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中国这样人口数量最多、小生产规模最大、无产阶级基础远远薄弱于欧洲国家、封建阻力远远大于欧洲国家、现代化程度低于欧洲国家、作为世界殖民体系中最广阔的中心环节的国家，实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而在农奴制改革完成之前的中国西藏地区——这样一个封建势力远远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更浓厚、生产力远远比中国其他地区更落后、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条件最为薄弱甚至还存在奴隶制残余的地区，消灭剥削阶级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更是前人所没有解决的难题。

    在封建农奴制作为社会生产关系基础、存在奴隶制残余的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回答和解决的前所未有的难题，甚至也是1956年之前的毛泽东本人都没有解决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是毫无经验可循的。但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艰辛探索之中，首次回答了、解决了这个问题。西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疑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前无古人、迄今为止后无来者的丰功伟业之一。

    毛主席领导我党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搞成了社会主义，解决了空前困难的问题，毛主席无疑给我们留下了最好的历史教科书。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梳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西藏逐步消灭剥削、实现西藏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

    一、谨小慎微的处理着和西藏多数人的关系

    对于西藏问题的处理，毛泽东一直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时时刻刻注意着团结西藏多数人、争取西藏最多数人的支持，仅仅孤立西藏的英帝国主义反华势力及其代理人。主席早就讲过：“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关于西藏问题的工作方针》）字里行间，我们都可见毛主席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尽可能避免流血牺牲、尽可能维护和平稳定的诚心。

    作为精明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毛泽东掌握着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他指出：“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关于西藏问题的工作方针》）这就是争取人民支持的“对比战术”，这也是实事求是。

    1956年，在李维汉汇报到关于平息西藏地区部分叛乱的时候，主席说:“这个办法很好，应当坐下来谈判，我们有缺点就讲缺点，有错误就讲错误，这样也才能说服拉萨方面。”（《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6年，六十三岁）李维汉讲对所有叛乱分子要宽大处理、不咎既往、在平叛中和平叛后都不杀人时，主席明确说：“可以一个不杀，民愤很大的，拖他一二年，群众气平了，就可以不办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6年，六十三岁）对叛乱分子都仁至义尽如斯、谨小慎微如斯、不忍心下手，可见毛主席处理西藏问题多么谨慎！

    1956年，毛主席也提出了对西藏农奴制采取逐步赎买政策以实现改革的设想，这无疑是世界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创举。“马克思提出对大土地所有者实行赎买政策，列宁也主张对‘文明的资本家’‘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先后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赎买’方案，只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付诸实践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把‘赎买’政策运用于对内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但当时全国范围内绝大部分地区的土改并未运用赎买政策来解决，而是采用没收办法。鉴于西藏还处在封建农奴制社会，毛泽东创造性地把‘赎买’政策运用于西藏的民主改革。”（谢忠，刘建武：《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实践》）

    二、1959年平叛，已经退居二线的毛主席更是反反复复强调团结多数、谨慎处理西藏问题

    对于西藏农奴制的改革，毛泽东一向坚持最谨慎的态度，他先要求对西藏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四卷）：《关于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给汪锋的信》）可见，毛主席对西藏问题的处理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他反对片面听信各种传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反对教条的运用国内多数地区的阶级划分法于西藏地区，反对将一部分比较富裕的中等农奴也划为农奴主。可以确定的是，毛泽东对比较富裕的西藏群众也是持坚决保护态度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结合西藏社会的特点，西藏工委于9月7日制定《关于划分西藏农村阶级的方案》。《方案》确定了划分西藏农村阶级的标准，提出了不划富农的政策……西藏农区基本上划分为农奴主和农奴两大阶级，其中农奴主阶级包括占农村总人口百分之2的农奴主和百分之3的农奴主代理人，合计占农村人口总数的百分之5；农奴阶级占百分之90以上；另外，根据西藏封建农奴制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奴隶社会残余的实际情况，将百分之5左右的人定为奴隶成份。在牧区，民主改革期间的中心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牲畜，不划分阶级。不在寺庙划分阶级，实行依靠下层贫苦僧尼，团结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打击叛乱的上层僧侣的阶级路线。”（谢忠，刘建武：《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实践》）可见，团结多数、反对扩大化、谨小慎微的处理西藏问题，才是毛主席最真实的态度。

    即使是对农奴主，毛主席也采取了谨小慎微的态度——保证他们在接受消灭剥削所有制的改造的过程中生活水平不下降，保证他们不吃亏，这样有利于西藏的团结和稳定。对于支持改革或者对改革持中立态度的西藏贵族问题的解决，主席讲：“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方面，就用赎买政策。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对于抵触改革的右派，主席也是仁至义尽：“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

    甚至对达赖等人，毛主席也坚持仁至义尽：“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可见，毛主席对于西藏的贵族阶级，也是尽可能地在采取团结和争取政策。用谨慎小心、仁至义尽形容毛主席对西藏贵族的态度，毫不为过。

    主席不仅对西藏贵族采取谨慎态度、仁至义尽的态度，而且对西藏宗教也采取保护政策，坚持宗教信仰自由。主席讲：“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

    三、极尽所能的反对“左”的错误，谨慎小心地进行着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于西藏的改革，班禅额尔德尼都表示极其积极的时候，毛主席却仍旧保持着冷静和小心。班禅面对农奴解放后西藏的现实，开心的和主席讲道：“今年平叛后，广大的农奴得到了解放，情绪很高。由于对上层实行团结合作的方针和赎买政策，上层也高兴。在宗教方面，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对寺庙的保护政策，受到了僧众的欢迎。有些担心改革后喇嘛生活困难的人，由于中央实行政府供给，喇嘛的心也放下来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可见，班禅是极其拥护农奴制改革的。

    但是，在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中，毛泽东却极其担忧的表示：“我对西藏的事情非常谨慎。现在你们那里要纠正‘左’的偏向。第一是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会作社，搞互助组，发展生产，使农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你们那里同内地不同，是由封建农奴制度进到个体所有制，经过个体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以后再看。第二是把上层人士的工作搞好，对爱国上层三千多人要搞好团结，长期合作，给他们安排一定的职位，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思想改造不要急，要作为长期的任务，要他们自觉地改造，急了改造不好……第四是反右必出‘左’，不仅日喀则有，西藏其他各地都有，正在纠正，必须纠正。”（《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1年，六十八岁）可见，毛主席是最早反对在西藏问题处理上扩大化的“左”的错误的，他极尽所能反对扩大化、反对打击面过多、反对打击人数过大、极尽所能的减少流血的态度是很鲜明的。

    要知道，西藏从奴隶制残余都存在的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是马恩列斯甚至1956年之前的毛主席本人都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难题。中共最有远见而最敏锐的战略领袖毛泽东尚处于摸索阶段的时候，其他同志无疑会由于毫无经验可循犯一些错误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五卷）：《十年总结》）但是，这些错误都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更是毫无经验可循和极端复杂紧张的国内外环境所造成的。我们不为客观存在的错误辩护，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一些错误的责任并不在一向反对错误和坚持纠正错误的毛泽东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