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夕，解放石家庄提上了晋察冀军区的议事日程。经中央工委和中央军委批准，解放石家庄战役于1947年11月6日打响经过6昼夜激战，12日石家庄解放。在炮火硝烟中父亲参与了接管石家庄这个“开国第一城”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要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为主题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夺取政权转变为掌握政权、巩固政权。而要完成这个转变，对于共产党来讲，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全新的任务。这就需要学习，学习掌握革命政权的经验，学习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学习经济建设的经验。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进城赶考”，就是要考出个好成绩向全国人民交待。

    据父亲回忆，全国解放初期，他曾两次“进城赶考”，一次是去绥远工作，践行毛主席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另外一次“赶考”，是在1956年11月16日周总理任命父亲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长，提出“一年开学”；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为基础，要建成共和国的无线电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详见吴淳著：“坚持抗大的办学方针，父亲的四次办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父辈们的族帜》），父亲正是这两个战略决策的践行人。父亲1915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行唐县吴磁沟村。1930年在育德中学参加革命，由学生党员于运昌和二师学生党员刘光宗同志介绍参加了保定地下党领导的赤色学生组织——社联。1931年由刘光宗同志介绍入团，同年转党。父亲从16岁开始追随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工作以来，把自已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袓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父亲1935年1月至1936年年1月，在党的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他曾担任保定特委联络员，冀南特委宣传部长、衡水地区党的负责人，两次深入冀中安平、饶阳、武強、安新等十多个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恢复了1923年8月李大钊、弓仲涛成立的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在黑暗大地传承了革命星火。1939年7月吴人任冀中四地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1942年任冀中九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他历经了8年抗战，推动了“地道战”、开展了“地雷战”，创建了“敌后武工队”、壮大了白洋淀“水上游击队”，在5.1大扫荡最艰苦的日子，他带领九分区军民坚持敌后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从未离开过冀中人民。1948年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1949年吴立人任绥远归绥市委书记兼市长。

    父亲说，接管绥远归绥这座“和平解放城市”考的是：“如何尽快使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城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国民党起义军政人员合作”共同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城市现状，如何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平抑物价，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一）“赶考”是接管新中国第一个“和平解放的城市”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剛剛結束，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随着整个华北及全中国的解放，毛主席就一直在考虑华北最后一个未解放的省——绥远省怎样用最好的方式获得全境解放的问题。

    父亲说：毛主席第一次提出“綏遠方式”是在1949年2月22日晚，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徳總司令在河北平山西柏坡热情接见了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副司令员邓宝珊和秘書闫又文，并进行了诚挚友好的谈话。提到绥远问题时，毛主席说：“有了北平和平起义，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绥远问题可以采取‘绥远方式’解决。‘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先划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將军先做好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处，把铁路接通了，便利人民通邮、来往；把贸易搞起来，并逐步统一货币；加强宣传和文化交流。然后再看董其武将军什么时候可以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父亲还告诉我，毛主席第二次提出“綏遠方式”是在在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全會上正式提出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 “绥远方式”的总设计师是毛泽东主席。他萌发这个战略思想，运筹这个战略部署是在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据了解毛主席为贯彻这个战略部署曾先后七次同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将军挚心恳谈，最终將此日臻成熟的“方式”交給党的全会討論，并開始進入實施階段。

    1949年8月，为了准备迎接归绥的和平解放，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华北局选调时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吴立人成建制地带队伍，赶赴绥远，接管归绥和包头。中共归绥市委在丰镇县四成洼村组建，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任命书：吴立人任中共归绥市委书记、市长。父亲说：“考题就是任务，是接管新中国第一个和平解放的城市”。

    9月13日，父亲做为工作团长带领300余名选调的干部，赴华北行政区绥远省党政机关的驻地丰镇四城洼村报到。其中，有河北省石家庄市干部136名，保定党校的100名，山西省阳泉市的115名，其中包括全国总工会派来的工厂管理人员和绥远省委分配来华北联大（中国人民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员共52名，这批干部大部分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幸存者，他们在解放和重建石门（石家庄）、太原、阳泉、张家口等城市的日日夜夜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也投入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干部，通过由绥远省委组织学习培训，成为一名合格的绥远和平解放城市的派驻干部。

    归绥市工作团的任务是遵照毛主席有关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指示，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群众，组建人民政权，把归绥市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当时来自国共两个不同阵营的干部，将在一起合作共事，如何实现党中央的五年恢复时期的目标，体现党的政策“团结一致”、“友好合作”，特别是当地是多民族地区，稳定局面、和平接管、实现民族团结，就成为当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回首往事，父亲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从相互不信任、不理解，不服气到触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也为共和国培养了一批省部、司局级的栋梁之材。  

