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曩在本报著论，谓：“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孔子、释迦、耶稣辈之于此真理，皆为近似得半，偏而弗全。故吾人今日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毋宁信真理。”时贤多以为与目今之社会不相应，颇以为过。余友仲公，著《丁巳杂志》卷首发端，即陈此义曰：“……今日学术社会之不发达，与思想界之窒塞、腐败所由致之使然，其责读者固应分之，即著者亦乌能辞其咎。浅演之群，其智不足与语高深，譬执今之人而劝之，宁崇拜真理，勿崇拜孔子，必将哗然群詈，訾为大逆。虽有至理，其不能以入焉，固也。然彼之不知崇拜真理固愚，而我曰汝勿崇拜孔子亦过。喻之理而挑之怒，将求我信，宜乎其难。……”似为针砭余言而发者也。余既拜赐良友药石之箴，复喜余崇拜真理之主张，实已得吾友之同情，又进而以其委婉曲谅之言，展转以渐入社会之心趣，而潜消其訑訑固拒之程，益信真理之权威，不以流俗社会之未喻，而有所损削。余此后持真理以发言立义之气用益壮矣。

    言论之挟有真值与否，在其言论本身之含有真理之质与否。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以言违时之弊犹小，以言惑世之弊乃无穷焉。故吾人执笔以临社会，其当拳拳服膺、严矢勿失者，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二者交备，则逻辑之用以昭，而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盖背乎逻辑之推论，苟为根于事实而设者，视合于逻辑之推论，其所据全属子虚者，厥失为少。盖事实确而推论妄者，有时而或可合，推论正而事实虚者，则永世而无其果。吾人论事析理，亦但求其真实之境而已，一时幻妄之象，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

    然而宇宙之内万象森列，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应有尽有之实体，戛乎其难。即令各人竭其所知，以求真理之所在，而见仁见智，又人人殊，此其为道，不几一分而不可复合，一乱而不可复理，将言真理者愈众，求真理者愈多，而真理之为物愈以湮没而不彰乎？曰此不足以障真理之表显也。吾人各有其知力，即各有其知力所能达之境，达于其境而确将其所信以示之人，此即其人所见之真理也。言真理者之所谓真理，虽未必果为真理，即含有真理而亦未必全为真理。而能依其自信以认识其所谓真理者，即或违于真理，真理亦将介其自信之力以就之。故言论家欲求见信于社会，必先求所以自信社会之人，能自信者众，则此自信之众，即足成其社会之中枢，而能轨范其群于进步向上之途矣。故真理者人生之究竟，而自信者，又人生达于真理之途径也。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故自呱呱堕地之时，即求光明于兹世，而葬于幽暗之域，乃为死亡之特征。然则吾人苟有所自信，初不必计及社会之于吾言，或遵为天经地义，抑斥为邪说淫辞。古今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也。法律禁之，固所不许，社会压之，亦非得宜，使人人皆慑于社会心理之势力，而苟且姑息以与之因循敷衍，不惜枉其所信以暂屈于现状维持之下者，亦觉于真理之生涯未能彻底。平情论之，社会之进演、进步与秩序宜并重之。即高悬理想与俯就社会之言论，亦当兼容互需，而不可有所偏废，此立宪政治之所以重乎言论，而言论之所以重乎自由也。虽其立言之旨不容于当世，要其助益进步之功，亦与渐进之言论为用相等，或且过之。方其一群之中，犹自封于前人先圣之说，骤闻之或且訾为离经畔道之徒，而于其说乃扞格而不相入。究之自有此离经畔道之说，一于世人之思想，着其痕影，虽受之者期期以为不可，而由斯已得正负相反之意象，并列杂陈，以于不知不识之间，动其坚固不拔之单纯思能，彼纵始终对于斯说，深恶痛绝，而有较为和缓委曲之说，以向之陈说，斯其言之虽不得直接以承其信许者，而间接以收调剂之功，已为不少。即让步言之，此种骇世之言论，直接间接丝毫不为并世之人所用，亦不足以沮立言者之气，而遂默持其所信以终于暗昧之乡。此其事，古人有行之者矣！杨朱为我之说，墨翟兼爱之旨，固二子所信为真理者也，而孟轲之徒，则距之辟之，不遗余力，以无父无君罪之为禽兽。然自今日观之，其说于中国周秦时代哲学上之价值，固不减于孔、孟，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