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好女儿，人民的吕玉兰。(中红网红色图库)

1969年4月24日下午，在党的“九大”上，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吕玉兰，说：“你就是吕玉兰，你的名字我记下了。”(中红网红色图库）

1993年3月，习近平（左二）和夫人彭丽媛（左四）专程到石家庄看望病中的吕玉兰（左三）。右一为吕玉兰丈夫江山，右二为大女儿江河，左一为小女儿江华。(中红网红色图库）

1993年3月，习近平（左二）和夫人彭丽媛（左四）到石家庄看望病中的吕玉兰（左三）。右一为吕玉兰丈夫江山，左一为正定县县长程宝怀。（中红网红色图库）

    浩然，一个因写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文学作品《艳阳天》而名声大振的文学家。吕玉兰，一个带头搞合作化的全国劳动模范。在“合作化运动”被批判、被否定的时候，他们的命运都发生了转折。

    多年来，在这个连共和国最主要的缔造者毛泽东、中国新文化的方向鲁迅都是可以任人在任何场合，包括高等学府的课堂上、报刊杂志里“自由”评说和批判的“时代”，对浩然这样一个没有学历、无权无势、无“靠山”的“草根”作家，射几只响箭，捅上几刀，并不需要勇气。

    一些人对浩然的大批判，老朽看到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在浩然，或者说主要的不在浩然。老朽不是“项伯”，与沛公、与浩然也不沾亲带故，无意中看到现代“项庄”的舞剑，舞技实在差劲，便想在项庄们面前“舞”两下子，陪着玩玩。

    围绕在浩然及其文学作品上的争论，最为核心的问题，看来看去，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合作化运动”的问题。反思否定“合作化运动”的人们，无一不因为浩然“为当时政治服务”而予以否定。

    “合作化”，无法绕开的历史

    如何认识和评价“合作化运动”，看来这不只涉及到对于反映那个时期的的文学作品及对一个浩然的评价，尤其涉及到对“合作化”的实践者的评价。上，涉及到最高的决策者、领导者毛泽东。下，涉及到当时农村中的广大响应者贫下中农。

    “合作化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的历史的一部分。对于那一段历史，父辈是奋斗过的，我也曾为那段历史出过绵薄之力。目睹的那一段历史和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当时与现在的认识，与一些“精英”并不一样。特别是现在，读了一点历史唯物论，更坚定了以往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民在农村实行“合作化”，走“集体化”的道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中国农民走向“黑暗”的运动，还是走向“金光大道”，或者说“康庄大道”的运动？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非肯定即否定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就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折中”、“调和”的余地。

    关于“合作化运动”，已知在当时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党内，甚至党内上层，都充满着不同意见之间的斗争。如今，有人通过否定浩然反映“合作化运动”的文学作品而挑起争论。看来，这种斗争仍然没有结束，仍然在继续。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不争论。人们不可能任凭一些人歇斯底里而默不作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某大报曾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进行“探索与争鸣”。那时曾经天真的认为，那是想打破“万马齐喑”，“一家独唱”的局面，开展“百家争鸣”。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还真的当真，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还傻乎乎地寄去表示不同看法的几篇文章。无名之辈的文章，结果可想而知。随着事态的发展，才意识到，那里是搞什么“百家争鸣”，原来是“舆论导向”。是为打破“公有制”独大，瓦解集体经济，发展“私有制”制造舆论。

    在当时有一种说法或者说理论：补课论。补资本主义那一课。当时也纳闷，共产党难道要领着共产党员和劳动阶级补资本主义的课？当年即使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没有那样的纲领。如果当时的共产党组织告诉她的党员，革命的目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胜利后，首先要补资本主义那一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参加共产党的一定是那些向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其实，在当时，即使是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人们，也不那样认识共产党。因为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要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他们最大的感召力。广大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帮助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还不是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何必跟着共产党？跟着袁世凯、蒋介石不一样吗？这样的道理和逻辑复杂吗？深奥吗？不！

    2003年，在“三讲”中，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叫做《否定“三大改造”意欲何为？》的文章。那样的文章，当然也无处发表。

    当时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提出搞“合作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难道仅仅是个理论吗？不！是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和农民的社会实践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土改”之后，许多农民虽然分到了土地，种什么，怎么种，种不种，甚至还可以买卖。自主权是“绝对”的，比起现在实行的“承包制”要大的多。那时候，分到土地的农民不能不说欢天喜地，想把地种好，即使不能“勤劳致富”，也力争解决“温饱”问题。事实上，有一部分农民的确富起来了。但是，广大农民却没有因此而摆脱贫困，甚至重新走向贫困。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威胁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共产党在农村中政权的稳定。是他们“懒惰”、不“勤劳”吗？那种认识如果不是对中国农民的无知，就是有意诬蔑和侮辱中国广大农民。他们以为中国的广大农民就是阿Q那样的人。

