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临时约法》为集矢之的，而世之谈国情者众。夫衡宪典于国情，宁匪可尚者，而以客卿论国情，则扞格之处恒多。纵其宅心立言，力辟国拘，而欲以诚挚自贡，虑其所谓国情者，究属皮相之见，不叶于实象，所向愈切，所去愈遥。况邦国之际，利害相反者有之，使其人而褊塞阴狠者，忠于己不必忠于人，则其标为治安之制者，安可信赖。盖国情之不可与客卿谋也久矣。

    今国人信为足与谋国情者，为日人有贺长雄与美人古德诺。二氏学诣之所造，吾不敢知。但知古德诺氏之论国情也，必宗于美，否亦美洲人目中之中国国情，非吾之纯确国情也。有贺氏之论国情也，必比于日，否亦日本人目中之中国国情，亦非吾之纯确国情也。幸而与谋国情者仅一美人一日人耳，而新约法之毛颜已斑杂二种。设更得黄金百万，开馆筑台，延纳列国博士，相与辩析天口，文擅雕龙，抵掌而论吾国情，时势潮流之所推移，群众狂暴之所酿煽，一人意志之所专恣，所能容与斟酌于国情者之量几何？将亦为天下挟策干时之士裂矣。夫非筑室道谋之类乎？

    往者有贺氏倡为总统内阁制之说，以迎当道，而宪法之风潮以起，吾侪已惊其立言之异趣矣。而新约法颁布之顷，古德诺氏复有《新约法论》刊于北京各报，所论是否谐理，姑不置辩，以新约法为物，无吾侪管窥法理之余地，独其所谓国情者，不能无疑焉。

    氏之论国情也，要谓吾民俗重视家族，淡于政治，自昔无选举制度，似谓国情如此，行代议政治有所未安者。吾尝思之，中国自唐虞之世，敷教明伦，亲九族以协万邦，家族之基，于以确立，聚族为村，有礼俗以相维系，国家权力之及于民者，微乎渺矣。百年而上，尚纯以放任为治，征赋折狱而外，人民几与国家无涉，国权之及于民也轻，故民意之向于政治也淡。然历代君人者，必以省刑罚、薄税敛为戒，其民始相安于无事，否则揭竿四起矣。尤以宅国大陆之中，闭关自守，历有年所，初无外力之激迫感动，而家族制度之巩固，亦足以远却国家之权力，故此状保持独久，民情亦因之稍异，斯诚近似。而今则何如者？近世国家政务日繁，财政用途亦日增，人民负担之重，已非昔比。于是“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之声愈高，而争获参政之柄者，亦不惜牺牲身命以求之。稽近世政变之由来，直可谓为因赋税之加重而起也。中国海通而后，亦竞立于列国之林，财政用途之扩张，不惟不能独异，而以屡逢创挫，国力益微，养兵赔款，穷索编氓，维新以来，负担益重。夫前之漠然于政治者，以国家权力之及乎其身者轻耳，今则赋重于山矣，法密于毛矣，民之一举一动，莫不与国家相接矣！纵悬厉禁以阏之，民亦将进索政权而不顾，乃谓其不习于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听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实逆乎国情之论也。苟能返吾民于上古榛莽之域，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者，虽无国家可也。即不然，取于民者有限，法令不如今之繁，赋敛不如今之重，使民不闻政犹可也。奈世无兹大力者堪与时势抗耳。抑氏不云乎：“官吏诛求过苛，民不堪命，故群起而抗之，然人民对于政治之权力，舍此固无他术也。”夫然，当此负担加重之时，吾侪乃谋所以避其反抗之道，欲以代议政治行于吾国，以免于祸乱，而氏必欲保吾已往之国情，必欲使吾民舍群起反抗无他术焉。吾不识制宪法衡国情者，将以求治乎，抑以蓄乱乎？  氏论最奇者，莫如“人民生计至艰，无参究政治之能力”，及“其人民既不习于代表之政治，而又有服从命令与夫反抗苛虐之积习，一旦改数千年专制之政体，一变而为共和，欲其晏然无事，苛非其政府有维持秩序之能力，盖必不可得之数矣”。吾之国民生计，日濒艰窘，无可掩讳，然遽谓其至于无参政能力之度，吾未之敢信。盖所谓生计艰者，比较之辞，非绝对之语，较之欧美，诚得云然，较之日本，尚称富裕，胡以日人有参政能力，而我独无也？此则大惑不解者矣。共和国民之精神，不外服从法令与反抗苛虐二者。盖共和国之所由建造，大抵为反抗苛虐之结果，而其所以能安于共和政治之下者，则必有服从法令之精神。今氏指斯二者为吾之国情民性，虞其不能晏然于共和之下者，抑又何也？且国无间东西，政无分共和、专制，政府要宜具有维持秩序之能力，此政府之通性也。共和国既不能独异，亦非特因吾之国情而需乎此者，氏以忠于国情过笃，竟忘其为政府之通性，何其率也！

    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谈宪法者，徒顾国情于往者，而遗国情于近今，可怪也。吾以为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盖宪法为近今之国情所孕育，风云变色，五彩旗翻，曾几何时？汉江之血潮未干，盟誓之墨痕宛在，共和政治之真义，尚未就湮，人且弃之若遗。如古德诺氏者，至不惜掘发欧洲古代之文辞故事于亡国荒冢之中，以章饰新约法，谓国家即帝国其质，元首即终身其任，亦无妨于共和之修名，惜氏所知者仅于Republic之一字耳。使更有人以周人逐厉之事相告，则论共和先例者，当更添一奇观矣。伤时之士，见有贺氏议论，怦然心动，至谓以地势相连，遂成今果，无善法以弥此憾，惟深望识时之彦，常往来欧美。呜呼！欧美人之言，岂尽可恃哉！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

    1914年11月10日
    《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
    署名：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