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爆发后，大陆对港澳的日用品供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与冲击。1967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除了有些严厉的措辞外，还有一句令港英政府胆颤心惊的话：“香港的爱国者要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统治。”于是，在8月21日北京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就有人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号。22日，一些狂热的红卫兵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中英关系降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但是，即使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下，毛泽东、周恩来在香港问题上仍然是极其理智和冷静的。

    1966年10月，周恩来针对“文革”波及香港的问题指出，在香港搞“文化大革命”并不意味着要解放香港，香港搞“文化大革命”必须是和平的。对于岛内的抗议活动，周恩来坚决予以限制。当时有人提出要运送400名训练有素的内地红卫兵，和港内红卫兵一起开展反英活动，也被周恩来坚决拒绝了。周恩来的这些做法，是与毛泽东的此时态度完全一致的。

    但是，直到1967年9月初，毛泽东直接下令“禁止香港暴力斗争”后，香港左翼势力才接到国内指示，鸣金收兵，岛内反英活动开始明显减少。到年底时，香港事态基本恢复正常。但即使是在这种混乱形势下，由内地供应到香港的水、食物、原料等却未曾间断，并没受到任何影响。

    因此，当时就有国外学者发表评论，称：“香港就是这么奇怪的城市，信仰社会主义的中央政府支援它繁荣”，“北京提供了战后几十年香港社会稳定的客观条件，也给予了投资者充分的信心。……实际上，香港战后几十年的‘繁荣与稳定’环境，是北京营造的。”其实，更确切地说，当时的北京之所以能够在香港“营造”出这样的环境，主要还是因为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协商解决”的正确决策的结果。

    （四）七十年代，毛泽东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谈到香港问题，达成了“1997年双方平稳交接”的意向，并将此重任交给了邓小平

    进入70年代后，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建交，中英关系也日臻密切起来。不久，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加之香港新界“租约”期满的日趋临近，我国在继续坚持对香港既定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开始明确提出“解决香港主权”的问题。也就在此前后，联合国曾一度把香港、澳门列入反殖民宣言所使用的“殖民地地区名单”中。这意味着，港澳很可能会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或走向独立，或“国际共管”。这种情况，是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因此，1972年3月8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指出：“香港、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所谓‘殖民化’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同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大通过决议，批准了非殖民化委员会的报告，确认中国对香港、澳门的立场和要求，排除了其他国家（包括联合国）参与解决港澳问题的可能性，避免了港澳问题的复杂化。

    在这种情况下，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英国保守党领袖、政府首相希思。在会谈中，毛泽东自然谈到香港问题。周恩来、邓小平等当时都在现场。据希思事后回忆：“……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 ”希思当即代表英国政府作出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毛泽东回答：“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下旁边的周恩来)就不在了。”接着，毛泽东又指了下身边已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吧! ”

    两天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邓小平又同希思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具体会谈……当希思离开北京准备回国时，毛泽东见到他，半是幽默半是调侃地说：“97年到香港看回归啊! ”周恩来也微微一笑：“我们都要来! ”可事实上，希思却成了当时在场的双方领袖人物中经历“香港回归”的唯一见证人。

    （五）由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率先提出，后经周恩来归纳总结的“一纲四目”，为日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时，随着新界“租借期限”的越发临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更加迫切，时机也更为成熟了。于是，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希望双方就香港回归问题展开谈判。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也表示希望与中国商谈1997年后香港的安排问题。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在以后的谈判和协商中，邓小平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处理香港问题的思想和思路，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构想。后来，按照中英双方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7月1日零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讲话，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形式将“一国两制”固定了下来。

    需要指出的是：“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毛泽东、周恩来有关解决港澳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早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为了解决台湾问题，针对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设想和意见。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将这些思想意见加以归纳和总结，并称之为“一纲四目”。

    “一纲”就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则是:(1)台湾统一于中国，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介石；(2)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国两制”的构想，其内容是与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一纲四目”主张是十分相似的，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借鉴和演进关系。

    就这样，随着香港回归及香港特区第一位行政长官的产生，以及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的成立，香港的民主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从此，香港进入到“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