    11月28日，根据董其武的请求，报请华北局经中央批准后，吴立人率领100人的先遣团，会同省政府与区党委同志乘火车进驻归绥，协同联络处同归绥旧政府班底共同筹划进驻归绥事宜。经过十多天的努力，一切都已筹备完善。12月10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共绥远省委的具体安排，父亲带领200多名干部（包括群众团体的一部分干部）和省政府一部分人员先行入城，为绥远省各机关入城做好准备工作。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将军等起义军将领、官员前来迎接吴立人一行。

    12月15日，由省政府主席董其武派出的秦丰川、李竭忠、张潜等20名国民党方面的起义将领和官员向中央工作团团长吴立人等代表正式交接归绥市。

    当时根据（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呼和浩特史料 第三集,第123页）记载：“归绥和平解放初期，国民党反动势力和社会残渣余孽十分猖獗”。又据（呼和浩特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呼和浩特文史资料 第11辑政协委员专辑1997年9月第14页）记载：“反动势力预感到末日来临，更加紧了破坏活动，不断干扰和破坏联络处的工作，从漫骂、冲击、升级到持枪行凶，向人群投掷手榴弹。有三人当场受伤。王士鑫秘书因伤势过重，送医院抢救无效，为绥远的和平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面对敌我情况不明，国民党起义部队不稳定、少数民族宗教事务、不法商人趁火打劫、潜逃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互相勾结、聚成匪股、兴风作浪、制造流言、抢掠财物、强奸妇女，暗藏国民党特务暗杀我工作团干部等杂乱无章的局面，工作难度之高、困难之大是无法想像的。
   吴立人带领工作团的同志毫不畏惧，坚决贯彻毛泽东主席对绥远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的指示和中央华北局的决定，为统一绥远，支援全国的解放事业，团结各级赴绥远工作的干部，努力合作，坚持统一战线总路线，有步骤地改造提高起义人员，实现了“争取在一年时间内达到军队解放军化，地区解放区化”的目标，向共和国交出了滿意的答卷。

    父亲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工作，通过各种形式，深入工厂学校、进入街道乡村，宣传政策，了解民意，组织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等召开座谈会，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广泛同各界党外人士，特别是中国国民党方面人士合作，共商归绥市建设事宜。后来大家把工作团比作为巨大的磁场，团长吴立人同志就是一块最大的磁铁，一下就把大家的心吸引住了。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说：“吴立人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绥远的一位优秀领导干部，来绥之前担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他一开始就把蒙汉回干部的团结放在首要位置上，注意把思想工作做到起义部队和蒙回汉干部每个人的心上。我们相识不久，但吴立人同志是我在共产党的知心朋友，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恩深义重的大志、大为。”董其武将军的一番肺腑之言，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言行一致，全党对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贯彻是坚决的，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合作是真诚的。

    1949年12月19日《绥远日报》第一版，以“绥市工作团成立——任务是使各界人民亲密团结起来，建设人民的新归绥市”为标题进行全面报道。父亲在绥远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中指出：“工作团将是在军政委员会领导之下，进行群众工作的组织；其任务在于使全市工人、学生、公教人员、工商业者亲密地团结起来，为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归绥做出贡献”。  

    由于工作团卓有成效的工作，归绥市社会状况趋于稳定，市场秩序井然。12月17日，中共绥远省委、绥远省人民政府、原驻绥东的军政领导机关、绥远省粮食局、绥远日报社等机关千余人，在高克林、苏谦益、姚喆、杨植霖、奎璧等同志率领下，由丰镇乘车迁抵归绥市。绥远军区也由集宁迁往归绥市。

