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阳光明媚，万木回春，原野的玉兰花开了，花团锦簇，英姿各展。此时此刻，吕玉兰留给我的记忆片段，像一粒粒散落在时间长河中的珍珠，不时地闪现在我的脑海中。

    吕玉兰，曾是一代中国妇女、中国农民的骄傲。她1940年2月出生于河北省临西县东留善固村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15岁的吕玉兰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农业合作社社长。从此，她带领群众战风沙、治盐碱、开荒植树、打井修渠，把荒沙变成了一片绿洲。1958年，吕玉兰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20岁的吕玉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发表的《十个为什么？》闻名海内外。1969年当选中央委员，连任三届；并连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 10年省委书记后，又任正定县委副书记、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1993年3月31日，因长期操劳过度不幸逝世，享年53岁。

    吕玉兰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逐步成为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和第一个女省委书记。她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又是十分辉煌。在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浩荡征途中，吕玉兰一直秉持坚定的政治信仰，以敢于担当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能上能下，能官能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开出一枝玉兰花

    我从小就熟悉吕玉兰，这是因为我小姑与她是同村一个生产队的，小姑父又是小队长，他俩人虽年龄相差十几岁，但脾气秉性相投，小姑父是吕玉兰的得力干将。我小时候去姑姑家串门时，姑父最爱给我念叨的是玉兰带领他们在村里干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姑父说：玉兰是俺看着长大的，别看是个女娃子，从小就聪明好学，有主见，敢作敢为，是个干大事的人。俺村地处黄河古道，是个有名的穷沙窝。老辈人曰：“沙荒地，不养家；不怕种，光怕刮；神仙不下界，累死也白搭。”十年九灾，常年吃了上顿没下顿，外出讨荒要饭是家常便饭。

    全国解放后，靠国家救济。日子好过些了，但只是能勉强维持生活。1955年，15岁的玉兰高小毕业回村务农，被大伙推选为农业合作社社队长。她就下定决心，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在村北白茫茫的千亩沙荒上种树，防风固沙，是俺村几辈人的梦。可当时村里穷的掉渣，哪有钱买树苗呢？包括俺在内不少人都为此担忧，替她捏了一把汗。玉兰却不怕这难那愁，领着一群姑娘，蹬梯子，攀墙头，上树采榆钱和槐荚。一个春天下来，采了满满一大囤树种。冬季造林时，吕玉兰又成立了“妇女造林队”。每天清晨，她背着树苗，顶着寒风，来到沙滩上造林，一气儿干到日落才收工。有多少天，她顾不上梳头、顾不上洗脸，眼熬红了，手冻裂了，脚上满是冻疮，和鞋子粘到了一块，睡觉也不敢脱鞋。有人叫她“红眼老马猴”，有人称她“土地奶奶”，有人唤她“傻玉兰”。还有人劝道：“玉兰，你上没哥，下没弟，过几年说个婆家，还不知道嫁到哪儿去呢？你为谁这么卖命？”她笑笑回答：“俺植树造林，是为大伙过上好日子。”到1959年，一共栽树11万棵，把村北那片沙荒地变成了绿洲。挡住了风沙的危害。俺村几代人的梦想，在她手上竟变成了现实。

    “玉兰是干出来的！”这是俺村里人的共识。土地深翻，吕玉兰赤膊上阵，走在前面。寒冬腊月，打井抗旱，她带领一伙妇女下井，打破千百年来女子不能下井的封建迷信。1963年，河北中南部连降暴雨，俺村首当其冲，成为沼泽之地。玉兰又带领大伙立即投入到抗洪救灾之中，她连续六天六夜鏖战在第一线；在大伙共同努力下，终于挡住洪水，保住了家园。随后她又带领大家开展生产自救，在洼地上压条子，坡地上种杨柳，沙荒上种果树，沙坑里种芦苇。从此，全村先后栽树百万多株，种果树上千亩。

    俺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林茂粮丰、五业兴旺的富裕村。这时吕玉兰也是飞机上吹喇叭——名声在外。她成了国家、省、地、县四级劳模和学毛著积极分子。在1966年河北省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不管风吹浪打》的典型发言，引起了轰动。随后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第一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并应邀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介绍经验，受到与会党内外知名人士的普遍称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专程从京到村采访吕玉兰，称她“中国农村知识青年的学习榜样。”从此，我对吕玉兰佩服的五体投地。暗暗下决心，长大做吕玉兰式的人。也正因为小姑父，我从小就跟吕玉兰认识，成了忘年交。在东留善固村或其它地方相见时，她只要手头事不太忙，每次都热情拉着我的小手说个没完，多次给我讲刘胡兰、徐建春和雷锋的故事。当她知道我上小三年级以来，利用周末去本村一个80岁的五保户家打水扫地后，很高兴，热情鼓励我。在她的鼓励下，我坚持以她为榜样,连续5年给这位老太太义务服务到送终。不仅受到学校表扬，还被公社评为“学雷锋好少年”。

