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太行山中脊峡谷断裂带，位于晋冀二省边界，距昔阳县城60公里的孔氏乡黄安村，是一个远离城区，偏僻闭塞的小山村。这里依山傍岭，幽静安然。全村70户，260口人，祖祖辈辈靠山吃饭，过着自给自足、勤劳俭朴的自然经济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传的小山村，抗战时期，八路军太行抗日一分区第三战地医院，在这里驻扎过四年多时间，这段历史由于群山阻隔，战乱淹没等诸多原因，至今鲜为人知。为了追忆辉煌而艰辛的历史，重温烽火岁月的情景与精神，诠释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鱼水情结，并留下教育后代的宝贵资料，我于2008年开始，先后走访当年18岁担任黄安村村长，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已87岁高龄的离休老干部耿明义。与时任驻地医院看护一班班长，后成为黄安村女婿，转业安置在石家庄市的离休老干部李秀山。还有小时候是医院房东，后来一直在赞皇县工作的退休老干部赵千宝，以及多次组织在村的老人、后代、知情人等，通过回忆讲述，收集到很多珍贵的原始素材，把这段未曾收集进地方党史、战史的红色记忆整理出来，见诸社会。希望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支持下，通过适当的载体，留住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史实由来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太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对敌斗争。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最艰苦的阶段，日军69师团、36师团及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向我太行革命根据地大举扫荡。为广泛开展游击战，有力消灭日本侵略军，是年，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任政府主席。同时太行军区和八大军分区正式划定，李达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李雪峰任政委。1941年初，担任新编十一旅旅长的秦基伟，带领三十一团、三十二团，进驻到离黄安村30里山路的赞皇县黄北坪村，组建太行抗日一分区。秦基伟任司令员，高扬任政委，领导元氏、内邱、井陉、赞皇、临城、获鹿、高邑、邢台（东）、邢台（西）、和顺（东）、平定（东）、昔阳（东）等十三个县，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日军疯狂报复，采取所谓的“囚笼”、“铁桶”战术，对根据地封锁扫荡，战斗极为频繁残酷。为了及时救治伤病员，军分区根据战况需要，决定选择前沿阵地合适地方，设立战地医院。在农历三月的一天，黄安村突然来了三位八路军军人，要找村长商谈要事，后来才知道，一个是指导员田敬之，一个是副指导员凌庆福，还有杨云生所长。他们带来了上级的选择决定，要在黄安村设立第三所战地医院，自此以后，全村人都顺口叫它“三所医院”。

    为什么要选择黄安村建三所医院呢？

    当时的指导员拿出三条理由：一是黄安村地处赞皇之西，井陉之南，昔阳、平定、和顺之东，内邱之北，位置特别，运转方便，是一个上下进出枢纽，设立医院，一方面应急处置前方转来的伤病员，另一方面承担各个抗日边区之间的交通联络。二是黄安村四面环山，宁静隐蔽，山大沟深，不易暴露，这样的地理环境对设立战地医院十分适宜。三是黄安村是革命老区，1937年建立党小组，1938年建立党支部，同年成立救国牺牲同盟会。这里的党员立场坚定，干部办事认真，百姓纯朴忠厚，群众基础特别好。著名的“七亘战役”距黄安村只有30多里，当时就是八路军打击日寇的布阵哨口，因此这里是一个可保护、可保密、可依靠的敌后根据地。

    根据以上三条理由，军分区决定在黄安村设立战地医院。从1941年初进驻至1945年9月撤离，在这四年多时间里，黄安村与该医院在这个小小的山沟里，演绎了军民抗战的伟大和光荣，留下了许多珍闻史迹。革命将领徐向前、杨秀峰、秦基伟等人都在这里有过短暂停留。