    中国，作为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大国，没有稳定的农业作为基础，走向工业化的道路无疑将更加艰难。为了摆脱贫困，在中国农村当时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这种落后在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到的——有的自发的办起了“互助组”、“合作社”。如，河北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早在1944年就与其他三户农民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办起了全国第一个土地合伙组，被毛泽东誉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五亿农民的方向”。

    正是在那种情况下，在调查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共同富裕”的问题。认为合作化是“共同富裕”之路，是“康庄大道”。

    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阶级斗争”一文中也写道：

    “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裕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个都不相信，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么的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的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

    或许因为毛泽东在那时候没有提“让一些人先富起来”，或许因为在“合作化”过程中侵犯了当时富裕农民的利益，对地主、富农有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或许有的人就是想通过否定“合作化运动”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那段历史。在“改革开放”开始的那年头儿，有人把“共同富裕”批判为“共同贫穷”。把“合作化”、“集体化”批判和诬蔑为“大锅饭”。养“懒人”。把一些农村没有摆脱贫困归罪为“集体化”。当时笔者曾写过一篇短文《还是共同富裕好》，回应一些人对于“共同富裕”的诽谤。那样的短文，恐怕现在也难登“大雅之堂”。

    诚然，在实行“承包制”之前，当时有的农村并没有摆脱贫穷。话又说回来了，当时不搞“合作化”中国的农民是不是就能够走向了光明的“康庄大道”？看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和“合作化”前农村的状况就会知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们不健忘，忘记了“大锅饭”之前的“小灶”，不仅没有使得广大农民富起来，有的甚至无米下锅，产生“两极分化”。看现在，“承包制”实行30多年了，农村的贫困人口仍然数以千万计。“两极分化”在中国已经是被社会不同的人们普遍承认的事实。该怎样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这个问题？哲学家在这个时候，不应该缺位。

    广大的农村到生产队解散的时候，农民的衣食住行同解放初期单干的时候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解放前没有实行“合作化”的年代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粮食的亩产量，北方由五十年代的二、三百斤，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前就已经达到千斤，甚至出现“千斤县”，翻了几翻。 “文革”中，农民没有被“文革”冲昏头脑，搞什么“停产闹革命”。虽然有“干扰”，仍然艰难的发展、前进。那些星罗棋布，遍布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型水库，水利设施，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没有合作化，就抽不出多余的劳动力去建设。没有了集体的力量和维护，由于年久失修，效力正在衰减。“消灾”能力大为减弱。农业的发展为工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农业机械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应用。特别是在“文革”前几乎是空白的村办、县办企业，在农业发展的同时，虽有“极左”的干扰，仍然像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发展了起来。当时广为人知的是地方上的“五小工业”。它们虽然规模小，技术落后，那也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不仅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吸纳了农村中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释放出来的众多的劳动力。许多从农村入伍的战士退伍后都可以在安排到“全民”或者“集体”企业成为正式工人。那些眼观全局，耳听八方的人们，怎么就愣是看不到这一点呢？还是压根就不想看呢？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那时候集体经济的积累，后来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基础，甚至是“无米之炊”，连卖都没得卖。特别是那些卖祖宗产，吃祖宗饭，寅吃卯粮，造子孙孽的贪官污吏，有什么脸骂祖宗？有何面目面对子孙？

    广大农村到1956年实现“合作化”，用了六年左右的时间。是快是慢，有参照物、有标准码？就这，有人还嫌快，以为毛泽东“急于求成”。令人奇怪，至今不解的是，由“集体化”的生产队解体，到实行“承包责任制”，没有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一刀切”、“一阵风”。竟然没有听人说什么“急于求成”之类的话，好像是“高度一致”。不过，那时回老家，有一个在农村担任规模不小的一个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亲戚说，社员不愿意分，不分不行。现在，人们只知道小岗村的“红手印”，而我还听说有的为了保住集体经济，不分地，也是按了“红手印”的。不过，由于舆论的“导向”不同，人们只知道此“红手印”，不知彼“红手印”。

