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焦光耀，山西榆次人，生于清朝末年的1912年，牺牲于1947年。山西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在聂荣臻领导的太岳二分区工作，据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八路高占华老同志（原姓韩，山西寿阳人，现年92岁高龄，山西省公安厅一处原处长）讲，我伯父曾是负责边区保卫工作的，是闫锡山在我们家乡所谓“黑名单”上的第一个人。由于叛徒的出卖，在“白区”不幸英年早逝。

    今天，是解放太原64周年纪念日，在此我谈谈我对我伯父的认识。其实我并没有见过我伯父，他在1947年就被闫锡山的反动派杀害了。据我父亲讲：在1947年，由于叛徒的出卖，闫锡山的走狗从我家把我伯父抓走，走狗们让我伯父说出其它共产党员的名字，我伯父坚决不说，后又引诱我伯父公开退出中国共产党，我伯父也坚决不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伯父“机智”地跳井自杀（后来反动派将我伯父的头割下来，“号令”于“白区”）。我伯父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选择的是“死”，为得是保存革命力量。他的选择和追求是在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下，用毛泽东思想和延安革命精神武装自己的头脑，以民族利益为重，不惜个人一切，甚至是生命，所表现出来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伯父是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合格战士，是延安精神闪烁的光芒在山西大地映衬的革命精神风貌，他的信仰和选择永远是我做人的标准，因为他的信仰凝聚着毛泽东思想和延安精神。

    对于我伯父的人生选择，我从来没有纳闷过，因为正确的人生观，高尚的信仰，伟大的思想，永远是指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走向胜利的保证。

    他的选择，对我的人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做人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办好每一件事情的基础。胡汉三、南霸天等牛鬼蛇神做的事是一个样，而革命年代和红社会时期的董存瑞、雷锋、焦裕录、王进喜、吕玉兰、王宏斌等革命同志做得事是另一个样，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向往的方向是什么。前者是牺牲大众谋求个人的利益，而后者是牺牲自己谋求劳苦大众的幸福。它告诉我们，不同思想的人有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人生观注定了不同的生活、生存方式。概括的说就是“私”与“公”的问题。
第二是信仰问题。信仰问题就是人生观的问题。只要我们有了信仰，就有前进的动力，就不难分辨谁是我们的同志，谁是我们的对手。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永远不会找他真正的敌人，永远是一台没有发动机的机器。

    第三是学习问题。也就是要向谁学习的问题。学习是一件极其严肃的大事，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出问题是必然的。俗话说，跟好人，出好人，跟上死鬼上了身。究竟谁是好人，谁是死鬼，那就看我们是要做好人，还是要做死鬼。深信，好人万古长青，死鬼遗臭万年。我们不能因为是自己的亲人而坚信他就是个好人，也不能因为是别人就坚信他不如我们自己。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应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

    当前，无论是我们党内外，还是国内外，有一股歪风邪气严重地侵害着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总有一小撮别有用心之人歪曲、篡改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歪曲、丑化、诽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包括延安精神），甚至恬不知耻地充当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汉奸、走狗、卖国贼），试图达到他们复辟倒退社会，使广大劳苦大众供养他们的丑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