    （二）、概况略述

    黄安村座落在两条河沟交汇的山梁头，三面环沟，一面连山。山体弯弯曲曲向上延伸十几里，后山宽谷错落，若波起伏；前山玲珑挺秀，逶迤而下；山头与两条河沟的交叉点坦荡开阔，成为黄安村的立庄之地。村两侧的河沟，远看像一双张开的巨臂，势如托举，与横亘在晋冀二省分界岭上，建于南北朝，有1500年历史的“太行山长城”对接。每到汛期山洪暴发时，两沟乱石翻滚，浊浪滔天，一道天然屏障历历在目。村四周峰峦叠嶂、雄奇灵秀相济，气势磅礴，满目苍翠，自古村民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远避战乱，与世无争，甚得其安，生活淡泊而宁静。三所医院的到来，打破了村里的沉静，给习惯于悠然生活的村民带来一阵“噪动不安”。然而黄安村群众并不麻木，共产主义的种子早已在这里生根发芽，在民族存亡的攸关时刻，村民识大体，顾大局，对三所医院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由衷的欢迎。

    三所医院是营级建制，有80多名医护人员，平时伤病员一般在几十人至一百人之间，当战场吃紧的时候，有时一拨一拨地送来，又一拨一拨地转走，无以计数。黄安村是个小村子，当时只有50余户，200口人，安置医院这么多人的居住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医院需要的住房有所部办公室、司药房、制药房、医疗手术房、伤病房、看护室、伙房，还有购运药品、食品的马匹畜圈以及停尸太平房等，为了防止传染病，还专门固定两个院子为隔离区。解决这么多的房屋，必然要让村民腾出足够的房间。为了把好一点的房子让给医院，村干部挨门挨户挑选，让家家户户老小几代人合并起来，挤到一个房间里居住，还让很多户简单地改修一下畜圈和草棚，搬进去一住就是四年。黄安村地形不平，高低落差较大，为了出进方便，把比较平坦和较为集中的下头街整体让给医院占用，剩下的上头街和边头户由军民混合居住。各家各户把所有的门板、木板、家俱、木块等都拿出来，院内院外支起满满的床铺。有时床铺紧缺不够用，还把男女分开，调整村民和士兵住到一块儿。遇到实在住不下的时候，就上房顶临时搭个简易棚。

    三所医院刚刚住进黄安村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到了大冬天士兵们仍然穿着草鞋，身着破旧单薄衣服，每天三顿饭吃的是高粱糊糊，用村民形象的话说：屙在地上的粪便都是一色的红稀汤。面对他们的艰苦生活，村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纷纷拿出自己并不宽裕的衣食送给伤病员，有时医院领导不允许随便收取群众的东西，他们就把衣服里揣的窝窝头，偷偷装进战士们衣袋里。在短短的数月时间，就用他们真挚的爱心温暖了从远方来的“特殊村民”。

    （三）、无偿奉献

    三所医院到黄安村安营扎寨，吃喝拉撒，生活起居，面临许多困难，那时的条件十分落后，几乎处于半原始状态。没有煤、没有电，烧水煮饭取暖全靠上山打柴；没有机器、没有粮店，运来的原粮只能通过碾磨加工才能食用；没有缝纫、没有洗洁品，衣服被褥破脏后全是手工缝洗；没有公路、没有车辆，接送伤病员只能身背肩抬。这些问题，单靠部队医院无法解决，自然这个重担就落在了黄安村肩上。在此期间，黄安村除了同别村一样完成上级分配的做军鞋、送军粮、出军差、站岗哨等各项支前任务外，还无偿地分担着三所医院的日常生活帮助和日用品供给，甚至把多年积累下的产业都奉献了出来。据老年人回忆，医院的伙房设在村民赵域的院子里，用石头垒起四口大柴锅，灶门又高又大，常年火苗不灭，村民从山上扛回的湿柴木，不用断截就一根一根地穿进火堂里烧掉。前几年人们先砍村前村后的灌木林，后来附近砍不起来了，有些人还砍掉不少村民最珍爱的核桃树、枣树。村东面一道山坡是本村刘氏家族的坟地，几辈人下来育满了郁郁葱葱的菜树。那个地名被村民叫做菜树岭，后来为了保证医院的薪柴，只好忍痛把那片树林砍光，就连树桩也一同挖去。

    黄安村两旁的河沟，适宜生长杨柳树，树长的又大又粗，是村民盖房子、置家具的用材林。为了给医院死去的烈士割棺，村里专门指定两个木工，整天在河沟里伐树拉板，几年功夫两道沟的杨柳树便不见了踪影。

