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李大钊同志是在一九二一年春天。象每一个不满旧社会压迫的有志青年一样，我也是经过了一段崎岖的历程，才认识了我们亲爱的导师——李大钊同志的。我从小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流浪孤儿。十二岁那年，我从偏僻的家乡步行一千八百多华里的崎岖蜀道，到成都去投考省立的一个中等女子技术学校。第二年，五四运动兴起，我接受了新思想，首先把辫子剪了。学校当局认为“有伤风化”，挂牌把我开除了。学生联合会给我十块银元，我就由望江楼乘小木船沿泯江到嘉定，再搭大帆船顺江东下，到了重庆。

    当时，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象我这样一个穷途末路的女孩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想到革命的摇篮——苏联去。那时吴玉章同志在重庆搞联省自治，我去要求他帮助，他给了我一百块钱，恰好陈愚生同志因有事和妻子病故，要去北京，三月间我穿着男装打扮，就跟他一道出川。滚滚的江流把轮船推出了夔门，经过武昌、上海，又折回南京转津浦路到达北京。李大钊同志知道我们要来，他早已等候在车站上。

    到了北京以后，陈愚生同志和李大钊同志经常在一起。他们一同到陶然亭选购坟地，很快地把陈夫人安葬后，就积极筹备召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的事。

    年会结束后，他们决定在陶然亭租赁南配房两间，表面上说是陈愚生同志住在那里给他夫人金绮园守墓，事实上是作为李大钊同志等做革命活动秘密开会的地方。那时，陶然亭芦苇丛生，塘水污臭，地处偏僻，可以避开敌人耳目，便于进行革命活动。

    到北京以后不久，就听到李大钊同志谈及前一批去苏联的青年，还被扣押在哈尔滨，不能前去苏联了。我感到去苏联的计划已成泡影，只好脱去男装，恢复原有的女学生打扮，准备进补习学校，然后再考大学。可是以后的经济来源呢？一想到这个问题，便不由得眼泪直流。有一天，我手里只有一块银元了，心里更加着慌。正当我躲在屋里，把整个脑袋埋在袖子上哭的时候，忽然有人轻轻地拍拍我的后脑。我那时又紧张，又羞涩，赶快擦干眼泪，揉搓着眼皮，装着刚从睡梦中被惊醒过来的神气，翻身坐起来一看，原来是李大钊同志。他微微地掀动着那威严的两片大胡须，温和而又亲切地说：“好孩子，怎么了，是没有钱吗？”我很不好意思地摇摇头，不肯承认。他又和蔼地问：“是想家吗？”想家这两个字，把我急得跳了起来：“我的家在那里呀？”李大钊同志又摸摸我的头，笑咪咪地说：“好孩子；到上海去工作吧！”“工作”这个新鲜的名词，使我又惊又喜，惊的是我能够作什么呢？喜的是我要能够工作，便什么困难问题都没有了。李大钊同志的伟大而深厚的革命感情，把我从痛苦的心情中解放出来了。

    不久，李大钊同志和陈愚生同志就买好三张二等车票，把我带到上海去。到上海以后，李大钊同志叫我到闸北虹口的袜厂去做学习女工，还给我三十块钱交押金。等到我已经学习成了熟练女工以后，便要我去平民女校工作部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同志和其他同志三三两两地，经常到那个学校的第二层楼上亭子间里商量革命的事情。那间光线不太好的小亭子间，就是我的宿舍。我每天在楼下工作室里一边工作，一边给他们守门。李大钊同志大多是和陈愚生同志并肩地从我们工作室的窗户跟前走过，有的时候邓中夏同志也和他们一齐进门来，我一看见就出去和他们打招呼。有一次李大钊同志独个儿比较来得早一些，他一进门便向我招招手，又点点头，意思是叫我跟他上楼去，他又把亭子间的门关好，轻言细语地问我：“好孩子，你在工作室里，能够注意到窗户以外的事，自己人来的时候，处理得很对。万一别的人来了呢？你怎么办？”原来，李大钊同志机警细致，惟恐我年轻幼稚，当他们开秘密会议的时候，会让别的人也上楼去了。

    平民女校工作部有十二部织袜铁机，六部织毛巾的木机，学校原来计划是由工作部生产成品，向市场出售来维持。可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有技术，其他的人是学生，不会作，所以入不敷出，工作人员经常领不到工资。这时，李大钊同志又看到了我的困难，在那个学校未关门以前，他每月都给我十块银元，每个月除去四块银元的包伙食而外，其余的要我买点副食品和日常需用的东西。李大钊同志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使我深深地感动，我只要看见他，或者听到他的声音，我便感觉到温暖，便会感觉到作什么都有了信心。

    由于种种原因，平民女校不幸关门了。我又飘零无依，感到前途茫茫的时候，李大钊同志等要到西湖去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我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去送行。送上车厢，车快要开了，我正想跳下，李大钊同志等又把我拦住，由李大钊同志亲手给我临时补了一张车票，把我带到西湖去。原来他们不放心我单独一个人留在上海。

    他们到西湖以后，都住在湖滨旅馆，利用所游览的风景区，作为临时会场。他们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地经常变更会址。大会由李大钊同志主持。在开会的中间，他又和陈愚生、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秘密商谈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