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秦世禄，革命烈士，又名秦慕良，生于 1926年3月8日，重庆人，中共党员，为解放前夕川西红色记者、红色教师。1950年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在大邑县征粮工作中壮烈牺牲，时年24岁。

    1947年，成都“六二事件”后不久，在灌县西北边陲的二峨山的山道上，出现了一双平凡而又特殊的脚印。它左脚深右脚浅，默默地穿过棘丛，镌刻在大山的脊梁，农家的庭院。那是一双特殊的脚印，向峨的山认识它，向峨的水认识它，向峨的穷苦农民认识它。顺着那一串脚印望去，一个身影在一跻一跛地艰难前进。他就是秦世禄，农民弟兄们都亲切地叫他“秦先生”。

    光阴荏苒，秦世禄烈士已经离开我们65年。他当年是怎么从家乡到成都，有怎么从成都到灌县向峨从事地下工作的？他在向峨农村为党做了哪些工作？他后来是如何离开灌县？又是怎样牺牲的呢？对此，年初以来，笔者多次前往本市向峨、蒲阳山区，并到成都、双流、大邑，追寻烈士的红色足迹。

    杨柏良是向峨乡中碗厂（今东林村）人，今年89岁。作为我市民政系统目前唯一健在的一位离休干部，身体硬朗，神志清晰，记忆力也满不错。在市农林局副局级干部、红色文化志愿者任昌国同志的向导下，笔者如愿在蒲阳镇金腾小区见到了这位地下党出身的离休干部。

    “秦世禄又叫秦穆良，右脚有点跛，印象里是个残疾人，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呢！”殊不知，杨柏良老人对秦世禄的情况十分了解。

    在金腾小区，杨柏良老人就他所知的情况娓娓道来——

    秦世禄是川中丘陵地区资中人，当他刚刚能够记事的时候，不幸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的右腿给病魔致残了。不久，他的父母又相继病逝。真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家里只剩下了他和两个姐姐，三姊妹相依为命，艰难地生活着。疾病的折磨，父母的早逝，使年幼的秦世禄变得内向深沉。

    后来，秦世禄的大姐和姐夫迁徙成都，他也随着到了成都。在成都，几经周折，他进了协进中学唸书。他非常关心时事，关心抗战时局的变化。课堂上，地理老师讲到延安的有关情况时，他更是留心听讲，恨不得插翅飞到延安。在那里，他进步很大，虽然年龄尚小，却懂得了忧国忧民。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1945年冬天，秦世禄中学毕业，他决心去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邀约了一位姓苏的同学，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可是，当秦世禄和那位姓苏的同学徒步走到广元时，被国民党的关卡挡住了，去延安的希望破灭了。

    但是，秦世禄并没有因此丧气，他对革命的追求却更加强烈了。    1946年夏，秦世禄由杨伯恺介绍，去《华西晚报》社工作。《华西晚报》是中共秘密党员田一平1941年经手创办。创刊时只有八开，半年后扩大为四开。

    随着时局的变化，民主运动的发展，《华西晚报》的政治面目逐渐显露出来，在政治上为社会所瞩目。有人称它为“民主堡垒”，“文坛中心”。国民党把它叫做“共产党尾巴”。在国统区，成都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华西晚报》的处境一天比一天险恶，国民党特务经常上门捣乱，破坏营业部和编辑部的工作，秦世禄也常常和他们较量。

    白天，秦世禄蹲在编辑部里，整日伏案，默默地校对报纸清样；晚上，编辑部就是他的卧室，他躺在两条板凳搭着的一块门板上休息过夜。在报社，秦世禄除搞好报纸清样校对外，还挤时闻参加社会活动。他参加成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签名运动，党组织领导的“海星合唱团”。

    1947年3月，胡春浦同田一平商量，安排秦世禄收录新华社电讯消息。为了工作安全，秦世禄搬到华西后坝胡春浦家里。每天，他工作在收音机旁，收听新华社广播，记录新华社电讯稿，一整理出来后供晚报选用。

    1946年7月，蒋介石撕下了和谈伪装，公开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次年2月下旬，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中共四川省委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把全部工作人员强行护送回延安。6月1日晚，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实行大逮捕，捣毁《华西晚报》报馆和印刷所，捕走田一平，刘慕宇等九位同志。在晚报工作的秦世禄幸免于难，没被特务抓住、他当夜撤离，隐蔽在西门大姐家中。之后，他由组织安排来到了灌县（今都江堰市）向峨山区。

