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军以南宫为中心，东向津浦、西向平汉路、南向邢临公路的发展，都获得了预期的胜利。但是向北的发展却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时，在武邑、衡水、枣强、景县、阜城、故城、武强等l0 余县，盘据着赵云祥的“河北民军2 路”、段海洲的书青年抗日义勇军团”以及临清的赵狗旦等游杂武装和土匪。赵云祥原是国民党军第29 军的1 个营长，七七事变后丢盔弃甲，丧魂落魄地从保定一直逃到景县、武邑一带。在这里，他打着抗日的招牌，利用其社会关系，收编了大量的散兵游勇，组成了两个旅，并以武力威胁收编了盘据在景县一带的大土匪头子葛桂斋部、衡水县自卫团长邵伯武部，一时竟扩大到近万人。赵云祥自恃实力雄厚，还想把段海洲部收编为他的部下。段海洲是一个失意军人，抗战前在河北省博野县四存中学任军事教官，七七事变后，率领着一些学生和失业工人流亡到武强、交河，饶东进冀南257 阳一带，并以此为基础，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和土匪，趁势也扩大到六七千人。赵、段两部是当时冀南游杂武装中最大的两股，能否争取和团结其共同杭日，或暂时争取共对我军保持中立，不仅关系到南宫等县的巩固，而且关系到整个冀南抗日局面的打开。因此，我军进人南宫时，就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议由三方派代表举行会议。但这一建议，被赵云祥坚决拒绝，段海洲也表示犹徐，因而一直未能实现。当我军已在南宫、新河、清河、冀县等处展开时，赵云祥又迫不及待地想用武力吞并段部，这两股武装冲突时有发生。段海洲为了保存实力，派陈元龙为代表与我谈判，想依靠我军，以摆脱赵云祥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了研究，确定要进一步争取段海洲，对顽固不化、争取无效的赵云祥必须采取孤立和分化政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决定由我出面邀请赵云祥、段海洲在南宫县城举行会议，商谈共同抗日间题，并派马国瑞同志亲赴段部进行争取工作。段海洲很快就表示同意我们的提议。赵云祥内心里虽然坚决反对，但不敢公开放弃抗日的旗帜，同时，又害怕我军和段海洲联合起来对付他，因此也不得不表示愿意参加会议。

　　会议的前一天，段海洲就来了。我们向他解释了我党的政策，并初步交换了意见。赵云祥来时，带着1 个骑兵连，头一天住在城外，开会当天将近中午时才到城内。显然他对我军存有戒心。会议开始后，我首先说明了我们三方面如何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并着重解释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着，赵云祥耀武扬威、神气活现地说了一通什么他是“国军”，为联合起来共同抗日，需要有一个领导等一派胡言乱语，最后又把段海洲恭维了一番，解释了过去发生冲突如何不幸等等。他这一番话，显然是想争取领导权，并拉拢段海洲，共同对付我们。但是，他的阴谋未能得逞。段海洲为自身利益，揭露了赵云祥企图春并他的阴谋，列举了赵云祥主动向他进攻，挑起武装冲突的事实，请赵云祥答复。赵云祥一时神色有点紧张。我当即向赵云祥严肃地说：“今天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大家联合起来抗日的问题，至于谁来领导，那就要看谁抗日最积极;人民拥护谁，谁就是领导。赵先生不去打日军，却积极进攻抗日部队，危害人民，这怎么能受到人民的拥护和领导抗日呢?”接着，我建议成立军政委员会，提出各部必须共同遵守的三项要求：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各部队由军政委员会统辖;不得扰乱地方，危害人民。段海洲对我方的提议，立刻表示赞成，并提出增加“划定驻区，各部队不得越界行动”，以及由我任军政委员会主任，他和赵云祥任副主任两项建议。段海洲的提议当然有他个人的目的，但对我们也有利，因此我表示支持。而赵云祥则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成立军政委员会和各部队由军政委员会统辖;对其他各项虽不同意，但却不敢公开反对。争论很激烈，段海洲怕会议没有结果对其不利，便又提出：如果赵云祥不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就由我军和他共同组成。这时，赵云祥为避免自己陷于孤立，才“勉强表示同意”。

　　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是我们在冀南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第2 个重大胜利。这一组织的成立，对以后我军改编段海洲部，分化赵云祥部，进一步打开整个冀南抗日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8 年3 月中旬，129 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为加强冀南的领导和我军的力量，又派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同志率骑兵团来到冀南。宋任穷同志和骑兵团到达后，将部队迅速展开，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并坚决消灭了已公开勾结日军、坚决反对我军的土匪刘磨头部。同时，加紧对段海洲部的争取和团结，进一步孤立和分化赵云祥部。段海洲自从南宫会议后，因为公开和赵云祥撕破了面皮，更加向我们靠拢。加之我们派到段部工作的同志，积极宜传了我党的政策，团结了一部分青年军官和广大士兵，他们积极要求改编为真正抗日的八路军。期间，我129 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还把段海洲邀请到南宫住了几天，亲白跟他谈话做工作，并派386 旅参谋长李聚奎同志到段部做工作。从而不断坚定了段接受我改编的决定。5 月中旬，段部由武强开至南宫改编为“青年扰日游击纵队”。赵云祥自南宫会议后，更加反动，不断向我挑衅。群众不堪赵部的蹂晌，纷纷请求我军为他们除害。在此情况下，赵部内部矛盾更加尖锐，特别是所属葛桂斋和邵伯武两部对赵非常不满，经我争取、教育后，葛、邵两部自愿合编为东纵第5 支队。于是，我们在葛桂斋和邵伯武原来盘据的景县、衡水、武邑、故城、阜城等县建立了抗日政权，打开了冀南北部的局面。至此，冀南地区的土匪、游杂武装，除赵云祥等尚有1 000 余人盘据着冀县、枣强一带外，其他大部为我改编或解决，冀南的混乱局面基本改变，社会秩序日益安定，我们在20 多个县里建立了抗日政权。从苦难的深渊中重新获得了自由和光明的广大人民，在抗日的旗帜下发动起来了，积极地组织各种抗日团体，踊跃地参加我军，东进纵队由原来的5 个连，很快发展至3 个团及若干个支队，共2 万余人，并组建了5 个军分区。这时，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军、政、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宋任穷同志任主任。这样，在我党领导下，不仅进一步统一了冀南军队的领导，而且统一了政权的领导，进一步打开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