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在县委工作组的明查暗访下，澄清事实，真象大白。

    不久，粗线条“四清”运动又来了。村里的这些人又蠢蠢欲动，上窜下跳，迷惑不明真相群众，到处搜集玉兰的“黑材料”，写匿名信，告黑状，再次想打倒吕玉兰。纸里包不住火，经过上级党组织实地调查，再次为吕玉兰洗清不白之冤。

    事实证明吕玉兰是一位读毛主席的书，听党的话，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优秀村党支部书记。

    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风骤雨又开始了。吕玉兰被当作执行现行反动路线典型推到全县万人大会上，脊背插着削尖的竹竿旗子，被人揪住头发，拧着胳膊，和地县的其他领导人一起挨批斗，竹尖刺破了她的脊背，滴滴点点的鲜血流到批斗台上，最终背上还留下了疤痕。批斗完之后，她又被关押，像囚犯一样，失去了人身自由，长达半年时间。这内心的创伤和筋骨的损伤，文字都难以形容。吕玉兰靠坚强的理想和信念，承受着这炼狱一般的苦难之后，她明白了从关心党和国家发展大计着想，她经过一番深入思考，满怀深情的偷偷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详细陈述了对时局的担忧及个人处境，在一位好心人帮助下，投递给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总理的过问和乡亲们明里暗里的保护，吕玉兰又一次闯关成功，涅磐重生。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经过落落起起，沉沉浮浮的风雨摔打的吕玉兰，不仅仅是只热爱黄土地，满脑子想改变家乡面貌的 “花木兰”，已经成为一个心系苍生、忠心报国、高屋建瓴的政坛新秀。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担任省、地、县的领导，成为“头扎白毛巾”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兼临西县委书记。

    在荣誉、地位和鲜花簇拥之下的吕玉兰，是怎么独善其身的？

    早在1966年，她那篇享誉海内外的《十万个为什么？》的雄文里就已表明，她心里装着整个国家和人民，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大公无私，不做“损公肥私”、“损人利已”的小精人，心甘情愿做为人民服务的“大傻子”。

    1960年，吕玉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就给自己和家人“约法三章”，不请客，不送礼，不沾公家的一点光，甘当“赔本干部”。到县上开会或因公出差，她都自带“干粮”，或自掏生活费，从不找大队会计报销。她母亲说：“玉兰，几十斤鸡蛋给你搭进去了，三窝小猪也给你赔进去了”。

    担任省委书记后，吕玉兰仍然坚持下乡劳动，回家后住平房，吃大食堂，一家人过着市民的最低的生活标准，年底省委给她一次补贴，她坚决不要，如数退回。

    有一位哲人说：“自制力就是权力”。吕玉兰的自制力让人佩服，也在众人面前树立了威信。也承受住了各种各样风雨历练和考验。 “文革”初期，她靠边站，戴高帽，遭批斗，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但她毫无怨言，对那些曾反对甚至批斗过她的人，正确对待，不计前嫌，大度宽容。摁过玉兰脖子的青年骑马摔成重伤，玉兰组织人对其进行抢救并亲自去外地购买特效药。批斗她的“积极分子”想征兵入伍，玉兰积极支持，使这个青年顺利入伍，成为一名优秀的解放军战士。

    1970年初，刚高中毕业的我。有一次去县城，办完事后，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冒昧闯进县委大院。想见识一下这位当了“高官”的吕玉兰，跟过去有啥不一样。

    那天，她正在办公室忙碌着，见我进门，仍象往常一样热情款待。她放下手头的工作，让我坐在她办公桌前的沙发上嘘寒问暖。当我目视到她正面墙上，毛主席与她握手的巨幅彩照时，她站起来给我详细讲了毛主席在“九大”闭幕式上亲切接见她的情景，听得入迷，至今念念不忘。当她在知道我高中毕业后心神不定时，又给我讲了她高小毕业后为啥选择回村务农，热情鼓励我把青春和知识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分手时，她还从书柜里取出一本《十个为什么？》单行本小册子送给我留念，至今我仍珍藏着。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么多年以来，吕玉兰那肺腑之言仍记忆犹新，像一股暖流，温暖着我；像一盏明灯，点亮我。从此，我牢记吕玉兰大姐谆谆教诲，时时处处以她为榜样，全身心投入火热的农田基本建设，既磨炼就一副铁肩膀，也炼就铁一般意志，在劳动之余勤奋写作，成了当地有名的“土记者”。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成为一名正式记者和作家，并走上县级领导岗位。但我仍笔耕不止，不仅有2000多篇稿件发表在中央、省、市新闻媒体上，还撰著出版了《龟志》、《滴水集》、等13部著作。

    姐弟情深成佳话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是吕玉兰一生的真实写照。

    1981年9月，吕玉兰的人生再次出现波折。她从“九五之尊”的省官落至“七品芝麻”的县官，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还有所谓“八大问题”，待查。这落差之大，挑战之严峻，使人难以想象。对此，我和众乡亲都有点忐忐忑忑，为她担忧。

