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决战时机后，确定决战方向十分重要。既要全局在胸，又要正确地选择从何着手，接着如何一步一步发展，直至达到预期的目标。这对军事统帅的指挥能力是一个重要考验。毛泽东历来强调：“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他写道：“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怎样打好“第一个战斗”？毛泽东归纳了三条原则：“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

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相关电报（复制件）。 图片来源：“求是网”微信公众号

    三大战略决战是从东北战场开始的。叶剑英描述了毛泽东的决策过程：“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决战首先从局部的形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作战方向确定后，为了取得理想的作战效果，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几乎都采取了奇袭的作战方法。正如《孙子兵法·九地篇》所说：“兵之情主速，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兵法·始计篇》又说：“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英国军事学家李德·哈特也认为：“军事计划不用‘奇袭’这把永远管用的钥匙，失败就可能接踵而至，不现实的想法是替代不了这把钥匙的。”这句话大体上也是这个意思。要做到奇袭，并不容易。怎样才能使对方“无备”和“不意”呢？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迅速，二是保密。有时还需要以佯动来造成对方的错觉。

    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初战几乎都采取奇袭的做法，先从对方“不意”的要地突然发动强有力的攻击，在它的防御链上打开一个大的缺口，使对方在部署和心理上都陷于异常慌乱的地步，再一步一步扩大战果，直到取得全局的胜利。

锦州战役中的东北野战军炮兵。图片来源：“人民日报”百家号

    拿辽沈战役来说，锦州的重要战略地位是谁都知道的。但当时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和后方根据地都在东北的北部，又采取了一些佯动，使国民党军误以为解放军会将进攻重点指向长春，而解放军主力却悄悄地远途奔袭锦州地区，直到以突然行动包围义县并切断锦州同关内的陆路交通，才使蒋介石如梦初醒，慌忙地调整部署，陷入一片混乱。这可以称为奇袭。再看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原来判断解放军会从西侧奔袭徐州，解放军又以多路佯动，增强对方这种错觉，从而将李弥兵团西调，孙元良兵团北调，集中在徐州周围。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刻乘虚而入，隔断孤悬东侧的黄百韬兵团同徐州之联系，开始了淮海战役的“第一个战斗”。这就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地区的整个部署，随后，中原野战军同样乘虚而入，突袭宿县，切断徐州同蚌埠之间的联系，奠定淮海战役全胜的基础。这也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奇袭。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的注意力最初集中在东面，提防东北野战军主力大举入关，蒋介石还要求把部队东移津沽，以备必要时从海路南撤。解放军却出其不意地从西线打起，让原在归绥的杨成武兵团和原在石家庄北面的杨得志兵团分别迅速包围张家口和新保安，将傅作义的注意力吸引到西边，顾不上东线。而东北野战军主力又提前行动，悄悄地越过长城南下，分割东面的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像下棋一样，下好每一步重要的棋，都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充分考虑这步棋会引起全局发生怎样的变化，乘势扩大战果，夺取全局的胜利。而在关键的地方，必须十分用心，考虑到多种可能性和切实的应对办法。

    毛泽东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的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研究作战方针。图片来源：中国军网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下，三大战略决战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各自进行的三个战役，而是有着通盘筹划，一环紧扣一环，相互照应，一气贯注的完整部署。对具体的作战方法，毛泽东在1947年12月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军事原则。其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根本的方法。毛泽东很早就说过：“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的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这种根本的作战方法，在毛泽东指导三大战略决战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军事领域内，他十分重视处在第一线的将领们的意见，常同他们反复商议，认真听取并考虑他们的判断和建议。以淮海战役为例：它的发动，起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向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第二天，毛泽东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淮海战役的全盘战略设想，就是在中央军委同前线各将领根据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磋商后确定的。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评论道：“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军情本来是异常紧迫的，但在决策酝酿阶段或情况许可时，毛泽东总是同前方将领反复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做出决断；在决策已定而情况紧急时，又要求前方将领一切由他们“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在蒋介石的作战指挥中是没有的。

    中国共产党提倡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大战略决战过程中，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和前方将领间在这方面确实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