    30多年过去。“承包责任制”之初，一个村有个八农民或者几户农民成了“万元户”。也只是宣传了一阵子。很快就有了“万元户不算富，十万元才起步”的说法。官僚政客可能不清楚，其实，生活在农村的农民都清楚，在一个人多地少的广大农村，没有集体经济，“副业”做后盾，个体农民就靠“承包”的那一亩三分地，无论怎么“勤劳”，不可能“致富”、奔“小康”。用他们的话说，是“有吃的没有花的”。富起来富不起来，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现在还有多少农民坚守在农村，靠那几亩或者几分“责任田”过日子？对于许多农民，那不过是一种补充。脱离了集体的农民，事实成了“自由民”。成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许多人不可能守着那点地受苦、受穷。没有几年，为了生计，许多年轻力壮的人不得不荒弃或者把土地转让，自谋生路，离开了农村，盲目地四处流动，奔城打工。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廉价的劳动力。有的城市畸形发展，实际居住人的急速膨胀。并且因此产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现在，什么人在农村种地？在城市，离开了农民工，起码全国的大中城市恐怕都要瘫痪。农民工据说现在数以亿计。他们创造了多少GPT，那个经济学家能够说清楚？他们的“小康”不是通过承包村里的那点“责任田”去实现。

    “合作化运动”是继农村“土改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比“土改运动”更为深刻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也称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正是“合作化运动”，在农村消灭了地主阶层，彻底铲除了剥削在农村存在的根源。当时叫做“挖穷根”。那时候的农民怎么可能不拥护毛泽东，不拥护共产党！

    没有农业合作化那一段历史，共产党在农村，乃至全国的政权能不能巩固，没有农民节衣缩食省下的农产品到外国去换国内急需而不能制造的工业品，工业基础能不能建立，都是未知数。那些眼观全球的“精英”难道从印度农民的“榜样”中悟不出一点什么吗？以他们的智商，不至于。

    看那些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他们要否定的何止是“合作化运动”那一段历史？看看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钱理群的《话说周氏兄弟》就会知道，对于“文革”及之前的共产党的历史一概否定。否定“合作化运动”那段历史，不过的一些人否定共产党的历史的一部分。

    文学家该如何反映“合作化”？

    对于“合作化运动”，是“歌颂”，还是“暴露”？立场不同、认识不同，落在笔下，当然就不同。虽然，有人一提“立场”就暴跳如雷。我没有必要为了迎合那种人就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有是非、评论是非的人，不管他们怎么表白自己的“客观”，“公允”、“中庸”，终究还是有“立场”的人。

    无论什么社会，都不乏与民众同呼吸的的文人。“合作化”这样一个引起农村天翻地覆的重大题材，有的文人可能不屑一顾，不可能所有的文人都不屑一顾。毕竟，无论什么年代，文人都不是铁板一块。事实上，在当时，无论是诗歌、电影、歌曲，舞蹈，绘画，各种文艺形式，争相斗艳。如果有的躲在某个角落里抽泣，跳着脚的诅咒，或者以沉默表达不满，也没有什么奇怪。

    文学家想通过文学的形式展示发生在“合作化运动”里的那场斗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中脱颖而出，被社会认可，为读者喜爱的毕竟不多。作家怎样认识“合作化运动”，关乎作家怎样通过艺术形式反映那场运动。

    浩然作为一个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从业余走向专业创作的作家，他熟悉农村，熟悉农民。他创作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反映了他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理解和认识。以“合作化”为主线，展示的是农民思想、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认为农村的“合作化”道路就是“金光大道”而予以歌颂。

    评论家怎样认识那场运动，关乎评论家怎样评论反映那场运动的文学作品。现在，有的人并不认同，那是现在的人们的事，有的评论家把浩然描写的“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历史定性为“一段黑暗的历史”，并以此把浩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其实，在“合作化”过程中，就没有反对的人群么？不但有，而是大有人在。不过，那时候他们的代言人可不像现在这样胆子大，调门高，认识“深刻”。舆论也不像现在那么“配合”。那些现在仍然活着的人在当时怎么可能没有反对者？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后代的史学家，如果史观不同，几百年之后，他们的认识仍然不可能统一，还会有人持否定的立场和态度。

    浩然毕竟是文学家。他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毕竟是文艺作品。评论浩然的文学作品应该遵循“文艺批评”的原则。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提出过“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不是还有别的标准？或许有，甚至有许多。评论家尽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标准”去评论。只要与“文艺”相关，就不能说不贴谱。鲁迅认为，文艺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这就注定了无产阶级作家创作的文艺，不能脱离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不能不与劳动人民休戚相关，摆脱不了与无产阶级政治的关系。毛泽东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突出出来，显然认为这是一个文艺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或者说是普遍存在的。

    对于“艺术标准”，无论什么样的评论家也不能说进行“文艺批评”可以脱离“艺术标准”。但是，一些人唯独对于那个“政治标准”深恶痛绝。有的甚至认为它禁锢了作家的思想，阻碍文艺的繁荣。那些老老少少的文艺家在进行文艺创作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指导思想”？这且不论。要知道，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他怎么可能不把文艺放在他的战略的大格局去去思考文艺问题呢？他怎么可能要求共产党作家远离无产阶级的斗争去搞什么文艺创作呢？