    那时男人们的主要任务是打柴供灶，接送跑差，女人们的主要任务是碾米磨面、洗涮缝补。当时妇救会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她们每天从伙房领出原粮，按斤按两分发到妇女手中，然后再把妇女们加工好的米面按斤按两收回。村里共有四盘石碾，九盘石磨，她们把一盘碾和两盘磨编为一个小组，组织妇女开展劳动竞赛。那时，有碾磨的地方常常爆出妇女的欢声笑语，成为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医院每次征回的军粮，都由村民晾晒水分、扇箥干净后，分户定量储存。为防止日寇扫荡，实行坚壁清野，还得扛到野外淹埋起来。村后有块叫二亩堰的耕地，是埋藏粮食的其中一个地方，在农业合作社前，一口口大坑还保留着，后来才逐步填平。

    黄安村水源比较充足，吃水用水不成问题，但是到了冬季，天寒地冻、河水结冰、洗洗涮涮就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村民自发到离村300米远的村北头刨开一口温泉，筑成池塘，专供妇女冬季使用。这个池塘的边沿至今还摆放着当年搓洗衣服用过的一排排石块。

    医院进村的第二年春季，部队开展“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一面救死扶伤，一面到山坡上开垦荒地，搞生产自救。因为黄安村石多土少，崎岖陡峭，可利用的30度以下地面已经被村民耕种，战士们只好向高山远坡开发。战士们在初次干农活的时候，肯定不是好把式，村民就手把手教他们怎样翻土、怎么植苗、怎样使用农具。为了让战士们省功省力，他们把自家的镐、锄、镰、斧等拿出来供使用，军民鱼水情深可见一斑。村里传说一个笑话：三所医院的士兵在坡上开荒，刨地时不知道镢头从低处向高处刨，而是从高处向低处埋。遇到一片树林子，怎么也下不了手，半天只刨下个鸡凉窝。现在站在村里仍能看见当年医院垦荒时，在高山远坡上留下的一块块标记。

    在三所医院驻扎期间，黄安村遭遇过两次敌情，一次是一九四二年正月十九，一股日军约20余人，从东冶头据点出发，走山路，横穿丁峪沟，准备扫荡黄安村八路军伤病员驻地，当他们深夜走到距黄安村三华里的方台村时，与山头上站岗的我方哨兵接火，日军追赶进村，杀死杀伤村民十多人，造成“方台惨案”。当黄安村得到情报后，干部和群众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对伤病员实施转移，他们划整为零，分头行动，组成好几个小分队，在第一时间把上百个伤病员护送进深山，隐蔽在安全地方。日军知道计划已经暴露，又看看黄安村方向的崇山峻岭，不敢贸然进犯，在天亮时仓惶撤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本《党史文汇》上登载过一篇《一个难忘的小山村》，是时任昔阳县武装部独立营教导员王进录给记者讲述后刊登的，讲的就是这段史实。他那时正在黄安村住院治病，期间边治病边到各村开展工作，那天他正在外村开会，知道了敌人的动向后非常着急，生怕伤病员遭到袭击，设法抄小路赶回黄安村准备营救，到村后一看全村空无一人，感到有些诧异，连忙进山寻找，当他后来了解到全部情况后非常感动，称赞黄安人民是三所医院的保护神。

    第二次是1944年夏季某一天，在攻打河北元氏的战斗中，我军俘虏了40多个日伪军，有人叫他们是“皇协军”。连同战场上退下来的一些伤员，一起转送到黄安村。进村的当天夜晚，把这些日伪军关押在赵三毛家的窑洞顶上加层盖起的楼房里，交给几个民兵看守。由于民兵白天去半路上接应俘虏，步行几十里路，身体过度疲劳，加之认为关押的楼房比较安全，有所疏忽，在看守过程中竟睡着了，等他们醒来后，发现日伪军全部逃跑。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全村军民十分震惊，在医院田指导员的指挥下，男女老少齐出动，携带着大刀、红樱枪、农具等武器展开搜山追捕。黄安村山壑幽深、地势峻险，这些日伪军人生地疏，择路难逃。他们三五人一伙，四处逃窜，整整转了一夜，也没有走出黄安村范围，第二天在山上又一一被抓获。