    （二）在“民族地区解决好民族问题”需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父亲说他在归绥和绥远工作期间，很快的接管了这座和平解放第一城，但是如何遵照执行《共同纲领》这个临时宪法抓好党在民族地区的中心任务：第一，建立新中国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二，新中国的基本的民族政策是“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三，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工作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第四是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父亲很熟悉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研究的历史，他说过，大革命时期的回族党员如刘清扬、马骏、郭隆贞、马登云等，还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党对云贵川少数民族地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早在1935年12月红军到达延安后，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的命运，是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从彻底的抗日斗争中，从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中，少数民族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当时最主要的矛盾。如果这个矛盾不解决，后两个矛盾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号召：“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这是党在民族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和必须实现的主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非常重视在抗日战争中，团结动员各民族投身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并开始了对回族的团结工作，1936年12月，红三十二军、红二十八军进驻彭阳红河、茹河流域，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政策，筹集军粮，发展党员。先后帮助中共固原县工委建立7个乡级抗日救国会。1937年2月，红二十八军干部周学琳介绍石家沟口回族农民马义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本地少数民族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同年6月，红二十八军后勤干部何仲发在石家沟口发展回族群众姬满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固原境内第一个由纯回族农民党员组成的基层党组织中共石家沟口支部正式成立，姬满祥任支部书记。1939年4月，堡子崾岘地下党支部成立，姬满祥调任堡子崾岘地下党支部书记12年之久，1938年1月，马本斋在家乡献县东辛庄组建抗日武装——回民义勇队，约六七十人。后来发展成闻名全国的冀中回民之队。在28年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回族和其他民族一起为壮大党的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系统研究了国内民族问题，并进行探索实践，形成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1940年拟订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并于1941年在延安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共同纲领》中明确“在民族政策上，实行团结互助、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少数民族均有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的自由。这为建国后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基础。父亲在归绥召开的党政会议上提出：“落实党在民族地区的政策就是少数民族地区千头万绪中的重中之重的工作”。

    父亲在绥远地区带队深入乡村、城镇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这里有历史悠久的北方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同时也是共同生活着五十多个民族的少数民族地区。自1929年1月1日民国时期绥远省政府成立，回民区就是归绥市第一区辖区的一部分。绥远解放后，父亲作为这一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在这里坚决贯彻实行党的宗教政策。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后沿用原建制。归绥市区仍设6个区，“回民区”在第一区境内。 绥远和平解放初期，父亲领导的市委和市政府、解放军警备区，遵照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布“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的指示精神， 1949年8月7日和11月29日，父亲正式签署了《归绥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二届代表会议决议划回民区案的呈文》和《归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分回民自治区政府实施方案和区界略图》上报中央和政务院。

    1950年，父亲点将，中共归绥市委员会派以马志新为首的回民工作组，深入到归绥市第一区工作。1950年1月20日，归绥市人民政府成立，母亲吴炯从华北联大奔赴归绥市，先任市麻袋厂厂长，后任计划统计局局长的工作。

    少数民族的宗教事务是涉及到民族团结的大事。归绥市是回、蒙、满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是通往俄国和东欧国家、国内晋陕燕赵鲁豫各地的商贸中心。特别是回族，具有悠久历史。早在元代，呼和浩特地区已有回族人生活。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归绥市（当时称为归绥道）清真大寺建设竣工。这里从古至今都是北方商贸中心、工业重镇和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日本侵华战争的第一战就是妥远保卫战，日本被董其武将军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绥远，远在延安的毛译东主席闻讯后立即给傅作义致贺电，给予高度评价。

    做为市委书记兼市长，父亲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府为民”的新城市的发展中，处理着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特别是当时每天的工作都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颠复与破坏，各种恶性案件时有发生的情况下。他的直接上级领导有来自不同民族的干部，也中共高级干部，也有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任市长，省人民政府主席是董其武他担任当绥远省财经委副主任，绥远省主席是乌兰夫。董其武先是国民党的中将，后是共产党的开国上将。父亲担任归绥市委书记，主要领导之一是乌夫兰，从1954年起乌兰夫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并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等职。父亲在归绥兼任警备区政委，司令员张潜就是原国民党的中将。父亲在一个蒙、回、汉等多民族聚居的省市工作还是第一次。他能正确处理党内党外关系，能与党外人士特别是少数民族同志，国民起义将领和同事交知心朋友，合作共事，能适应多种风俗习惯与风土人情。这都是与父亲在长期革命斗争生涯中锻铸的坚强毅志，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献身精神及积淀的丰富的阅历、经验分不开的，这也是那个熔火时代馈赠给父亲的宝贵财富。实践证明，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交出了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三）注重民族团结，成立归绥市回族自治区

    经过父亲领导的市委、市政府工作班子10个月的紧张筹备，1950年12月19日，全国市辖区级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归绥市回民自治区在归绥市宣告成立。

