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迅即把自己融于变革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的毛泽东，李大钊继续给予悉心的“帮扶”。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大回到湖南。8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湖南“留俄运动之先锋队”，又与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书社于8月2日在长沙举行成立会，9月9日开始正式营业。在书社的经营活动中，遇到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大钊又一次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长沙文化书社所销售的书籍中，有北京大学丛书和新潮丛书，以及非丛书的书籍约50多种，均来自北京大学出版部，而且是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采取“免去押金”的办法。

    在随后的岁月里，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曾和李大钊有过一段更加密切的交往和合作：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会议上，为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而共同努力。 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两人配合默契，如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李大钊针对“不能党中有党”的说法据理陈词，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毛泽东则趁机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从而使反对国共合作的提案被轻易否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1月，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李大钊对此极为赞赏，并在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实际上，毛泽东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时候，李大钊就把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目光转到了农村。他在1919年2月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热切地号召有志青年到农村去。李大钊在文中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 （《李大钊文集》）李大钊在1925年发表的《土地与农民》一文，更是深刻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的运动、农民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大意义，提出了“耕地农有”的主张（《李大钊文集》）。指出了农民的要求以及如何在农村工作。毛泽东还把此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这些文章对于毛泽东后来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倾心农民运动并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毛泽东对“农民问题乃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个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和杰出贡献，与建党初期李大钊的引导和启发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李大钊的思想和见地不仅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人生道路，而且对后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深深的影响和奠基作用。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风范，在毛泽东心中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领路人。

    （作者单位：沈阳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