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县大队开始成立于1949年12月，1950年8月完成整编。回想县大队在短短的9个多月里，全体干部战士在配合驻军一五0团和县保卫队开展剿匪、肃特、组织地方民兵等方面，为保卫和巩固新建立的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中做出很大的贡献，为人民立了不朽的功勋。许多与我在县大队中战斗和工作过的同志，始终难以忘却那段烽火岁月。

    1949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简称二野军大五分校）随军西进，从江西省横峰县的莲荷校址出发，历时两个多月，行程3000余里，于1950年1月9日到达贵州镇远。上级党委分配我们45名学员到镇远军分区工作，记得镇远军分区负责人曾宪辉同志在接见我们时说：“同志们，我们的先头部队进入西南才一个多月时间，形势发展很快，势如破竹，已解放了西南的大片土地，需要大量的干部去接管各级地方政权，也需要大量的干部去接管、整编国民党的起义部队，同时也要建立发展我们自己的地方武装，才能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军大是为军队造就干部的学校，军大来的同志，都是一批有文化的同志，革命需要你们，我们的军队也需要你们，你们还在西进途中，我们就打电报向兵部首长要人。今天你们来到了，我们非常欢迎。现在你们已胜利完成了西进任务，在此休息几天，做好思想准备，听候命令。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一切行动要听指挥，服从分配，大家还要下到各个连队去，下到各个县大队去迎接新的战斗任务”。首长的话，消除了我们长途军的疲劳，激励了我们这批即将踏上新的战斗岗位的年轻战士。

    1950年元月中旬，镇远军分区政治组织科通知要求：调鲁新茂、黄祖伦、罗庭钊三同志到施秉、黄平、余庆三个县分别担任县大队的文书和文化干事（副排级），并分别给每人写了封分配介绍信。我们背着行李步行到达施秉，在施秉县大队住了一宿，鲁新茂同志留下了，我和罗庭钊同志来到黄平，拿着军分区写给中国共产党黄平县委张玉环政委的介绍信找到了张玉环同志，他询问了我们西进路上的一些情况后说：“黄平县大队年前刚成立，人员都还在各个区队未集中，前几天军分区调来几名连、排、班干部，还临时住在县公安局，等待干部调齐后再集中部队训练”。接着他打电话通知县公安局局长姚英同志将我俩领到县公安局安排住下。晚饭后，姚英同志又叫县公安局治安股股长周荣民同志（已确定调任县大队参谋）陪我们到西门公路段（现人民医院内）一栋木板房内见指导员王兆卿、副连长刘子琴、排长魏德臣、刘元魁、栾保善等同志，同时也与班长何玉彤、崔永长、崔长义等见面，我们打地铺睡了一宿，这是我来黄平的第一夜。第二天，罗庭钊同志由县保卫队派人护送去余庆，我们就由周荣民同志带着，将行李搬迁到黄平县城东门老仓库（现土产公司）驻扎，正式组建了县大队，挂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黄平县大队部”的牌子。大队由10人组成，当时除了我还是团员外，其他9人都是中共党员。

    从1949年11月黄平解放后至1950年2月期间，处于湘黔公路要道上的黄平，解放大军过县境向滇川前进，沿途革命鼓声响彻苗岭山川，到处是一片欢腾的景象。渴望翻身的各族劳动人民，被这革命的浪潮所激励，纷纷投入到建立人民政权、建立新生活的行列中来。一时处于无头苍蝇般的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军警宪特、土匪、恶霸龟缩在各个角落里，窥测方向，伺机而动。起初，全县还算安定，这样为接管、建政、发动群众、征粮支前、动员人民参军、参战、训练部队提供了良好的时机，所以在接管各区、乡政权的同时，全县组建了各区武装工作队（简称区队），县公安局也吸收了一批贫苦农民和城镇贫民子弟组成了县保卫队。