    多少年来埋藏在回族群众心底的盼望、憧憬，一下子变成了满腔的喜悦和高兴，都情不自禁地迸发出来。28日，在人民电影院召开隆重的庆祝归绥市回民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大会由中共回民区委书记马志新主持，中共绥远省委、归绥市委和省市政府的领导高克林、吴立人、张濯清（回族）等同志都亲临大会表示祝贺并讲话。市内，蒙、汉、满各族代表到会祝贺。回族兄弟姐妹更是敲锣打鼓，喜庆自己的回民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

    归绥市回民自治区的成立，成为建国初期，执政经验和民族工作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我党实行民族政策的试验田，是我党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归绥回民自治区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正确贯彻和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回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历史上遗留给回族人民的落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全国各少数民族成立自治区树立了典范，多次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民族委员会的表扬，毛主席亲笔提词给予了肯定。随后，我国许多城市都相继成立了区县级少数民族自治区。

    父亲调来归绥时，专门从石家庄带来了回族优秀干部，人大代表马志新，由回民为主体的党团组织和行政管理机构，管理回民聚居地区的宗教事务也叫“民族区域自治”，实践证明是一个好方法。1950年1月，归绥市成立归绥市民政局，局长马志新（回族）。马志新等同志，按照归绥市委要求成立了一个行政和经济综合型的管理组织——回民供应社。回民生产供应社是在党的领导下，集生产自救、经济商业、民族宗教、地方事务管理为一体的组织，在特定的情况下适时诞生了。以马志新、白贵生等同志为首的回民工作组，到回民聚集的地区开展工作。他们来到了回族人的家里，访贫问苦，促膝谈心，发动群众，组织生产自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特别是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多方面联系回族群众，组织回族青年参观学习，帮助回族群众就业。把党的关怀和温暖带给广大回族人民群众，帮助他们从政治，经济上彻底翻身，当家做主人。  

    中共归绥市委发出关于宗教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批准成立党的宗教问题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大回族群众的参与下，配合当时的抗美援朝、城市民主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各项政治运动连同城市整顿改造工作既如火如荼，又紧张有序地开展着。回族中一大批有识之士，如白志贤、白世贵、曹梦麟、白志广、白忠义等，被团结在回民工作组的周围、团结在党的周围（中共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史志资料汇编 第1集,第24页，白忠义回忆、纪文整理）。《解放初期的归绥市回民生产供应社》一文中写道：“1950年春，回民工作组做了一系列筹备工作，帮助回族群众成立了一个行政和经济综合性的管理组织——“回民生产供应社”(以下简称“供应社”)以此接管并取代了旧社会的回族群众团体——“回教协会”。党和政府对成立供应社十分重视，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和鼓励。归绥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兼市警备区政委的吴立人同志，为“供应社”亲笔书写了牌匾，并派马志新同志兼任社主任，由工商界回族知名人士曹梦麟和费如意担任副主任。供应社设有一个门市部，主任是白世贵，有一个供应科，科长是白忠义，还有一个财会科，由供应社秘书白志贤同志兼任科长。

    回民供应社成立以后，确定了三大任务：一是为党选择、推荐和培养回族民族干部，为建党、建政做准备；二是组织转行转业，安排回族无业人员就业（所谓转行转业，就是将回民中有些从事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如“牙纪”等，使之转变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三是动员社会游资，积极发展民族工商业，保障少数民族生活用品的供给。

    那时候长途运输是有风险的，由于刚刚解放，社会治安混乱，敌特，地主武装人员，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土匪，这些人没有肃清，他们还在伺机搞破坏，抢劫活动。供应社组织驼运组由归绥市，包头市向甘肃省凉州运货。为了安全，市政府便给予极大的支持，归绥市长兼市警备司令部政委吴立人同志，便派了一个排的部队护送到召河以至草原。1950年12月，归绥市骆驼贸易队从甘肃省酒泉县回换购回2万斤羊毛、7000斤驼毛、5000多张羊皮等。该社又组织140峰骆驼启程，载砖茶、瓷器、玻璃等赴甘肃凉州等地进行较大规模贸易。

    回民供应社名义上是个经济组织，实际上协助党和政府什么工作都搞。党和政府对供应社始终给予极大的支持，市政府的领导人吴立人、阮慕韩等同志经常下社视察，听取汇报，征求意见。譬如：对应该镇压的回民，怎样处治也征求回民供应社的意见,供应社建议枪毙回民人时，不要打头，可以打心脏，保留个完整尸体，政府便采纳了这个建议，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回族人民群众意愿的尊重。因而也赢得了广大回族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无比爱戴和支持。回民供应社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起了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回族人民群众的桥梁作用。”