    鲁迅认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

    在这里，首先鲁迅认为一切文艺，而不只是无产阶级文艺家创作的文艺，都是宣传。这是文艺的一个重要功能。这个功能，共产党、毛泽东懂，国民党、蒋介石也懂得。

    而那些非议“政治标准”的人们，在进行文艺创作的时候，可能脱离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不可能脱离一切政治标准。他们可能憎恶“红色”，而不可能是无色的。

    现在，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人憎恶“政治标准”，而在评论浩然的作品的时候，却把“政治标准”放在了首位。浩然的作品“带有的为当时政治服务倾向”而否定。这是“一石二鸟”，既否定了浩然的作品，也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标准”。对于那些不以 “政治标准”为“文艺批评”标准的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又不得不佩服他们政治上的“敏感”和“敏锐”。是时，简直是抓住了浩然的“要害”。用“政治标准”把浩然一棍子打死。

    不过，他们的“政治标准”是什么？由于他们的政治是飘忽不定的，那个“标准”在事实上被他们否定了。其结果是，昨天的政治说是，他们说是，起码没有说不是的勇气。今天的政治可以说不是，他们就说不是。这难道不就是一些“排斥”政治，不问政治的文人的政治么？

    记得鲁迅说过：“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二心集•上海文艺一瞥》）现在，把“流氓”这个称号奉送给他们。由于那些人是文人，应该称为“文氓”。因为流氓也未必有他们下贱。

    一些人对于浩然的否定姓的评论，也恰恰说明他们知道作为翻身农民的浩然是为时代而歌，为时代的主人公之一农民而歌，是为开创那个时代，带领广大农民书写那段历史的共产党而歌。只是，浩然的那种“政治倾向”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甚至是憎恶的。如果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难道不认为这是他的一个优点吗？难道不应该为浩然鼓与呼么？浩然那样的作品，只能在共产党作家中产生。那些所谓的“自由派”或者这个派、那个派作家中，不可能创作出《艳阳天》、《金光大道》那样的作品。现在和将来，即使有人想写那个时代，由于时过境迁，既没有亲见，更没有亲历，只能像编历史小说那样，“戏说”、“话说”，“演绎”。

    浩然的小说是文学作品。一切关于浩然的评论，或者是“政治意识”极强的评论家的“政治批判”，或者是以不同的“文艺理论”为武器的“文艺批评”，是是非非，此一时彼一时。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评论。树大招风，不同的人都关注浩然，足见其分量。

    对于浩然，舆论一时乱箭齐发。如果说一些人对浩然是在进行文化“围剿”，可能说“大”了一点，因为看不出他们有那么大的能耐和能量，特别是他们那欲言又止、甚至是点到为止的态度，是色厉内荏，看不出底气有多么的大。真的把“事”挑“大”了，曾经歌颂过“合作化”的文艺家们及其文艺作品都将难逃厄运，那无疑又要他们经历一次“文革”的“洗礼”。如果说一些人是在刻意通过对浩然的“政治大批判”，反映他们对于那段历史的立场和态度，不能说是委屈了他们。至于浩然的文学，说句不客气的话，他们懂吗？

    看了一些人对于浩然的批判，就纳闷了，就奇了怪了。那些口口声声拥护“改革”的评论家，如果是在新中国受的教育，那么，他们应该了解一点中国的历史，了解一点历史唯物论。怎么不看看中国的历史，什么年头，什么朝代的政治在农村中实行过“合作化”、“集体化”？“合作化”难道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真正的“改革”么？文学家为什么就歌颂不得？常常把毛泽东比为秦始皇的文人墨客，学识多多，秦始皇可曾有那样的壮举？在他们的眼里，共产党、毛泽东那不是什么“壮举”，而是“暴政”，由于连秦始皇也没有实行过，所以才认为毛泽东是“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的“暴君”，岂能歌颂？！

    否定那段历史的文人墨客，显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才口诛笔伐。他们的批判，先由思想理论开路，寻求“理论依据”，再到“政治批判”，批判毛泽东的“极左”、“乌托邦”，由思想理论、政治，现在又通过浩然延伸、扩散到了文化领域。浩然，在实际上充当了他们在文化方面树立起来的一个“活靶子”。浩然应该为此而感到骄傲！

    以在形势变化之后共产党对于政策的调整，工作重心的转移作为契机，找到了否定以往的根据，以这种思想方法看问题，必然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共产党的历史一段一段的否定。这是一种“狗熊掰棒子”的方法。在行为上，就是想“卸磨杀驴”，以此败坏共产党的信誉。在后果上，就是制造共产党与以往那些真诚的拥护共产党的人们的对立，借以消弱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对于那些对于共产党怀有仇恨的人，对于社会主义耿耿于怀的人，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