    另外还有一次，医院驻军韩排长在放探时与一名日军侦察兵相遇，两人抱打在一起，韩排长被日本兵咬去两指，日本兵被韩排长用刀刺伤，押回黄安村，这是黄安村民看到的第一个日本人，愤怒的群众要求医院领导进行严惩，但医院领导反复向群众解释，要优待俘虏，给他吃最好的饭，住最好的房。当时村民很不理解。这件事证实了我党优待俘虏政策的真实性，对后人很有教育意义。

    据时任黄安村村长耿明义回忆，当时日寇疯狂扫荡，对我根据地实行烧光、抢光、杀光政策，为了及时掌握敌人动向，上级在多地设立秘密交通站和秘密交通员，其中他就是一名交通站站长，负责领导井陉县南寺掌村、孔氏乡杓铺村和黄安村三个秘密交通员的工作。八路军行军转战，曾几次路经黄安村，其中有两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次是初冬的某一天吃过晚饭，突然上千名八路军指战员涌进村里，齐压压的人群一下子挤满了整个村庄。部队首长让交通员找见村干部，说明来意：因行军去向不明，要在黄安村停留几日，需要帮助解决住宿问题。村干部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多军人，先是一惊，后是畏难，不是不愿意接受，而是村小房少实难安排这么多人住宿。部队首长解释说：部队只在黑夜睡觉时借用一下民房，士兵睡地铺，村民仍睡炕上，帮助提供一些门板、草垫即可。这支队伍在黄安村停留了一星期时间，战士们一直挤在家家户户室内的地铺上过夜，村民让他们换一换地方，到炕上来睡，他们说执行纪律，坚决不肯。在这几天里，村里实行戒严，村民上地干活，必须到耿明义家里开通行证，为了保密，反复审查去向，让人们相互监督，再熟的人见不到通行证一律不准出村，那时的气氛如临大战，心弦绷得紧紧的。

    另一次仍是一天夜晚，一支约七八十人的队伍，被日军从赞皇县方向追截来到黄安村。他们进村后叫村干部火速通知家家户户烧开水，让部队稍作休息，不料正在喝水的时候，有人报信，说日军追上来了，赶快转移，顿时全村一阵慌乱。按照地方原来的安排，伤病员转移要一个村一个村接应，传递式送行，结果这次黄安村民兵把伤病员抬到外村，看到沿途几个村的人都跑光了，根本无人接应，他们只好一路追赶，一口气跑了30多里才送到安全地方。回来后有几人累得几天都下不了炕。这次日军追赶到半路，一面受到我军阻截，一面怯惧段岭边境山险，中途退回，黄安村免遭劫难。

    当时，黄安村党员干部，全天候服务部队医院，自己的家全然不顾，一心扑在工作上。原村党支部书记刘恕， 兼任民兵指导员。他从小练武出身，身体力行，办事干练，多次被县独立营点名到太原、榆次、元氏等地支前参战，其中在解放榆次的一次战斗中，他一人背起一个伤员一路跑步30里转移，曾受到上级嘉奖。在村子里，他为支持和配合战地医院的工作，没白没黑地奉献在第一线，当时，儿子刚满3岁，女儿才出生5个月，战争年代风来雨去，东躲西逃，胆战心惊的妻子终日很难见到丈夫的身影。一次接到日军扫荡的消息，村民和伤病员迅速转移进深山，他的妻子拖儿携女艰难地步在后尘，看到别人的丈夫都能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她却做不到，心中难免产生怨气。到山里后，她好不容易见到丈夫，一股无名火气爆发，连哭带怨撒向丈夫。这时候，做为丈夫本应该宽以安慰，温暖一下妻子的心，但一面是几百号人的转移队伍靠他领队指挥，另一方面妻子的哭叫声怕引起目标暴露，他的第一反映就是狠狠训斥妻子。结果妻子被气昏了头脑，嚷道：“这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生的，我也不要了”，就狠狠地把包孩子的背带拉紧，扔在了地上。由于孩子多日来颠簸，已经虚弱不堪，拉紧后的背带窒息了空气，使脆弱的小生命转眼间停止了呼吸。从此，妻子留下了终生悔恨的泪水，直至晚年两口子还常常为失去的女儿拌嘴。