    随着回民供应社工作的开展，根据实际需要供应社增设了小商贩联营组和驼运组。

    在组织转行转业上，组织当时最大的屠宰行业转行转业。一是安排屠宰业中的青年从业人员，到食品公司和百货公司等商业部门就业，二是将过去卖肉和下货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牛羊下货小组,（即把牛羊头、蹄，肝、肚加工成熟食出卖），三是把尚未安排完的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骨血合作社”，制作肥料，肠衣，肥皂等，四是对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便动员他们回家休养。使原屠宰业的全体从业人员都转行转业，各得其所。“牙纪”，是在牲畜交易市场里，从买、卖双方中巧取盘剥的。这部分人员绝大多数是回民。回民供应社协助有关部门把他们召集起来，做思想工作，将他们转变成牲畜交易员，每月发给他们固定工资，使买卖双方合理交易。还有“鞭杆组”。他们自由承揽业务。为屠户送牛羊，为外地客人押车送牛羊，途中负责给牲畜喂草、饮水，以此挣钱为生。供应社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押运社”。这样就把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转变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在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为人民服务。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回民供应社也在迅速发展壮大，它的经济业务活动已由商业界进入了工业界，于是变成了两个组织：一个是驼运货栈，专搞运输。另一个是新建回民榨油厂。供应社的其它小组，也都得到了相应发展。“鞭杆组”发展成了后来的呼市装卸公司；“骨血合作社”变成了呼市洗涤剂厂，“驼运组”发展为驼运货栈，变成了呼市第二运输公司。

    (政协呼和浩特回民区委员会《呼和浩特回族史料》编辑委员会著，回族史料 第七集，1992第212页)满祯在《回忆恩师杨万录阿訇》文中说到：“杨万录阿訇是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阿訇。1948年末，呼市的清真大寺终于从天津南大寺请到了杨阿訇来清真大寺任教。杨阿訇的宣教原则是不分教派，“中华民族皆兄弟”。在他任教期遵行的是求大同存小异，只要五大天命一致，合法与非法认识一致，以《古兰经》、“圣训”为教法依据，得到各清真寺教长的尊重，加强了各清真寺的团结。最生动的一个例子就是1950年杨阿訇任教第二年，也是我市和平解放的第二年穆斯林的开斋节，为了体现穆斯林的团结，也表示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拥护。他向市政府建议：全市穆斯林开斋节自愿集中在大马路体育场举行会礼，得到当时归绥市吴立人市长的批准，市政府还给安装了音响设备。会礼日的早晨，全市清真寺的3000多名身穿节日盛装的穆斯林，欢天喜地地来到广场参加会礼。吴立人市长驱车赶来，讲话祝贺，并赠送了一批图书。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感人。开斋节会礼是伊斯兰教最隆重的节日，而我市的这次会礼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不但在回族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也给兄弟民族群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早在1950年2月的时候，为发展回民经济、文化、建设等事业，让他们能够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能在自己的聚居区内建立自治机构，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自己当家作主。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关怀和重视。父亲遵照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布“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的指示精神，指示归绥市人民政府与民族事务委员会组成“归绥市回民区”研究小组，讨论建立“归绥市回民自治区”并向绥远省军政委员会提请决案。经过一系列调查研究，8月7日和11月29日，市长吴立人、副市长高映明正式签署了《归绥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二届代表会议决议划回民区案的呈文》和《归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分回民自治区政府实施方案和区界略图》，谨呈绥远省董其武主席和杨植霖副主席。呈文内容如下：（《回族史料 第4集》，228页）  

    归绥市人民政府  
    关于本市二届代表会议决议  
    划回民区案的呈文  
    （1950年8月7日）  
    兹据本市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荣祥、吴立人、白志广等二十九人，提请根据共同纲领民族政策五十一条规定，军政委员会决议案及归绥市回民居住现状，在归绥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划出回民区一案，当经大会决议，转由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与市人民政府共同组织划界委员会，实施区划事宜等情。特请鉴核示遵  
    谨呈  
    董主席  
    杨副主席  
    市 长 吴立人  
    副市长 高映明  
    公元一九五0年八月七日  