    向峨位于灌县东北边陲，地处灌、彭、崇（宁)三县交界边缘，国民党鞭长莫及，在那里的统治比较薄弱。境内山峦起伏，林密沟深，很有利于党组织的活动。早在1944年，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胡春浦就在那里创办向峨煤矿，建立了较好的地方统战关系，开辟了党的地下活动据点。

    秦世禄撤离到向峨不久，原在《华西晚报》一起工作的张韶(到向峨后化名壬兴发，后改名张扬>、杨太德也撤离成都来列了向峨。这里，群众基础比较好。很快，秦世禄、张韶、杨太德就与活动在向峨的陈若冰取得了联系。

    陈若冰向胡春浦汇报后，胡春浦说：“一，通过关系，安排来煤矿进步青年的社会职业，二，开设小商店，广泛接触工人和社会人士；三，在有了社会基础之后，建立革命武装。”同时，胡春浦又交给陈若冰法币二百万元，以资工作开展。

    向峨东林村一条小山沟，是最早的煤矿，以开采板板炭出名。在这条长约三四公里的山沟里，分布着上碗厂、中碗厂、下碗厂。在中碗厂附近，有一个大户人家因搬家到城里去了，院落内只有住着几个佃户，四五间耳房一直空闲着。花房子的主人杨代轩是杨柏良的幺老爷，曾经在当地买有田地40多亩。

    秦世禄个儿不高，三板子人，擅长唱歌，很喜欢接触群众。不久，他利用杨家花房子几间空房子筹办了义务小学，还开办“大成”字号小商店。利用这种合法形式站稳了脚跟，他打开了工作局面。

    杨家花房子义务小学，很受群众欢迎。农民弟兄很快送来了自己的子女，不到一个礼拜，学校就收了10多名贫苦人家子弟，最多的时候学生有二三十名。学校没有桌凳，同学们就从家里带来；屋子光线暗淡，就用煤油灯、清油灯照明。

    那时，秦世禄担负了学校的主要教学任务。由于国民党的腐败，这里还是文化的“洪荒时代”，学生大小不一，年龄悬殊很大，有的已是十四五岁的小青年，有的还是不满十岁的小儿童。

    根据这种情况，秦世禄因人施教，耐心教育，用革命思想启迪学生的心扉。他自己编写儿歌，教学生歌唱。歌词的第二段写道：“小呀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不为面子光，只为穷人要翻身，不受人剥削，不做牛和羊。”学生易懂易记易唱，革命歌曲唱到哪里，革命道理就宣传到哪里。这样，既教育了学生，又宣传了家长。

    1948年1月初，秦世禄由吕英接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分工，由秦世禄负责农运工作。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先后在农民、手工业工人中建立秘密群众组织——“互助会”、“翻身会”。

    党组织提出发展农村地下武装时，秦世禄联络一批有猎枪的农民，组成名义上是“狩猎”、“保护庄稼”，实际上是支持农民抗捐抗粮，惩罚当地恶势力分子，成为党领导的地下武装——“猎枪会”。

    1948年秋，“猎枪会”在石匣子开会，秦世禄吸收向峨碗厂和丰乐、桂花等乡一批新会员，建立丰乐、桂花两个党小组。1949年3月，秦世禄领导建立了向峨农村党支部。到1949年秋，“猎枪会”已经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有影响的农民武装。

    秦世禄虽然右脚残废，行动不便，但他为了联络农民，宣传革命，仍不辞劳苦地颠簸在向峨崎岖的山道上。他利用教师的身份，走村窜户，访问家长，以摆龙门阵的方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求解放。他以学生家长为骨干，作为联络穷苦农民的纽带，把穷苦农民团结起来。

    杨柏良家所在的杨家大院，正好就在杨家花房子斜对面。当年，杨家有五个弟兄，就有四个参加地下党组织。其中，大哥杨柏兴、二哥杨云泰最先加入地下党。1948年3月，经秦世禄介绍，杨柏良（老三）也成为地下党员。杨云峰、杨云登两个弟弟，都曾在杨家花房子义务小学读过书，受到过“秦先生”的熏陶。杨云登、杨华富、张学清等，都是秦世禄当年一手栽培出来的“得意门生”。解放前夕，他们或入党，或从军，或从政，走上了革命道路。