    （四）、医院情结

    三所医院在黄安村的四年多时间里，与村民患难与共，水乳相融，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对村民给予的无偿奉献，心存感激，常常拿出一些零花钱接济困难群众，对村民的看病用药一律免费。由于他们中西医结合，医术高超，药品先进，吸引了本地区的人扶老携幼来看病，黄安村民自然成了亲戚朋友的联络接待人，而医护人员对村民介绍来的外村人一样热情服务，一样免费照顾，让全村人感到很荣幸。

    医院领导也十分关心地方工作，积极帮助村干部搞土改和减租减息，成为其它村学习的榜样，他们还组织村民开办学习班，教识字，讲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提高思想觉悟，树立抗战必胜信念，支前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同时，向村民宣传讲解婚姻法，教育妇女破除封建束缚，实行婚姻自主，其中黄安村的赵爱香、赵黄毛、刘二妮、郝连卫四位姑娘与医院战士结成伉俪。

    为了向部队输送新兵，壮大抗战力量，医院领导经常走村串户，帮助地方向群众开展思想动员工作，组织编排救亡文艺宣传活动，鼓励青年积极参军、杀敌雪耻。在他们的鼓励下，老区出现了踴跃报名参军热潮。其中黄安村参加八路军17人，参加地方武装组织和野战部队30多人，牺牲7人。

    在当时的战争年代，参军就预示着存在死亡危险，虽然多数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服从和响应，但内心不免存在抵触和矛盾，医院领导理解地方难处，同情人民疾苦，尽量把工作做的人性化、细致化。比如：黄安村在龄青年刘连寿，被村里定为入伍对象，本人也愿意参军，但他母亲以只有一个儿子为由不同意，村干部做了几天工作，刘连寿与母亲闹翻几次，他母亲就是死活不松口，坚决不让儿子当兵，在村里成了棘手难题。这时田指导员专程到军分区，向上级领导请求给医院增加一名战士，留刘连寿在三所医院参军，化解这个难题。被批准后，刘连寿破格成为一名当兵不离村的八路军战士，二年后医院随军南下，后来他被提升为武汉军区保卫科科长。

    还有一件是黄安村烈属刘二毛夫妇，有两个儿子先后阵亡，悲伤的夫妻二人整天嚎啕大哭,饭不思，睡难眠，身子骨刹时垮了下来。医院领导为了安慰他们，连续几天陪着做思想开导工作，让医生拿最好的药品给予治疗。看到他家的房屋又矮又破，就把医院最好的办公室腾出来，让二位老人居住，并反复叮嘱村干部：一定要照顾好烈士家属，把土改出来的最好农田给烈属家庭耕种。医院领导用他们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工作关系慰籍村民伤痛，帮助村干部化解矛盾，部队与地方之间同舟共济，相辅相成，生动展示了军民一家亲。

    六十多年时间过去了，黄安村关于三所医院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其情其景可见一斑。

    电 话

    医院进村后，带去一部电话。电话线从军分区总部河北方向架山而入，这是黄安村有史以来见到的第一部电话，比解放后本地区按电话要早30年。当时电话机安装在一户屋里，村民叫这个屋为“电话局”。村里的老人不相信木杆上架着一根铁丝能够通话，他们经常几个人来到“电话局”看稀罕。一次医院司务长老于被调走，走后他想起借房东一件东西没有归还，就从调入地打回电话告诉战友代他赔偿，这时候守在电话旁的老人听到了老于的声音，并亲自在电话上对了话，他们才相信了这是事实。

    草木灰

    当时敌人扫荡封锁，医院一切用品严重短缺，为了洗去衣被上的血迹，医护人员利用草木灰的碱性，当作洗衣粉使用。包括伤员伤口上的包扎布条，都要用草木灰+开水洗涤，起到杀菌起污的功效。
    战士缺衣少戴，或衣服破了要缝补，他们利用草木灰的色素做染料，将自己纺织下的粗白布染成八路军军装布色，解决穿衣困难。
    医院做饭没有碱面，为了解决面酸问题，他们又用草木灰水，搅拌发酵的面粉蒸干粮，用于调挤伙食。

