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视的一档节目中，著名歌唱家德德玛颇为自豪的介绍，怎样通过改歌词将自己的成名作《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这首原来带有“政治色彩”的歌成功转化为“绿色的歌”：她听从一个香港观众的建议，把原歌词中的“高压电线天上走”、“党的光辉照草原”去掉，改成“愉快的歌声满天涯”……

    怪不得每次听这首歌，歌词总让人觉得有点空洞，华美但缺乏灵魂，艳丽却不真实，像是小镇理发店里用来装饰墙壁的油光画，原来是歌词遭到了篡改。这真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原来的歌词，强调的是草原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同与向往；改了之后，这种认同与向往被取消了，这难道不是一种政治吗？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更是对自己历史的背叛，同时也是对自己人生的嘲弄。

    修改经典老歌，尤其是经典红歌的歌词，并不仅仅是德德玛一个人，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比如胡松华对《赞歌》的歌词也是左改右改，删去了“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改成“歌声飞出我的胸膛”，后来又改成“赞美中华的崛起与兴旺”；

    郁钧剑唱《金瓶似的小山》，把“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改成“东方升起的金太阳”；还有一首《为伟大祖国站岗》，其中的歌词“毛主席就在我身旁”被改为“五星红旗就在我身旁”；

    蒋大为唱《红太阳照边疆》，把“毛主席领导我们胜利向前方”改成“共产党领导我们胜利向前方”；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将毛泽东的名字挖掉了，连“挖断了苦根翻了身”也挖掉了……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大家在看各种文艺演出时略加留心就能发现不少。

    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好奇，既然讨厌红歌，为什么还要唱呢？既然要唱，为什么又不肯原汁原味的唱呢？好好的红歌，生生被改了歌词，简直像是在饭里吃出一只苍蝇，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仔细想想，其实也很简单。歌曲、音乐和理论文章不一样，它主要是用来传递感情的，也只有创造者自己动了真感情，才能谱写出充满感情的、真正打动听众的旋律。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人民群众及音乐工作者对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及新中国深厚感情的结晶，红歌因此也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诸如《赞歌》的明朗自信、《歌唱祖国》的雄壮豪迈、《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一往无前、《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无限深情等，都是如此。

    八十年代之后，为什么再也创作不出激动人心的合唱歌曲？为什么只有浅吟低唱，为什么只有灰不溜秋的失恋歌曲？为什么只有对港台和美、日、韩流行歌曲的邯郸学步？关键也就在于时代变了，队伍解散了，人心也散了，歌曲的创作者也失去了和大时代的联系。

    红歌之所以具有穿越时空的能力，不仅为当时的人民群众所热爱，也为今天的80后、90后乃至00后所喜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红歌在创作时，遵循毛主席关于要从民歌当中吸取营养的指示，在创作前往往要长时间的到民间进行采风活动。比如脍炙人口的《十送红军》，就大量的借鉴、吸收、消化了江西民歌的旋律。

    而民歌的旋律又是在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里积淀下来的，其基本的音符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悄悄徘徊，我们对民歌的喜爱，正如我们对中餐的喜爱一样，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当我们听红歌时，我们灵魂深处的这些音符就会被激活，就会激起巨大共鸣。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红歌既是无与伦比的也是无法替代的。红歌的旋律是为歌词服务的，许多红歌之所以会有或雄壮或优美或深情的旋律，根本就是歌词唤起曲作者的激情——比如《长征组歌》以及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都是这样。红歌的旋律与歌词是血肉和骨骼的关系，是肉身与灵魂的关系，擅自篡改红歌的歌词，无疑是对红歌的一种摧残，甚至是一种酷刑！

    每当我看到胡松华老师在舞台上用苍老的声音摇摇晃晃地唱着那首被篡改的惨不忍睹的《赞歌》时，我心里就涌起一阵深深的惋惜，觉得他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那位在天安门前翩翩起舞的风华绝代的青年歌手胡松华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一个人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青春呢？被阉割的真的是《赞歌》吗？不！《赞歌》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嘹亮清澈、白璧无瑕、完美无缺的，演唱它的那个人才是真正被阉割的——我指的是灵魂！

    在此我要顺便向才旦卓玛老师致敬！她演唱《北京的金山上》一直是原汁原味，真挚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