    那时，秦世禄很注意启发农民分析祖祖辈辈受穷的原因。他说：“我们穷人不是命穷，不是生来就穷。我们起早摸黑。一年四季忙到头，还没有吃没有穿，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粮户’(即地主)剥削我们，是‘粮户’吸干了我们的血。我们穷苦农民只要团结起来，就不怕‘粮户’。我们穷苦农民只有团结起来，打倒‘粮户’，才有出头之日，才有好日子过。”

    一席话，说得穷苦农民磨拳擦掌，心明眼亮，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这吃人的世道翻转过来。

    一次家访中，秦世禄了解到有的学生家长喜欢打猎，家里置有猎枪，他觉得这是建立革命武装的有利条件。于是，他便着手联络杨云泰、袁大成等学生家长成立了“猎枪会”。 杨柏良的二哥杨云泰因为威信较高，又有群众基础，以后还被推举为岷江纵队四支队支队长。

    1948年6月，“猎枪会”利用反动势力内讧，分析了贾维舟与曾诚志、任代俊之间的矛盾，决定利用这个矛盾，除掉无恶不作的贾维舟大管家唐少安，打击贾维舟势力。“猎枪会”同志认真研究后，由负责人杨云泰带领曾大高等“猎枪会”成员，带上武器----猎枪，于唐少安赶场回家路上截击唐，由于猎枪发生故障，唐未毙命，负伤后狼狈逃跑。同年9月的一天，“猎枪会”决定惩罚欺压百姓的欧保长。当日晚，杨云泰又带领几名“猎枪会”成员，以“报梁子”(即复仇)名义，去欧家山夜袭欧保长，欧负伤逃掉。慑于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地方恶势力的胡作非为大有收敛，再也不敢恣肆欺压百姓了。斗争的胜利，锻炼了农民，唤醒了农民，农民也学会了斗争。

    通过斗争的锻炼和考察，秦世禄在农民中发展了20多个党员，壮大了党的组织。“猎枪会”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上百人的农民武装组织。到1948年下半年，丰乐、桂花一带已发展“猎枪会”成员340余人。灌县解放时，这支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成“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岷江纵队”的骨干力量。

    秦世禄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善于用农民的语言把革命的大道理讲得通俗易懂，生动形象。青年农民不由得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满怀希望地说：“秦先生，你拨亮了我们心中一盏灯！”

    向峨山区贫苦落后，缺医少药，农民患病得不到治疗。眼看这样情况，秦世禄就用自己的钱买一些药物放在家里，为农民弟兄治疮治病。他见向峨袁大成一家生活无法维持下去，就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二万元(旧币)交给袁大成，叫他去做个小菜生意。袁大成感激涕零，握着他的手，久久地望着他，那饱含着千言万语的无言的眼睛，在他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1949年8月，灌县“祝廖事件”发生。为了安全起见，党组织把秦世禄由双流县转移到大邑县。当时，上级党组织为了扩大解放战争形势的宣传，打算办一个秘密刊物，报道解放区的消息，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秦世禄乐意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1949年6月，秦世禄带着一台收音机去双流擦耳岩（今岷江之滨的擦耳乡场镇），在当地党组织的安排下，由当地袍哥大爷徐茂森掩护。之后，便由徐护送去吴云宵娘家住下。不久，党组织又将秦世禄转移到徐茂森侄子徐海东、徐寿亭家（今擦耳乡临江村3组）。这样，秦世禄、徐海东、张泽石便一起在徐家瓦窑徐家圆仓办起了党的秘密刊物《火炬报》。这是一张油印小报，徐海东负责刻印，张泽石负责编辑，秦世禄负责新华社电讯稿收录。

    同年8月(农历)，党组织将秦世禄转移去大邑县周子勋家里。这时，徐茂森、徐海东在擦耳岩被捕，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徐寿亭也在黄水乡被捕。为了秦世禄的安全，组织上不得不又将他转移去一个新的地方。这是第五次转移，环境变得越来越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