    一家庄

    离村5华里，翻过分界岭进入赞皇县地面的深草沟里，孤单单住着一家守山户，其房屋低矮破陋，房顶茅草搭盖，一看便是凄凉苦寒人家。但这户人家却成了黄安村掩护伤病员的落脚点之一。据医院看护班长李秀山讲述，有一次他随伤病员跟踪治疗，那些天连阴下雨，当他来到这个一家庄，一进门看到屋里挤放的担架上面，躺着的伤病员全部用碗扣住了脸，他感到诧异，仔细一看，屋顶到处滴滴哒哒往下漏雨，伤病员既动弹不得，又没有东西遮盖，只好用碗扣住脸，以免滴水溅进眼鼻。他说几十年过去了，每当他想起这个一家庄，碗扣脸的一幕就出现在眼前，成为他一生中最伤感的记忆之一。

    集合猪

    1942年，医院与各根据地一道，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养猪喂鸡、纺线织布、炼钢铁、烧木炭等样样都干。有个姓齐的老八路，村里人都叫他老齐，专门负责养猪工作，他养猪不是圈养，而是散养，对猪进行军事化训练，每到喂食的时候，拿起一块破铁皮，边敲边喊“集合啦——，集合啦——”猪立即从四面八方向他跑来，吃完食后自然散去。村里有人也效仿老齐，高喊“集合啦——”刚开始几次，有部分猪响应，但后来猪学会了辨别，除了老齐的声音，谁也不听，——在当时苦难的日子，老齐集合猪成了一段轶闻。

    打油词

    黄安村曾流传这样几句打油词：

    大黑小，牛；二黑小，马；
    铁小，放探；元来，耍；
    铁小，放探没回家
    老富来，急得不知道咋
    韩排长派兵上山查
    铁小带回罐头铁匣匣

    这首打油词是描述四个儿童，在山上放哨，远远看见日军过后丢弃的物品和掠夺品，他们就捡了回来。其中哥弟俩赶回一牛一马，后面跟着一个不懂事的玩耍孩子，另一个叫铁小的儿童没有一起回来，他父亲很着急，医院派人帮助寻找，找见后看见他带回一盒日本罐头。这个故事是真人真名真事，当时编的人只是为打趣，刻画老父亲找儿子的着急样子，但他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幅少年儿童参加抗日的活生生画面。

    以上这样的故事，黄安人能够讲出一萝筐，他们对三所医院的情谊，铭刻在心，难以忘怀。解放后村民经常把田指导员、杨所长、凌书记、韩排长、李班长、宋班长、老齐、老孟、老于等名字挂在嘴边，1976唐山大地震，田指导员在唐山市教育局长的岗位上遇难，噩耗传来，村民感到无比悲痛，好一阵子啧啧叹息。
 
    （五）、抗战民歌

    医院每天早晨进行集队操训，每次开始和结束都要高唱革命歌曲。士兵和村民经常在街头饭场举办文艺演出，把身边发生的事编成文艺节目，用真人真事宣传教育群众。当时的区公所设在丁峪村，每年区公所都要组织各村到黄安村汇演，向医院慰问，这里尽管是山沟沟，但很热闹、很开心，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苦和累抛向脑后。一些精彩的节目反复表演，抗日民歌人人会唱，歌声伴随着战斗，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气氛，可惜这些反映时代特征的宝贵文化，因时间久远而失传，经抢救收集，只在赵玉会和赵顺喜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口中，断断续续拼凑出几段唱词：
 
    保证决心杀敌人
    坚壁清野要认真
    先破坏公路，后填井
    将一切用物搬在深山中
    遍地即一空
    敌人来了感到困难时
    我们来袭击，来反攻。
 
