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展现中国抗战的荷兰导演伊文思曾说：“我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的是勇敢。” ——题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写下这篇文章的题目时，我的心情有种异样的激动，因为那场艰苦卓绝的、涉及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曾经和我的亲人有过那么紧密的联系，我的外公就曾经是一位非常勇敢的抗战英雄。而有那么多年，我对外公的这段经历居然毫无所知；后来虽然有所耳闻，却不曾进一步探究追寻，至今没能为他写过一字一句。我为自己的木然与懈怠感到惭愧。

    我是外公的长外孙，承他的宠爱最多。小时候，时不时被在榆次工作的妈妈送到祁县北关的外公家小住。那时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坐在外公自行车后面的车筐里，被外公领着从南到北穿过北关的整条大街，再往东出村走几百米去看水车。那一大一小两个齿轮相互咬噬着啮合转动，就能把深井下面清凉的水翻卷上来的情形，总能勾起我的好奇。我喜欢挽起裤脚在水渠里嬉耍。水车紧傍着菜地和麦田，外公常用麦秸和一种球形的祁县人叫做刘全瓜的小脆瓜做成小篓壶，给我玩儿。

    记忆中的外公，大眼睛，高鼻梁，清清瘦瘦，高挑帅气，冬天一身黑布棉衣裤，春秋一身劳动布工作服，夏天一件白布衫，不管衣着怎样简陋，从无邋遢之相。村里人都尊称他“穆师傅”，晚辈则一律叫他“穆爷爷”。

    外公说话从不大嗓门，也很少见他动怒。一口夹杂了祁县口音的介休话被他说得很有音韵。他常常拿他的小儿女小孙辈打趣逗乐。某个小孩犯错或有什么出格，他也不呵斥，事后却被他当作话柄用来调侃，弄得当事者面带羞色，很不好意思。妈妈眼里的外公,更是智巧幽默，不仅会用铁丝给她和弟妹们做九连环之类的玩具,还会演颇具喜剧特征的三花脸。当年在晋华纺织厂上班的外公,经常跟随厂里的业余剧团在晋华礼堂或下乡演出,博得观众彩头。常言道，无丑不成戏。以外公那样涵养内敛的性格，要演活漫画式的戏剧丑角，那需要怎样的悟性与才情！

    外公有一手好厨艺，打饼子、滚元宵是他的拿手绝活儿，用外婆的话说，他做的耐咬咬、半圪垯、油旋儿在祁县城也是数一数二的。虽然生活贫困，但逢年过节偶尔也能吃到他做的碗菜，味道醇厚绵长，好吃极了。

    外公平生有两大嗜好，喝浓茶，吃辣椒。他用来喝水的洋瓷缸子，里面永远有一层褐色的茶垢。外公嘴细，饭量小，好多蔬菜都不吃。最大的奢侈就是，买两毛钱的豆腐干回来切成小方丁，用红红的辣椒面儿炒了，盛到小罐里，每顿就一点用来下饭。

    外公有个在我看来有异于常人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下地回来，总爱脱光膀子背对锅台向后下腰，在火上烤背。还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有次问他：

    “外爷，你为什么要在火上烤背啊？”

    “外爷背上发痒。”

    “你的背为什么发痒啊？”

    “被日本人烙烫的。”

    “被日本人烙烫的？”

    “因为给八路军修枪。”见我满脸疑惑，一边的外婆忍不住插话。

    “快去玩儿吧。”外公像是怕我被吓着，立马打住话题，支我分散注意力。

    而我很快也把这份好奇忘得一干二净。渐渐地对于外公的这种异样举止也变得司空见惯、不以为然，仿佛那是他原本该有的生活常态。及至我长到18岁，外公去世，才知道折磨了他几十年的顽疾竟然是致他早逝的主因。