    不久，我们接到镇远军分区首长指示：“当前社会的安定是暂时的，当我大军过境之后，敌人将会化零为整和我们作垂死的较量，一场严酷的斗争将会到来，必须集中部队，加强训练，以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并指示从2月份开始将县大队人员编制造册报军分区。为此，我们立即将谷陇、重安、旧州、平溪四个区队的一部分新战士集中到县城。四屏区处于县城所在地，尚未建立区队，随后把70多人编成2个排6个班，由刘元魁同志任第一排长，魏德臣同志任第二排长。旧州、平溪两个区留下30多名战士编为第3排，由栾保善同志负责，这个排一直到旧州保卫战胜利结束后才回县。所以黄平县大队实际上只有一个连的编制，战士计110多人，配备有八二迫级炮1门，六0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每个战士1支三八式或中正式步枪，班长配带冲锋枪，排长以上的都是匣枪。这些装备，当时算是比较精良的，不过战士们身上穿的仍然是参军时的便装，脚上穿的还是草鞋。周荣民参谋说：“根接军分区指示，现在部队集中加强训练，兵不精就不能打仗，服装不整齐就会影响新战士的情绪。最近敌人还想利用各种造谣和引诱来离间我们的战士，说我们县大队是一支土八路，敌人四处放出风声说要专门打戴八一帽徽的。因此县委决心做好新战士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一定要把这支新组建起来的人民武装训练成一支能征善战的革命军队。”随后，我奉周荣民同志指示到镇远军分区报送黄平县大队干部人员编制花名册，在后勤处领取了全大队的给养和服装，给每个战士换上了新军装，穿上了解放鞋，戴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和八一帽徽。战士们都高兴地说：“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土八路，而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了，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革命到底”。我们还把一些战士的家属请到县大队部来开联迎会，热情地招待，并将战士们换下的便服送还他们，家属们感动得流下眼泪说：“共产党真是我们穷苦百姓的救星，解放军真是我们自己的军队，将孩子交给自己的部队我们放心了”。从此，县大队就一边抓紧军事训练，还一边进行政治学习教育，每天的训练日程和学习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实行班长值日制、排长值星制，班、排长都披挂值日、值星带，军事课由刘副连长和两位排长负责，实行每日三操两点的严格训练；政治课由周参谋和王指导员负责。我是大队部文书又是连队的文化干事，既要教战士们唱歌、上文化课，还要负责大队部的文书往来和治勤工作。每个战士都发有一本《战士读本》，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没有文化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的教导，激励战士们积极读书识字，争取做一个有文化的人民战士。通过对新旧社会、新旧军队的对比和战士个人的今昔对比，还展开诉苦运动，使战士们懂得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认识了人民队是人民自己的子弟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课余时间，组织战士大唱革命歌曲、扭秧歌舞等活动，干部战士抵足而眠互相谈心，使官兵感情一致。这样经过了一个月的紧张训练，连队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战士们无论从军事上，政治思想上、文化知识上以及身体素质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把干部、战士们的心紧紧连到一起。于是我们就从新战士中发展了一批新民主义青年团员，成立了团的支部，提拔了凡名副班长，加强了班级工作的领导，从而使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连队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

