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月，玉兰从临西县的下堡寺高小毕业后，坚决响应党和政府当时提出的知识青年回乡务农的号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东留善固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一年她才15岁。

    然而，当吕玉兰真要回乡务农时，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首先，她的父亲对她回乡务农就持反对态度。高小毕业前夕，她回家同父亲商量高小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事。父亲一听，就火了：“当初不让你念书，你哭着非去。眼下，你正一蹬一蹬往上念，又要回家种田。不行，还得去上学！” 吕玉兰说：“当初要念书，是因为没有一点文化。现在回家种地，是响应党的号召，当个新式农民，爹，这是两回事！”“不管你两回事三回事，反正得上学，要不，这几年的书就算白念了。”父亲一点不松口。“那怎么能白念呢？种庄稼也得识字，也得有文化。人家徐建春也是个高小毕业生，现在成了劳动模范，当了农业合作社社长，多光荣！”玉兰也一点不示弱。最终，父亲还是拗不过这个性情倔强的女儿。

    吕玉兰刚回乡务农时，恰好赶上她们村开始 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她有文化，合作社又需要一名妇女社长，也叫副社长。于是她被大家推举为副社长。而这一次的特殊机遇，却成为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时间不长，机遇再次向吕玉兰招手，她又当了正社长。当时，刚刚实现了合作化，县里对合作社的干部普遍进行了培训。吕玉兰一次在培训班谈工作、学习体会的发言，引起了县妇联主任周维贞的注意，周维贞又经过考察了解，向县里推荐吕玉兰担任正社长。

    多少年后，周维贞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先后担任过地下交通员、区妇救会主任、副县长、地区妇联福利部长、县法院院长、县科委主任等职的老干部，回忆起这段经历，十分动情、感慨地说： “我这辈子的最大功劳，就是慧眼发现了吕玉兰。”她曾这样回忆道：“记的当年县里开会，吕玉兰在区小组会上发了一次言，讲到怎么抓又怎么干，讲得非常具体和实在。我们就决定让她在大会上讲，因为我们党培养干部，都是这么做的，就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摔打。我们看到，吕玉兰对县上布置的工作，总是认真去落实，坚决按领导的意图办。她真是听党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姑娘！还有一件，她这一辈子从不在乎小事小节，总是注意抓大事、 抓中心。而且，抓住了不放，干起工作来有一股子劲，一直要抓出成效来，才肯罢休。我看玉兰这姑娘真有出息，我也真下功夫教她。我曾嘱咐她，你要是怕发言讲漏了，就 在手上写几个题目，字不会写就画几个图。就这样手把手、嘴对嘴地教啊……”

    这是发生在1955年10月的事情，吕玉兰刚15岁。就这样，在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勤奋好学、带头劳动、积极工作、乐于助人、实事求是、敢作敢为的玉兰，成了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