    风吹浪打花更红当时的吕玉兰，年仅26岁，是少年得志，功成名就，风光无限。但苍天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历练更严峻。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三年困难时期”。身为村支书的吕玉兰，不但要管好农业生产，还要管好群众吃、喝、拉、撒、睡，每天早上睁眼都有一堆事，从早忙到晚，一会也不能停。 “风雨之夜查民房”，全村大街小巷都留下她的脚印。逢年过节，带领村干部给孤寡老人打扫卫生。为村里的妇女生育安全，身为大姑娘的她利用治病之机学会了的新法接生。回村给村妇孙淑华接生时。开始家人说啥也不同意，她干这种伤风败俗的事，经过她一番苦口婆心耐心讲道理，才勉强同意。她按新法接生成功，母子平安，才得到大伙的真正认可。从此，新法接生在东留善固村才推广开。这些是忙点累点，对她来说，没啥。已经习以为常。

    对吕玉兰真正磨难是，全国农村展开了一场“整风整社”运动，村上私心重的人以为有机可乘了，就散布谣言，煽动群众，趁玉兰到县里参加全县四级干部会的时候，把村北那片树木全平了，仅几天队里竟一连死了7头牛。他们还串通一气向上级写诬告信，告玉兰“黑状”，把大字报从村里一直贴到十里外的下堡寺镇上，甚至连玉兰家的大门都糊上了。什么骂人的话、“上纲上线”的话，都写上了。企图整垮吕玉兰。心里没病死不了人。吕玉兰认准这个理。她回村后，在晚上召开的村“整风”会上，客观的分析了自己担任村支书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失误，一条一条对照检查，不回避问题，诚恳接受大家批评。但由于个别人一直胡搅蛮缠，“整风”会开到后半夜。散会前，吕玉兰仍然不顾身心的过度疲劳，仍然像平常一样，安排好明天的生产活动。

    吕玉兰不仅喊出“整风要整出干劲来”的豪言壮语，而是还把它变成自己的实际行动。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她就起床，大步流星走到村部，用劲敲响上工的大钟，招呼大伙集体走向农田劳作。天天如此。很快，在县委工作组的明查暗访下，澄清事实，真象大白。不久，粗线条“四清”运动又来了。村里的这些人又蠢蠢欲动，上窜下跳，迷惑不明真相群众，到处搜集玉兰的“黑材料”，写匿名信，告黑状，再次想打倒吕玉兰。纸里包不住火，经过上级党组织实地调查，再次为吕玉兰洗清不白之冤。

    事实证明吕玉兰是一位读毛主席的书，听党的话，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优秀村党支部书记。可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了。吕玉兰又受到冲击，靠边站。好在周总理的过问和乡亲们明里暗里的保护，吕玉兰又一次闯关成功，涅磐重生。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经过落落起起，沉沉浮浮的风雨摔打的吕玉兰，不仅仅是只热爱黄土地，满脑子想改变家乡面貌的 “花木兰”，已经成为一个心系苍生、忠心报国、高屋建瓴的政坛新秀。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担任省、地、县的领导，成为“头扎白毛巾”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兼临西县委书记。

    在荣誉、地位和鲜花簇拥之下的吕玉兰，是怎么独善其身的？ 早在1966年，她那篇享誉海内外的《十万个为什么？》的雄文里就已表明，她心里装着整个国家和人民，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大公无私，不做“损公肥私”、“损人利已”的小精人，心甘情愿做为人民服务的“大傻子”。

    1960年，吕玉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就给自己和家人“约法三章”，不请客，不送礼，不沾公家的一点光，甘当“赔本干部”。到县上开会或因公出差，她都自带“干粮”，或自掏生活费，从不找大队会计报销。她母亲说：“玉兰，几十斤鸡蛋给你搭进去了，三窝小猪也给你赔进去了”。

    担任省委书记后，吕玉兰仍然坚持下乡劳动，回家后住平房，吃大食堂，一家人过着市民的最低的生活标准，年底省委给她一次补贴，她坚决不要，如数退回。 有一位哲人说：“自制力就是权力”。吕玉兰的自制力让人佩服，也在众人面前树立了威信。也承受住了各种各样风雨历练和考验。

