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中，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严格指斥了谭平山、陈独秀等所谓“农民运动过火”的说法，他便立即组织秋收起义，把党的“八七”会议对于农民运动的决定实际的在农民中实现起来。秋收起义后他便成了：

    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

    在秋收暴动以后，他收集了被国民党压迫出来的一部份国民革命军和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农村中被反革命势力逼迫离家的农民的、工人的、学生的以及其他的优秀分子，率领上了有名的井冈山，到了1928年春，便与他的最好的战友——朱德所领导的南昌暴动失败后剩下的残部，汇合于井冈山，开辟了湘赣边境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中国的反革命蓝衣社，为了极尽其谤毁的能事，他在自己底小报上作了一顿秽亵以后，便标出一个题目《湘赣闽匪的创造者》。他由湘而赣，后来集结于湘赣边境——赣云西路，在桂与冯阎等数次战争中，他们就自称为红军。当红军成立时，毛泽东就自任前委书记，朱德为军事指挥员。那时红军是草创，没有政治委员制度，所谓前敌委员会，就是红军最高政治领导机关的组织，一切行动、作战、编制等均由这一组织决定，换言之，即由毛泽东决定。往后又说到：“谁都知道，湘赣闽的赤匪，是创始于朱毛。朱毛在赤匪中的地位与权力……既然联写为‘朱毛’，在一般人观念中，以为朱德是总司令，毛泽东仅仅是一介文弱的家伙。权力与地位当然是朱高于毛，其实——朱德仅是一个红军最高的指挥员，而毛泽东呢？他是匪党的主持人。现在的匪区，是由红军与匪党的两位巨大的魔力所酿成，这两个东西区分不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湘赣闽匪的创造者。”(见廿二年八月六日《社会新闻》)蓝衣社这个阴谋的论断，如果除掉一些侮辱、挑拨、武断的用意外，则的确当时毛泽东是受了党中央委托为前委书记，朱德为军事负责者，同时也是前委委员；前委不仅是红军的领导机关，而且也是游击区域党的领导机关。而毛泽东除了担任前委书记外，还兼了四军党代表以及十一师师长的任务，可说是唯一的最负责的。而与朱德无论在工作关系上、党的关系上，尤其是他俩平日的生活与感情上的确都是分不开的。国民党蓝衣社，惧怕这个领袖底力量，曾经这样的哭诉过：在第四次围剿开始后，剿匪军事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除开优势的军事力量之外，并策动政治经济的力量为之辅助，也可说是以全部的力量来对付匪区。……第四次围剿前，赤匪在鄂豫皖赣闽各省，所占的面积约计六、七十万方里，有步枪廿万至卅万，机关枪轻炮六七五架，能每日出千发子弹的兵工厂有八九处，此外每个匪区均有无线电的设备，——并且现有能用的飞机。由此看来赤匪的力量是不可轻侮的，加以赤匪在作战上从不轻易冒险，而麻醉农民又有其独到宣传方法。(见《社会新闻》1934年八月廿一日)。蓝衣社这段哭诉以前，也曾经说过：“自1928年来，由赣西出动游击，经赣西南而入闽西，在赣南西闽西之间，沿途之士兵与流氓帮助之下，发动了地方暴动。”蓝衣社素来也都是骂工人农民为流氓或土匪，这不是别的，而只是证明这位领袖——毛泽东到一处便有一处的群众来拥护他。他在1934年、1935年的长途西征中沿湘、贵、滇、黔、川数省的人民，一闻到毛泽东来到的消息，不是悬着红旗贴着标语，便是设着香茶来欢迎，这真使那些强迫人民来崇仰的军阀政客见了要垂涎三尺。

    中国苏维埃运动从很小的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地方政权起，一直发展成全国苏维埃中央政权，而毛泽东便是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所公举的主席，以及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他完成了苏维埃的基本法——宪法以及劳动法、土地法、选举法、组织法、婚姻法及其经济政策的颁布。他实际的领导了人民为这些法令而斗争，在六七十万平方里的中国领土上的人民，实际获得了法令上所规定的利益，把苏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加以改善和提高，这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领导者。蓝衣社惧怕和痛恨毛泽东，等于惧怕和痛恨俄国的列宁、斯大林是一样的。因此他们更痛哭流泪的在喊着，“中国的毛泽东在领袖这个意义上已经是中国的列宁、斯大林了。”(见《社会新闻》)。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苏维埃的创造者，并不是以他完成了一些重要的法令，而是由于他能长期的与群众一起，亲眼看到群众的生活，亲耳听到群众的呼声，根据群众切身的要求，订立了国家的法令。他不仅对于国家的法令的定订不肯脱离群众实际利益与历史的社会环境，就是日常的最细小的问题的解决，也只拿远大的眼光来决定。他最反对空泛的脱离实际的空想。他远在1923年时，便在中国《向导》周刊上《关于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上指出，当时上海商人要求“裁厘加税”，要北京军阀政府实行为幻想。他说：“商人之迫切要求裁厘加税，是他们利害切肤的表示，但裁厘加税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因为裁厘有损于军阀的利益，加税又有损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假使把厘金通通裁掉了，结果军阀一天天瘦而商人一天天肥，那时商人起来推翻军阀真是只要‘一声喊’，搬了石头打自己的脚，聪明的军阀决不做这样蠢事。假使把外货的关税特别增加，或竟废除协定关税，由中国自己定出保护关税来，把中国商人身上的镣铐撤去了，一转瞬间国内工商业加速发展，外货在中国就没有立足之地，狡猾的帝国主义者更不会做这样蠢事。所以裁厘加税，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政府简直是有生死关系，断不是黎元洪一纸滑稽的起火炮命令所能做到的”。他在武汉政府时代，当颁布商民协会组织法时，徐谦主张只提保护小商人利益，陈果夫主张禁止商人垄断商业。而毛泽东则主张商民协会应当保护商民利益，小商人也是在其中。商人自然而然是经营商业，用不着禁止垄断限制。国民党这些分子，从左边空唱高调，而毛泽东则完全看出了他底实质。当然毛泽东是实际代表民众利益的，倾听群众呼声的。但他亦不做群众的尾巴，比如在第二次全苏大会，有妇女代表提议将结婚年龄女子从十八岁的规定降为十六岁。毛泽东他不待讨论便一笑而答之：“同志：这个事做不得，于生理上卫生上尤其是种族上有绝大的妨害，这是不行的，要求他们耐烦两年吧。”引起了大家热烈的鼓掌，一致认为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