    七月太阳似火烧
    日本进攻卢沟桥
    亡我国  灭我种
    还有屠杀我同胞
    啦倒哨、啦倒哨……

    快快走  不要向后溜
    拿起我们拳头
    对着敌人倭寇
    狠狠打个够

    他们就是阎首
    花言巧语蜜灌酒
    不要听他们糊瞎奏
    一起来奋斗
    端起机关枪
    杀了鬼子头
    希望换来我们自由

    啥时候失去了沈阳城
    日本人抢占我东三省  依呀嗨……
    沈阳依然是我们中国地
    日本人夺去我们中国人  依呀嗨……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
    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为革命赴苏联留学三年
    回国后由军长升为参谋长
    谁想那五月里东路大扫荡
    他不幸牺牲在麻田战场上。

    列女英雄王善荣
    领导一伙妇女兵
    出击来到丁峪村
    奋勇上阵打日本
 
    亲爱丈夫你是听
    你去投军打日本
    打死日本再回家呀
    安然自在过光景
 
    亲爱丈夫你是听
    你去前方打敌人
    打走日本再回家呀
    你看光荣不光荣
 
    你去参军打日本
    三十亩庄稼我养种
    家中老母我照应
    一切你不要挂念在心中
 
    乔麦花，白咚咚
    河东住着日本人
    三哥哥参加了八路军   胡儿嗨哟……
    一心要去打日本
 
    骑白马，挎洋刀
    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望一望  胡儿嗨哟……
    打日本呀顾不上。
 
    一月一更哩
    月儿正在东
    小奴在房中泪盈盈
    骂一声蒋中正
    民国三二年
    住在小村岭
    因为抗战把兵征
    征走奴俺的郎亲
 
    一月五更哩
    月儿正在西
    小奴在房中哭声啼
    怨一声我自己
    一不埋怨天
    二不埋怨地
    埋怨小奴命不济
    生在这个乱时期
 
    （六）、烈士墓地

    三所医院驻扎期间，从战场上送来的伤病员，因救治无效死亡，就地埋葬在黄安村的烈士约200人，这些人多是20几岁的年轻士兵，埋葬地名一处叫“长洼”，另一处叫“菜树洼”。据时任黄安村村长耿明义介绍，当时确定烈士墓地的时候，医院领导提出要离村庄近一点，避免山路抬动困难。经村干部商议，就选择村后的第一条沟“长洼”，位置定在沟掌的一片滩地，面积约半亩。仅仅过了几个月时间，这片滩地被占满了，埋了40几人，如再向下游埋，就要侵占农户的耕地。后来村干部又重新选择地点，改到村南的第二条沟，地名叫“菜树洼”。此沟成“Ｙ”字形，一沟分两叉，沟前横流一条小溪，沟里灌木丛林，两条小沟的分叉处，地势开阔，较为平缓，是烈士的集中墓地，在这里埋的烈士比较多，因埋葬时间拉拉断断，坟头排列不规则，土层厚的地方墓堆稠密，土层薄的地方零散，周围附近也有一些分散墓堆，所以埋葬在这里的烈士的准确人数已无法搞清，大约150-180人。当时埋葬行动是由医院军人执行的，每埋葬一名，都要在墓堆上插一块木牌，写清烈士姓名、年龄、籍贯、所在部队。从木牌上的记录看，大多是河南、河北、湖北籍人。其中有一名女战士，村民说长得很漂亮，转移到医院一两天死亡，死后她单独埋葬在一棵黑枣树下。

    由于黄安村地处省界，抗日根据地的总部设在河北省内，医院直接受河北方领导。抗战胜利后，医院撤离南下。到了建国初，在各地上报抗战情况时，因行政区划跨省的缘故，该医院的情况被搁漏，没有写进地方党史记录，烈士墓也没有列入县级以上保护范围。后来随着时间推移，烈士木牌腐烂，烈士墓堆荒芜。据说该医院撤走后转战南下，在途中遭遇地方反动武装剿灭，除少数几人因工作调动幸免于难外，全部覆没。因此关于这里的烈士情况，没有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一直沉默至今。

    在农业集体化时期，黄安村义务承担着烈士墓的维护，对墓地出现的塌陷或露出的骨骸，村里都要派人复埋，清明节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扫墓活动，那时墓地情况大体保护完好。到了土地下放后，村集体也放弃管理，墓群被雨淋水冲、牛羊砸踩，逐渐失去了原貌，现在的墓堆已摊平，但墓地四至村里的老人们还能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