    据妈妈说，外公晚年时，常服用一种平息背部瘙痒的药，那药对肺部刺激很大，引发早年纺织厂工作时落下的肺病，服用治肺病的药又刺激皮肤瘙痒，两厢折磨，可谓雪上加霜。那时贫困，没有更好的医疗条件，不堪病困折磨的外公只活到68岁，便撒手西去。那一年是1981年。妈妈每每忆及，便心疼不已：你外爷没有赶上好日子，一天也没好活啊！外婆在世时，也不时感叹：可怜你外爷从死人堆里捡回来的一条命，又养了这么多张吃饭的嘴，受了一辈子的罪！

    一

    外公本名穆崇基，1913年出生在介休穆家堡村一个行医世家，因父母早逝，家道中落，幼年失学，12岁那年，他趿拉着两半只鞋独自去了平遥织布厂开始学徒，18岁辗转到祁县益晋织布厂做了机修工。

    祁县益晋织布厂，位于祁县北关，创立于1904年，是山西省第一家织布厂，它开创近代山西民族织染业之先河，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综合的印染织造企业。1914年易主更名为祁县益晋公司。到1929年，益晋公司职工扩展到近千人，增设发电机、电动织布机等设施，形成了漂、染、织一条线流水作业，公司更名为祁县益晋电气织染有限公司。公司还从上海聘来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其投资总额在全国纺织行业中排名第二位；为我国的民族工业做出过积极贡献。1933年，入组榆次晋华纺织厂，称晋华榆太祁三厂办事处祁厂。几十年的发展积淀，其技术力量雄厚，“工艺独特，产品质量高，一些品种在山西乃至全国都出类拔萃。”1937年11月7日，日军侵占祁县，益晋织布厂被强行军管，成为日军军用厂。当时全厂有400多工人，生产分两班制，每班12个小时，工人劳动强度大，工资微薄，生活十分困苦。

    1938年初，山西工卫旅挺进到文水、交城一带，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政权，发动群众打游击。1938年4月以后，工卫旅派二大队副大队长张兴业、五中队副队长白俊卿，创建了晋中办事处，工作搞得生机勃勃，并深入到祁县益晋公司。织布厂工人素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为支援前线抗战，身为技术工人的外公和同事王学贤、和俊杰等很快成为办事处在该厂的内线，为游击队、工人武装自卫队（也就是工卫旅）传递情报，散发传单，秘密修配武器，并多次配合抢布。为方便联络，外公还在北关一进村的租住地开了一爿面饼店，后来又在小店对面盘下一处临街小院做饼铺。他打饼子的手艺就是那会儿练就的。曾听外婆打趣地说过，当年也在织布厂做工的她，就是因为买了外公的饼子还不起赊账才嫁给外公的。

    据《晋中大事记》记载，“1938年秋，山西工卫队21团，在晋中办事处（工卫队派驻敌战区的工作机关）配合下，袭击祁县北关日军织布厂（抗战前的益晋公司），缴获大批布匹，解决了工卫队3000多人两冬一夏的被服所需。”这次袭击，被参加过这次战斗、后来升任国防科委领导的申建基誉为“是一次组织周密，里应外合，出敌不意，马到成功的壮举”，“震惊了日本侵略者，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让我感到自豪的是，这一注定载入史册的壮举，也有外公的一份功劳。申建基在《军民夜袭织布厂》一文中这样写道：“工人王学贤、和俊杰、穆崇基等，经常到办事处所在地的云周西、城子村反映情况。穆崇基还亲自绘了一张织布厂详图，供给了张兴业、白俊卿。同时还了解到祁县城内只有日军三十余人(当时日军正集中兵力，进行正面战略进攻,后方空虚)，织布厂也只有汉奸李三儿为首的十余名厂警。”“部队进入生产区后，配合我们行动的工人也出来了。首先控制了发电房，使祁县城内变成一团漆黑。在工人带领下，打开了一号库房（该厂当时有四个仓库，一到三号库为成品库，四号库为原料库），大家蜂拥而上，动作敏捷地往外搬布，几十名工人也一齐参加。这时，城墙上敌人惊慌地乱打了几枪，厂警也逃的逃，藏的藏，无影无踪了。厂内电工又将一号库外的其它电灯全部熄灭。这样部队和工人就把抢到的布匹安全地搬出围墙，装上马车。由于布置周密，进展顺利，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将七十余辆马车装满，陆续按来时的路线返回。 ”
当然，抗战并不都是凯歌，前线战士浴血奋战，后方支援者同样要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日本侵略军的蛮横残暴，他们表现出的英勇顽强同样可歌可泣。