    3月初，黄平县的敌对情况发生了变化，匪特开始由分散到集中，由隐蔽到公开，出现了小股土匪“关羊”抢劫行路客商等事件。3月上旬，黄平县剿匪指挥部成立，战士们就纷纷向大队部提出保证书、决心书、请战书，要求出击土匪，为民除害。于是，黄平县大队就在县剿匪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徐徐拉开了剿匪战幕。开始，我们以武工队的形式，着便装深入村寨，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了解和侦察敌人巢穴，然后组织力量进行歼灭。先后到了平溪、上塘、辅仁、罗朗、东坡、崇仁、野洞等地开展剿匪斗争。到3月下旬，全县匪风四起，匪势猖獗，平溪地区的肖时良、刘银成，旧州地区的李庚全、周文斌、石树良、卢云桥，四屏地区的张鹏、李泽富、朱绍成、张明焕，谷陇地区的孙绍武、杨胜武、雷国录等大小几十股土匪，分别组成“反共游击队”、“反共救国军”、“边防游击队”等反革命政治土匪武装。这些土匪武装编成若干中队、大队、支队、纵队，其头衔越来越大，气焰越来越嚣张。他们还与各县的恶霸、惯匪、流氓互相勾结，破坏交通，挖断公路，抢劫军车，企图割断镇远、施秉、黄平、炉山和余庆各县之间的交通联络，以企各个击破，颠覆我新生的革命政权。当时驻扎黄平县的一五○团部队都分散到各县剿匪，县大队和县保卫队就集结在县城，修筑五座石碉堡。其中：东门一座（即现气象站）由县大队防守，保卫东门及四屏区政府和大街一片；南门城头一座，由一五○团直属队负责保卫牛场街一片；原黄平中学操场（现电影院）街头三岔路口一座，由县保卫队防守西门一线；县府门口一座，俯视北门，由县公安局和机关干部轮流把守；县委后山顶一座，是县指挥中心，由县指挥部及县委机关干部、县委交通班战士驻守。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全城党政军民时刻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县委社会部长、县剿匪指挥部副主任、县公局长姚英同志亲自布置和指挥县城的保卫工作，白天他听取敌情汇报，找上层人士谈话，做统战工作；晚上还要亲自查岗放哨，检查四门的戒备情况，有时还组织夜间紧急集合演习。记得当时姚英同志经常提醒我们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要锻炼大家的实践经验，要做到兵贵神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3月底的一天晚上，县剿匪指挥部从内线情报获悉，五里桥和尖山坡方向发现土匪，张玉环政委亲自打电话，令县大队立即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出去相机行事。当时分析是罗朗乡的李泽富股匪。为了防止敌人声东击西，将我们的部队引出乘机攻击县城，周荣民参谋与王兆卿指导员商量，由王指导员带领两个班驻守大队部，魏德臣排长带领崔长义同志一个班驻扎在东门碉堡内，用轻、重机枪各一挺，八二迫击炮各一门，封锁东门进城的公路和监测马家岩方向的动静；周参谋、刘子琴副连长、刘元魁排长带着我们3个班顺着公路摸出三里湾。当夜，天空中正下着毛毛细雨，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指战员们摸到三里湾坳上就看见前面公路和两边山上到处都是火光，人声、牛角声、以及枪声响成一片，刘副连长立即命令何玉彤、崔长义两位班长各架一挺转盘机枪向正前方和左右两边扫射，敌人见我们火力猛烈，两边山上火光顿时息灭下来，喧嚣的人声也嘎然而止。前方的敌人也迅速顺着公路向五里桥退去。当我们的战士追到三里湾下时，敌人已跑到500多米的尖山坡下。周参谋说：“现在天黑情况不明，为防止敌人打我们埋伏，大家先占领左边这座山头，扼守公路，听候动静”。当我们爬上山顶将3个班的兵力部成3个方向排开时，尖山坡的敌人又叫嚣起来，火光又重新点亮，牛角声还嘟嘟地吹起。敌人再次顺着五里桥的公路冲下来，零星的枪弹还从我们头顶嗖嗖飞过。我与战士们就用密集的机枪、步枪向敌人展开拉锯式地回击，土匪的气焰又一次次被压回去。直到天亮，敌人看无法向前进犯一步，才夹着尾巴狼狈退去。这一晚上，我们的战士在湿滑的小山头上，为了阻击敌人，每位同志不仅都滚了一身的泥巴，而且棉衣也全部湿透，手脚也冻僵了。不过看到县城安然无事，大家感到无比欣慰。回到县城，张玉环、姚英同志就将县大队的党员、干部召集到县委会，张政委一个个握手并激动地说：“同志们，当前的形势非常严峻，昨晚这一仗是敌人对我们县城的一次实力试探，我们虽然没有将敌人歼灭掉，但敌人也看出我们保卫县城的决心和力量。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是要坚决保卫县城，万一形势对我们不利，我们就拉出去打，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然后从外向内打，一定要保卫人民的政权。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爱护战士，战士是我们根本，只要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紧紧依靠本地同志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枪支弹药要节约，要爱护，在紧要关头一支枪、一粒弹就能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保全我们自己。”姚英同志也鼓励我们加强练兵，加强防卫。他说：“只要我们守卫住县城这个指挥中心，我们的一五○团主力部队就能在全县各个战场上歼灭敌人”。我们回队后，就在战士中开展了一次为保卫县城而战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