    “文革”初期，她靠边站，戴高帽，遭批斗，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但她毫无怨言，对那些曾反对甚至批斗过她的人，正确对待，不计前嫌，大度宽容。摁过玉兰脖子的青年骑马摔成重伤，玉兰组织人对其进行抢救并亲自去外地购买特效药。批斗她的“积极分子”想征兵入伍，玉兰积极支持，使这个青年顺利入伍，成为一名优秀的解放军战士。

    1970年初，刚高中毕业的我。有一次去县城，办完事后，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冒昧闯进县委大院。想见识一下这位当了“高官”的吕玉兰，跟过去有啥不一样。那天，她正在办公室忙碌着，见我进门，仍象往常一样热情款待。她放下手头的工作，让我坐在她办公桌前的沙发上嘘寒问暖。当我目视到她正面墙上，毛主席与她握手的巨幅彩照时，她站起来给我详细讲了毛主席在“九大”闭幕式上亲切接见她的情景，听得入迷，至今念念不忘。当她在知道我高中毕业后心神不定时，又给我讲了她高小毕业后为啥选择回村务农，热情鼓励我把青春和知识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分手时，她还从书柜里取出一本《十个为什么？》单行本小册子送给我留念，至今我仍珍藏着。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么多年以来，吕玉兰那肺腑之言仍记忆犹新，像一股暖流，温暖着我；像一盏明灯，点亮我。从此，我牢记吕玉兰大姐谆谆教诲，时时处处以她为榜样，全身心投入火热的农田基本建设，既磨炼就一副铁肩膀，也炼就铁一般意志，在劳动之余勤奋写作，成了当地有名的“土记者”。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成为一名正式记者和作家，并走上县级领导岗位。但我仍笔耕不止，不仅有2000多篇稿件发表在中央、省、市新闻媒体上，还撰著出版了《龟志》、《滴水集》、等13部著作。

    “能上能下”成佳话“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是吕玉兰一生的真实写照。1981年9月，吕玉兰的人生再次出现波折。她从“九五之尊”的省官落至“七品芝麻”的县官，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还有所谓“八大问题”，待查。这落差之大，挑战之严峻，使人难以想象。对此，我和众乡亲都有点忐忐忑忑，为她担忧。

    第二年春天，我选择了一个周末，去石家庄看望她。刚进门，就听到她朗朗笑声，她与我握手，互致问候后，立即引我到她楼南侧一块巴掌大的“小菜园”观光，原来她正在小菜园松土、拔草、浇水、插秧，干的正欢，只见满园：绿油油的菜，红红的石榴花，满架的葡萄藤，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生机盎然。回屋我和她相视而坐，她更加热情奔放，豪情满怀。言谈中没有一丝抱怨不满情绪，跟当年身居高位的吕玉兰还是一个样，处变不惊，似一株幽兰，落落大方，不亢不卑，亭亭玉立。

    吕玉兰到正定县上任，第二天就下村调研。当时正定县委机动车少，但县委书记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让县委办公室安排小汽车陪同，但被她婉言拒绝。她还是她，一点不搞特殊，每天骑自行车下村，早出晚归，不到几个月就把全县所有的公社和几十个村跑遍，了解到该“高产穷县”的实际现状，为切实减轻正定县人民的负担，生养生息，她冒着政治风险，跟县委书记两人一道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在他们的全力争取下，终于使正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到2550万公斤，为正定县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吕玉兰又根据正定县的实际，提出了“农民要想富，必须上工副”的发展思路，被县委认可后，又主动请缨分管这项工作，她不顾自已身体有病，亲自带队，走南闯北学习取经，迅速打开了全县多种经营的新局面，使正定面貌大改变，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表扬。同时，她所谓“八大问题”也彻底澄清。吕玉兰心甘情愿地给县委书记当助手，全力配合。当时，吕玉兰在百公里以外保定市的河北农业大学学习，还时常在节假日回正定了解县里的工作，给县委书记当参谋、出主意，想对策。

    正定县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开始酝酿发展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通过多方努力，县委书记把拍摄地争取到了正定县。原计划用57万元制作假布景，但他从正定县长远旅游开发着想，与其用假布景，拍完就了事。不如建成实景，为正定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但这需要增加投资300多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而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这时，恰巧吕玉兰从保定回县，征求她的意见时，她表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旅游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前景，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县委抓得好，抓得及时，她全力支持。同时她利用这短暂逗留时间，给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做工作。在玉兰的支持和配合下，最终形成一致意见。正定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大观园”的决定。如今，正定县的旅游已成为一个大特色产业，当年修建的“荣国府”和“大观园”也成为正定县旅游业的最大名牌和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