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同样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开展整风学习活动。区党委根据党中央及山东分局的部署,抓紧敌人“扫荡”的间隙,结合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央有关整风的文件及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在全区党员中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结合整风,还普遍进行了一次审查干部的工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广大党员干部畅所欲言,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觉剖析自己,提高了觉悟,改进了工作。与此同时,区党委还认真开展了“整支”(整顿基层党支部)工作,抽调干部深入基层,帮助基层支部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增强党支部的战斗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区共整顿了200多个党支部,占农村基层支部的三分之一以上。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行精兵简政。根据党中央及山东分局的指示,鲁中各级党组织加强了一元化领导。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同志兼任区党委书记,原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同志改任副书记;泰山区由军分区政委汪洋同志兼任地委书记,原地委书记刘莱夫同志改任副书记,后来由地委书记林乎加同志兼任军分区政委。沂蒙区由军分区政委王一平同志兼任地委书记,原地委书记王涛同志改任副书记;泰南区由地委书记董琰同志兼任军分区政委。各县委书记也大都兼任了县大队(独立营)政委。这样,在各级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更好地协调了党政军民的对敌斗争,加强了被敌人封锁割裂的各根据地的党的领导核心。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同时,还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山东分局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首先从机关开始,区党委与鲁中军区的许多部门合署办公,地委的干部到县里任职,县委的干部到各分区委任职,精简了机关人员,充实了基层。鲁中军区政治部机关人员缩减了2/3,马匹减少了64%。鲁中各级政权机关干部由5723人减少到4301人,全鲁中共减少脱产人员4086人,每年可节省经费490万元,节省粮食320万斤。鲁中部队撤销了旅的建制,4旅机关改为第1军分区,新组建的鲁中军区直接指挥3个主力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各军分区撤销了团的建制,直接指挥营、连活动。经过精兵简政,机关部队更精干了,基层工作得以加强,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为之减轻。以泰山区为例,1942年下半年群众缴纳的公粮与上半年相比,泰北县减少了60%,章丘县减少了52%,莱北、博莱、新甫也都减少了一半。
  军民齐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区党委根据党中央、山东分局的部署,为克服鲁中地区严重的经济困难,广泛动员党政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各级干部及机关工作人员带头参加大生产。区直机关干部不仅开荒种地,还组织了9600多辆纺车、1100多架织机,仅1943年就生产布32700多匹。鲁中军区各部队抓紧战斗间隙开荒种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开垦数千亩可耕地,同时还开办了被服加工厂、榨油作坊,饲养家禽,大大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地方上多方筹集资金,开发金矿、煤矿,开办小型工厂。人民政府还发放农业贷款,扶持群众发展生产。由于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大大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广大妇女也积极组织起来,架起了3万多辆纺车,仅在1943年就织布15.5万匹,为根据地军民的穿用解决了大问题。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许许多多英雄模范人物,朱富胜、王兑一等就是闻名全区的劳动英雄。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大力开展敌伪军工作,加强武工队、民兵建设。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斗争形势,各级党委先后建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大力开展敌、伪军工作及争取“两面政权”的工作,开展政治攻势,重点打击最坏的汉奸、伪军。部队与公安、敌工、情报等部门密切协作,很快取得重大成果,不仅直接瓦解了大批伪军,而且争取许多伪军、伪村长为我们工作。从区党委、鲁中军区到各地、县委、军分区及县大队都大量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打击敌人。民兵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区党委、鲁中军区抽调得力干部组织人民武装委员会,专门从事民兵工作。到1943年初,鲁中民兵已经发展到2.5万人多人。从分散、单独活动发展到几个村庄的联防,从打击零星敌人到配合主力作战,围困、迫退敌伪据点,成为保卫根据地、打击敌人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3年4月,区党委召开会议,全面分析研究了鲁中党组织五年来的工作情况,在此基础上,区党委作出了《鲁中五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和《鲁中五年组织工作总结》,使鲁中全党更加明确了斗争方向和任务。
  1943年6月上旬,蒋介石命令驻沂山一带的东北军于学忠部撤离山东,企图由李仙洲部进驻沂、蒙等山区。李部在鲁西南地区向我进攻,被我湖西、鲁南部队击退。7月初,于学忠部自沂、鲁等山区西撤离鲁。鲁中军区根据山东军区的统一部署,立即派出主力1、4团及1、2、3军分区部队挺进沂、鲁山区,沉重打击了伪军历文礼、吴化文等部,并击毙了一贯顽固反共,多次制造摩擦事件的“反共健将”秦启荣。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我军控制了沂山大部及鲁山部分地区,开辟了莒(县)沂(水)安(丘)根据地,建立了莒沂安工委,李耀文同志任书记。在此基础上,不久又建立鲁中区第4地委(沂山地委),霍士廉同志任地委书记。沂山区根据地的建立,大大改善了鲁中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态势。11月。日伪军拼凑了万余兵力,对鲁中北部山区进行“扫荡”。我军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只留小部队在内线钳制敌人。2军分区11团8连93名勇士坚守南北岱崮(蒙阴县东北)18天,钳制了几千名敌人,打垮敌人无数次冲击,打死打伤敌军300多名,八连因而荣获山东军区授予的“岱崮连”的光荣称号。敌人的“扫荡”一无所获,很快就草草收兵了。

    (四)
  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局势吃紧,不得不从山东调走部分兵力。鲁中根据地军民抓住有利时机,向敌人展开猛烈反攻,连续取得了几次战役的重大胜利。
  第一个大胜利是第三次讨吴(化文)战役大捷。1944年3月,鲁中军区根据山东军区的指示,经过3个月的准备,集中了7个团的兵力,在数千名民工的配合下,发起第三次讨吴战役。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歼灭吴伪7000余人(占其原有兵力的60%以上),控制了鲁山山区大部。第三次讨吴战役后,区党委将鲁山周围的益都、博山、沂源三县划为鲁山区,建立了鲁中5地委,李伯秋同志兼书记,张敬焘同志任副书记。
  第二个重大胜利是攻克沂水城。沂水城是日军扫荡鲁中的指挥机关驻地,修有飞机场,有伪军1000余人,日军50余人驻守。我军经过精心准备,集中主力3个团,在地方武装、民兵配合下,于1944年8月15日晚对沂水城展开大规模攻坚战,标志着我军攻坚战术已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第三个重大胜利是葛庄伏击战,痛歼敌草野清大队。1944年9月,鲁中我军以4个主力团在沂水城北葛庄、草沟地区伏击敌人(约2500人)。经过两天两夜激烈战斗,击毙日军300多人,俘31人,毙伤伪军旅长陈三坎以下1000余人,俘360余人,缴获山炮1门及大批枪支弹药。日军59师团43大队(草野清大队)基本被歼。这是山东我军继1939年8月梁山战斗之后,又一次在运动中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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