    据《日军在山西的暴行》一书中有关“祁县益晋工厂惨案”一节中这样记载:“1940年春的一天，当他们又为游击队秘密修配枪支零件"抓子钩"时，被日军发觉，当即将电工王连元、铸工任锡义、煤气工金虎儿、织布工严海成、工匠高合成和王宪章等10多人抓起来，严刑逼供。但他们坚贞不屈，死不招供，日军便把他们押到工厂北面的烧土圪洞内，用刺刀全部刺死。”

    1944年底到1945年初，为解决太行军区被服用布的困难，外公他们配合左权独立营进行又一次“抢布”抗日行动。

    据原贵州省农业局副局长赵廷伟在《对左权独立营光辉历史的一些回顾》中，有这样的描述：“1944年底到1945年初，左权独立营在太行军区和3分区统一部署指挥下，两次各派1个连配合主力先后攻打襄垣、祁县纱厂，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军区被服用布的困难。在攻打祁县纱厂的战斗中，警卫团伤亡人数较多，副团长赵玉珍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的。”

    这次行动，由于汉奸的出卖，外公和他的10多位工友被日军抓捕。《日军在山西的暴行》一书中这样记载：“1945年1月21日，由于汉奸李三儿(李春金)告密，驻益晋织布厂的日军突然抓捕了本厂职工王学贤、王景云、程维宏、吕贵庆、李少宗和穆崇基、段骏、陈兆丰、任喜兰等10多人，并将他们押到工厂北面的土丘上，一连用刺刀刺死几人。第二天，又将张午卿、段骏等八人用皮鞭抽，火柱烫，严刑毒打，当场又折磨死三人。当天夜里，又将张午卿用刺刀杀死，埋在北门外的灰渣堆里。又一天傍晚，日本宪兵把王学贤、王景云和程维宏三人拖进牢房，用各种酷刑折磨他们，手段极残忍，如把一段很长的铁丝插入王学贤的生殖器内。第二天夜里11点多钟，把他们三人拖出去投入井里。”

    《血火铁证——侵华日军在晋中罪行录》一书中也记载了这一惨案：“1945年春，祁县北关村的农民在浇小麦时，发现水井里有死人，人们从水井里打捞出三具尸体，经辨认，这三个人是益晋织布厂的王学贤、王景云、陈（程）维宏。在这之前的1月21日（农历腊月初八），驻益晋织布厂的日军突然把王学贤、穆崇基、王景云、陈（程）维宏、段骏、吕贵庆、李少崇（宗）、陈兆风（丰）、任喜兰等十几个人，一起抓到工厂北面的土丘上，日军刺死几人后，把剩余的人带回厂里。第二天又对被抓的人皮鞭抽、火柱烫，当场打死3人。当夜又把张甲（午）卿用刺刀捅死。王学贤、王景云、陈（程）维宏多次遭受酷刑，第三天他们被拖回牢房时，只有微弱的一口气了。当天夜半三更，他们三人又被拖出去，被日军投到井里。这三个人就这样被活活淹死了。” 

