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日，春和景明，正值玉兰花开时节。我随单位组织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来到河北临西县东留善固村吕玉兰纪念馆。那一段段故事，一张张照片，把我的思绪拉回到半个世纪前的岁月。

    依稀记起1965年前后，我刚上小学，家乡临西县举办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时简称“毛著”）积极分子事迹展览”。母亲是展览主办者之一。记得展厅是在县城北头药材公司的一个大仓库。展览虽无华丽装饰，但也用彩纸毛笔书写，并配有漫画及实物，内容丰富多彩。展厅介绍了数位积极分子事迹，其主角是吕玉兰。大门口松枝做成拱门，两侧彩旗招展，显得简朴大方，数日观者如潮。

    那时吕玉兰仅20出头，已是全国劳模。母亲时在县团委工作，早已被她的事迹深深感染，崇敬不已。其时正好县委从有关部门抽人组成专门班子筹备展览，母亲有幸参加。筹备组接此任务后，首先考虑的是怎样了解、挖掘、提炼玉兰事迹，就须与玉兰长谈。由于母亲是组里唯一的女同志，因此承担了很多采访任务。那时玉兰尚在距县城40余公里的下堡寺公社东留善固大队，时任村支书。于是，母亲就托人带口信与她，请她到县城切磋。玉兰那时非常忙，终有一日，玉兰抽暇，骑一辆旧飞鸽自行车，行驶数小时风尘仆仆赶到我家。

    彼时举国皆贫困，我家也不例外。父母虽然均为县委干部，但也只住一间平房，并兼母亲办公室（那时叫宿办室）。顺带说一句，我有三姊妹，我跟父母同住，弟、妹皆在山东姥姥家生活。玉兰赶到时，正值中午，我刚放学，母亲刚下班，正在门外煤火棚子做午饭，烟熏火燎，十分狼狈，（父亲外出，家中唯有我们母子二人）。屋内水盆泡着我的衣裳，我在屋前玩耍。玉兰下车，母亲让她进屋，唤我：“小国，快叫玉兰姨”（机关干部对子女均为此要求）。玉兰笑说：“叫玉兰姑”（或许，她认为姑姑更亲近；亦或，她不习惯被称姨），我则遵母命唤了声玉兰姨。从此，这个称呼没再变过。

    玉兰姨进屋未坐，见盆中泡着衣裳，便蹲下操起搓板洗了起来，很是麻利、干练（玉兰勤俭操持一生，洗衣当然小事了）。母亲急忙劝阻，玉兰仍不罢手，洗好凉在门前绳上。这一幕，半个世纪了，我仍未忘怀。

    玉兰去我家时，留齐耳短发，戴白头巾，穿方格中式对襟上衣，牙齿整齐，笑容可掬，态度谦和恭敬，性情尤是温良，与我讲话，先唤小名，再说内容。事过五十载，音犹在耳。

    此后，玉兰数次去我家，与母亲彻夜长谈（父亲去办公室搭铺），讲村里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讲她们扛铁锹，斗风沙，栽林树种田；讲她苦，讲他忧，讲她乐；讲主席，讲总理，讲革命。若干个夜晚，我是伴着这样的“故事”酣然睡去的。

    吕玉兰十五岁担任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二十九岁当选中央委员，三十岁任县委书记，三十七岁任河北省委书记。后又听从组织安排，能上能下，赴基层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生中曾受到几次错误批判，文革中受到冲击，人生几经沉浮，但她党性不泯，情怀依旧，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党性原则和襟怀坦荡，平易近人的 朴实风格。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母亲由于体弱多病，被组织调入临西县医院工作。玉兰那时已身居高位，还曾几次顺便探望母亲，坐在床头嘘寒问暖。说起这些，现已年近耄耋之年的母亲仍很动情，述说时眸有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