    第二年春天，我选择了一个周末，去石家庄看望她。刚进门，就听到她朗朗笑声，她与我握手，互致问候后，立即引我到她楼南侧一块巴掌大的“小菜园”观光，原来她正在小菜园松土、拔草、浇水、插秧，干的正欢，只见满园：绿油油的菜，红红的石榴花，满架的葡萄藤，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生机盎然。

    回屋我和她相视而坐，她更加热情奔放，豪情满怀。言谈中没有一丝抱怨不满情绪，跟当年身居高位的吕玉兰还是一个样，处变不惊，似一株幽兰，落落大方，不亢不卑，亭亭玉立。

    吕玉兰到正定县上任，第二天就下村调研。当时正定县委机动车少，但县委书记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让县委办公室安排小汽车陪同，但被她婉言拒绝。她还是她，一点不搞特殊，每天骑自行车下村，早出晚归，不到几个月就把全县所有的公社和几十个村跑遍，了解到该“高产穷县”的实际现状，为切实减轻正定县人民的负担，生养生息，她冒着政治风险，跟习近平两人一道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在他们的全力争取下，终于使正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到2550万公斤，为正定县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吕玉兰又根据正定县的实际，提出了“农民要想富，必须上工副”的发展思路，被县委认可后，又主动请缨分管这项工作，她不顾自已身体有病，亲自带队，走南闯北学习取经，迅速打开了全县多种经营的新局面，使正定面貌大改变，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表扬。同时，她所谓“八大问题”也彻底澄清。

    吕玉兰在正定三年，最大的收获是与习近平总书记建立了同志姐弟深情。

    如今，习近平同志成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掌舵人。她俩在正定结下的革命姐弟深情，也成为一段人间佳话，名垂青史。

    吕玉兰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不久，习近平同志也从北京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虽然分工不同，但两人配合默契，协调联动，其各自分管工作都有起色。

    习近平同志担任县委书记后，吕玉兰心甘情愿地给他当助手，全力配合。当时，吕玉兰在百公里以外保定市的河北农业大学学习，还时常在节假日回正定了解县里的工作，给习近平同志当参谋、出主意，想对策。正定县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开始酝酿发展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通过多方努力，习近平同志把拍摄地争取到了正定县。原计划用57万元制作假布景，但他从正定县长远旅游开发着想，与其用假布景，拍完就了事。不如建成实景，为正定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但这需要增加投资300多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而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这时，恰巧吕玉兰从保定回县，征求她的意见时，她表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旅游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前景，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县委抓得好，抓得及时，她全力支持。同时她利用这短暂逗留时间，给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做工作。在玉兰的支持和配合下，最终形成一致意见。正定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大观园”的决定。如今，正定县的旅游已成为一个大特色产业，当年修建的“荣国府”和“大观园”也成为正定县旅游业的最大名牌和亮点。

    1985年6月，吕玉兰经过河北农业大学深造后，也离开了正定，到河北省农业厅任副厅长，党组成员。1990年4月患了脑血管痉挛症，但她仍坚持带病工作，就这样，她的身体状况又明显恶化，但她总舍不得休息，忙个不停。过度劳累的她，终于再次被送入医院。1993年3月31日，吕玉兰因病医治无效，在省会石家庄逝世。

    人生相遇皆有缘，我与吕玉兰曾经有过几次的交流接触，虽然每次都很短暂，但与她交谈，总是如沐春风，对我一生都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感染和影响，我永远记得她那双睿智沉稳的大眼睛。53岁生涯的她，似乎没有什么休息间隙，一重重困境，一道道关隘，劈荆斩棘，勇往直前，执着不悔。终其吕玉兰的一生，她的眼神一直那么清亮，语调总是轻柔和缓，壮怀激烈藏于之中，深谋远虑隐于气定神闲。

    吕玉兰去世一年之际，习近平同志在百忙之中，还抽暇专门为她写了篇悼念文章。文中深情写道：“玉兰同志逝世已经一年多了，但我的脑海里，时常还浮现着她的音容笑貌，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三年，建立了浓厚的同志姐弟情谊。特别是我当县委书记时，她对于我的鼓励、支持和帮助，至今我想起来还心头热乎乎的。”

    “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她像一位大姐一样，惦记着我的饮食起居，常从家里拿来鸡蛋、挂面、点心给我，劝我按时进餐。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她劝我要经常活动活动，加强体质锻炼，不要累坏了身体，不要吃年轻的本钱。”……

    在悼文最后，习近平写道：“玉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习近平同志说出了众人的心声。吕玉兰富于理想，勇于创新，孜孜不倦地奋斗精神，就像她的“十个为什么？”曾经激励无数人一样。现在，她人虽走了，但精神还在，她为更多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理想之光。

    作者简介：
    王金锋，男，河北省临西县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管理学院人文科学研究员，曾任《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特约记者，邢台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北日报》和新华社、《求是》杂志社等中央、省媒体上发表2000多篇稿件，并先后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龟志》，《100名人惜时故事》等著作13本（30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