    曾听外婆说，外公是被一位亲戚从灰渣坡死人堆里背回来的，当时，整个人昏迷着，满身的鞭痕，满背的烫伤，惨不忍睹。回家后，在地铺上整整爬了10个月，才站起来。那时他们的长女，也就是我的妈妈，只有10个月大，头上长了好几个火疖子，也在地铺上躺着，疼得每天哭闹。外婆仿佛也跟着死过一场。

    二

    外公一家经历了腥风血雨般的种种磨难，历经生死，与不屈不挠的广大抗日军民一道苦撑苦熬，最终迎来胜利的曙光。但之后的道路也并不平坦。据《祁县县志》记载：

    “1945年日军投降时，将200台电织机和印染设备移运太原。日军投降后，阎锡山政权的西北实业公司乘机接管益晋织染厂，资产掏腾殆尽，并于祁县解放前夕烧毁厂房和80多台木机。1948年秋，益晋织染厂原办厂人员曾把部分电机由太原运回，重新招工投产。1950年全厂移交国家，属榆次晋华纺织厂祁县棉织部。1953年全部迁往榆次。”

    解放后，外公应邀举家迁到太原晋生纺织厂带徒，因为放不下祁县北关的那个小院，1951年又回到祁县益晋织布厂，1953年随厂迁到榆次晋华纺织厂。1962年，刚刚经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国家财政困难，对公职人员和市民户实行压缩回乡，也就是所谓的“六二压”。这时，已经是七级工的外公响应号召主动退职，举家迁回祁县北关做了农民（直到他去世前一年多，厂里落实政策才给办成退休工人）。

    外公以为回到北关，守着几间土屋，靠他的老手艺打面饼为生，也能养活了一家人，不曾想外公的这一设想并不遂愿，反而使家庭陷入极端贫困。从未干过农活的外公不得不荷起锄头去种地，姨姨舅舅们看着他们体面的爹爹肩膀上时常担着两只箩筐去捡粪，很是心酸。常人心目中那个一身技艺、无所不能的外公，也只能用铁丝为外婆和孩子们每人做一个刨手，每天天不亮就去工厂新倒出来的灰渣堆里捡拾烂炭、废铁。北关人都知道外公是七级机修工，后来就把村里的水车交给外公看管。

    回北关时，已做了8个儿女的母亲的外婆，怎么也想不通，她9岁起就进了织布厂，做了30多年的纺织工人，却又被劝退做回了农民。她原本响应政府号召，多生孩子，争当英雄母亲，却让生活变得如此不堪重负。1963年，我最小的姨姨出生，家里又添了一张嘴，心情抑郁的外婆再也无法支撑，一度精神失常。

    1969年初，我的爸爸、外公的大女婿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经过两年多的颠沛，当走投无路的妈妈拖着病体，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投奔娘家后，出于最基本的生计与两个孩子的安全考虑，外公最终为妈妈做主，选择改嫁给一位年长妈妈15岁的踏实厚道的受苦人。

    1970年代中期，外公家乡的一位本家与另一本家发生龃龉，他们当年曾把流落在外的外公家的财产据为己有，因为贪占不均，相互咬噬，上门状告。当看到外公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几乎一贫如洗的境况时，主动作罢。还把几个药柜、大瓮退还给外公家。

    我至今不能想象，那样的岁月是怎么挺过来的。外公是否有过后悔，不得而知。但记忆中似乎从没听他讲过任何抱怨。据妈妈回忆，外公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爹很知足，从前我孤身一人，现在有了你们一大群。每个投胎来我家的孩子，都不曾流落失散，也都拉扯成人，还有什么不满足？”

    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外婆家来了一位贵客，他是专程来看外公的，得知外公已于几年前离世，老人不胜唏嘘。他就是前面提到的国防科委离休干部申建基。那时，我们才第一次听说，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外公曾是一名出色的地下工作者。1989年，山西总工会与山西电视台联合拍摄10集电视连续剧《中国有个工卫旅》时，其中一位角色“织布厂工人穆学贤”，就是以外公穆崇基和烈士王学贤为原型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