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相信很多人对这段文字并不陌生，这是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所写的《十六年前的回忆》，被收录进小学语文课本当中。

    近日，记者走进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故居，走近革命者李大钊。

    推开院子的门，一座三合院，宁静而质朴，李大钊先生和妻儿曾在这里生活了近四年（1920年春至1924年1月），这也是他在故乡河北乐亭之外，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他在这里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如今故居院内，两株海棠树依旧绿意盎然，走进其中，仿佛穿越百年时空，回望那段风云岁月。

故居内的院落（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

故居前的李大钊铜像（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

    卧房内可看到厢房会议室 妻子为他们望风、添水

    故居里的一草一木、一幅画像甚至一把座椅都有着很深的寓意。在李大钊不满38周岁的人生历程中，有10年是在北京度过的。

    在南北两个院落里，北房是李大钊、赵纫兰夫妇的卧室和堂屋，西厢房则是李大钊的书房和会客室，在这里，李大钊曾接待过很多文化名人和青年学生。

    记者走进西厢房的会议室，注意到屋内有一组书架，一组桌椅，桌上还随意地放着《新青年》《晨报》等报刊杂志。置身其中，仿佛可见当年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同志在会议室中开会讨论的热烈场景。

    这里曾经是党组织早期活动会议室，一直到后来党组织在陶然亭慈悲庵有了固定活动地点才改变。包惠僧曾在《回忆李大钊》一文中这样写道，“这间房子是三小间合成的一大间，靠着三面墙壁陈设着四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靠窗户的这一面，有一个相当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对面有两张条桌，条桌上面堆满了报纸和杂志，也同书籍一样，中国的、外国的都有。”

    当记者站在李大钊夫妇卧室时，还能望见西厢房内场景。据工作人员介绍，当年西厢房开会时，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就坐在卧室做针线活，为会议成员望风，并随时查看西厢房内开会的情况，根据会议进程去西厢房给大家添水。

西厢房的会议室（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

李大钊的书桌（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

西厢房内的旧风琴（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

    从小市场淘来旧风琴 用琴声掩盖会议声防窃听

    故居内的布置是通过参考李大钊后人的回忆以及相关历史资料进行的细节复原，就连木窗上糊的白色窗纸，都尽可能还原历史。

    在西厢房，有一架旧风琴引起不少参观者的注意，木质材料，黑色外观。看起来虽普通，但见证了李大钊的革命历程。

    据李星华回忆，李大钊经常去东边头发胡同的小市场淘一些旧家具和旧书，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李大钊带着葆华和星华在一个拍卖行里淘了一架风琴，回来后放在书房的西墙下，并亲自到厨房打了一盆水擦了又擦，把琴擦得锃亮，像新的一样。

    据记载，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李大钊常将子女召集到这个房间，教他们唱少年先锋队队歌和国际歌，对他们进行教育。在刮风下雨时，李大钊常用雨声和琴声掩盖他们唱革命歌曲的声音，防止别人听到。“他也用雨声和琴声，掩盖他们召开重要会议的声音，防止敌人窃听。”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921年12月11日，由罗章龙汇报陇海路罢工情况，为了庆祝罢工胜利，大家在这儿弹琴、唱歌、讲故事。

堂屋内摆放的电话机（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

    屋内陈设简朴 挂对联、摆放老式电话机

    故居内还有一处细节是李大钊在此居住最有力的证据。

    走进北房的堂屋，堂屋东侧的墙上，挂着一张刊发于《少年中国》1920年10月第2卷第4期的消息，里面记录了李大钊一家搬入石驸马后宅35号（现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故居）的消息。《少年中国》杂志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机关刊物，李大钊则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在北房正中堂屋，还有一部黑色老式电话机格外显眼。在此居住时李大钊的职务是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家中都配有电话，老北京的电话分东、西两局，李大钊家的电话号码是西局2257，胡适家的电话，则是东局2429号。

    尽管李大钊家有电话，但电话在当时还是稀罕物件，通讯方式主要还是靠书信往来为主。

堂屋布置（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

    堂屋和卧室为一个通间，是餐厅兼全家人的活动场所。走进堂屋，迎面可见的是两个掸瓶，中间还有一个座钟。

    在这间屋子里，李大钊曾经接待过陈独秀、邓中夏、梁漱溟、章士钊等众多同志和友人。置身其中，仿佛能让人联想到李大钊刚刚会见完客人的模样。

    在中堂画两侧，还悬挂着一副对联，李大钊十分敬仰明代忠臣杨继盛的气节，也很欣赏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一诗句，便在此句基础上，取陆游《文章》一诗中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妙”字，改写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曾设计每出一期《晨钟报》，都要写上一句警语。李大钊在第六号《晨钟报》上就选刊了“铁肩担道义”作为该期警语。李大钊非常喜欢这副对联，曾经多次书写，借此畅抒己志，也是他一生精神风范的真实写照。

    没有置下一套房产 一直靠租房生活

    当时，李大钊已有了很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身为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收入为120块银元，后来还兼任四所大学教授再加上稿费，最多时每月收入甚至能达到近三百银元之多。按当时的物价折算，2块银元可以买25公斤面粉，400银元就可以买一处四合院，他完全可以过上稳定而富裕的生活。

    但李大钊在北京居住期间，却没有为自己置下一套房产，一直靠租房生活。

    站在故居院中，记者看到，除正房是起脊建筑外，厢房和耳房都是平顶的。据介绍，这种造价低廉的院子，当时一般居住者都是平民老百姓或是穷人。

    李大钊用一句话解释其中的原因：“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

    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长女李星华所住的西耳房（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

    李大钊简朴的生活作风，也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

    在长女李星华所住的西耳房内，放着一副军棋，这是李大钊曾和孩子们亲手画的棋盘、折的棋子。在紧张的教学和工作之余，李大钊最喜欢和孩子们做的文明游戏，就是下军棋。李大钊对孩子们说：“自己做的玩起来是不是更有意思呢？其实这套军棋要是在外面买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可以做出来的又何必去买呢？在任何小事上面去节省下来以后想必可以去做更大的事。”

    李大钊夫妇也同样过着简朴的生活，在故居内，伉俪情深的生活场景依稀可见。

    在北房的李大钊夫妇卧室，房内的炕上铺着一张席子，一张木质的小桌占据炕面的正中心，桌上是一盏煤油灯和一本发黄的《红楼梦》。当年，赵纫兰不识字，李大钊只要一有闲暇就教夫人识字，久而久之，赵纫兰都能阅读《红楼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