    归绥市人民政府关于
    划分回民自治区政府实施方案
    及区界略图的呈文
    （1950年11月29日）
    查划分回民自治区一案，经呈奉
    钧府民政字第四二O号通知，业於省府第四十一次行政会议通过，并饬拟定回民自治区实施方案具报，等因。遵将该项方案拟妥，并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经区划委员会修正通过，兹检同回民自治区实施方案及勘定区界略图与说明各一份，
    随文呈报，恭请核示祗遵。
    谨呈
    董主席
    杨副主席
    奎副主席
    孙副主席
    市 长 吴立人
    副市长 高映明
    公元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2月12日，董其武、杨植霖、奎璧、孙兰峰共同签署了如下回复指令：
    绥远省人民政府
    关于修正建立回民自治区的布告原文
    给归绥市人民政府的指令
    （1950年12月12日）
    令归绥市人民政府。
    十二月五日市民政字第二三九八号暨附件均悉。兹将建立回民自治区的布告原稿，酌加修正，随令附发，希即遵照印发、张贴，并展开宣传，望全市各界各族人民一体知照！
    此令。
    附 修正布告原文一份。
    董主席
    杨副主席
    奎副主席
    孙副主席
    主 席 董其武
    副主席 杨植霖
    奎 璧
    孙兰峰
    公元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二日

    在“回民自治区”成立时，随后成立了归绥市回民自治区妇女委员会、回民自治区群众俱乐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归绥市回民自治区工作委员会、回民自治区优抚委员会、回民自治区红十字会、回民完小、回民中学等。

    1950年12月19日，经绥远省军政委员会批准，归绥市回民自治区成立。1950年12月28日，经中共绥远省委批准，中共归绥市回民自治区委员会成立。马志新任书记。区委委员有马志新、王万江（区长）、傅书旺（组织委员）、郝挺洲（宣传委员）、张守业（公安分局局长）。1950年12月，政务院发布通令：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三大节日食用的牛羊免征屠宰税，并在节日生活用品方面提供方便。1951年，财政部发出通知，伊斯兰教清真寺等所有土地问题，一律免征房地产税。

    同时，经绥远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归绥市旧城东北角地区的回民聚居区划出，建立归绥市回民自治区人民政府。回民自治区的区划为，旧城北门外转盘起(转盘划归回民自治区)向北通过礼拜寺巷，和合桥，至通道街北端向东拐，以小教场南墙为界，北部划归第六区，南部划归回民自治区。东至营坊道，顺斜便道向南至吕祖庙街东口(斜便道两旁住户划归回民自治区)由此北向新民街西至丁茶馆北口(口外的市妇科住院划归回民自治区)沿可蓝召(召和廊划归回民自治区)通过新民街、东寺巷、东顺城街至北门外转盘。辖25个闾，100个居民小组。

    当时区委未设组织机构，仅设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妇女干事。中共回民自治区委员会成立后，在党员少、干部缺乏的情况下，为开展工作，根据中共归绥市委员会指示，结合具体情况，发展第一批回族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费如意、马贵、马秀英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5月16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指出对此类历史遗留的名称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

    1951年6月，回民自治区撤销闾组，改建为6个居民委员会，即新民街、东顺城街、前新城道、礼拜寺巷、营坊道、通道街居民委员会。

    1953年1月30日，经绥远省人民政府批准，归绥市人民政府调整回民自治区区划。即:东以省合作总社西墙为界，向北沿小道至小教场马路为北界，西以小教场西头直至水渠，沿水渠往南至城隍庙街东口,以水渠为界，界线以里地区归回民自治区管辖。南面原属第二区管辖的剪子巷、丁茶馆巷及原属第三区管辖的吕祖庙街均划归回民自治区，经东菜园以人民公园西沿为界，沿新民街至大马路省合作总社西墙为界。新划入人口1505人(回族253人)。由二、三区划入回民自治区的剪子巷、丁茶馆巷、吕祖庙街合并增设为吕祖庙街居民委员会。

    1954年4月25日，归绥市更名为呼和浩特市。回民自治区隶属呼和浩特市管辖。 中共归绥市回民自治区委员会更名为中共呼和浩特市回民自治区委员会。

    1956年初，庆凯区撤销，所辖5个居民委员会划归回民自治区管辖，辖区范围扩大。

    1956年6月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今后对于伊斯兰教一律不要使用“回教”这个名称，应该称为“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有四个标志性事件，即：成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创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创办《中国穆斯林》杂志以及恢复朝配活动。

    1956年11月29日，回民自治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区人民政府礼堂闭幕。大会选举第二届回民区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通过回民自治区变更为回民区的决议。决定从回民自治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之日起，撤销原呼和浩特市回民自治区建制，政府名称由呼和浩特市回民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变更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委员会。

    （四）、归绥回民自治区的历史意义

    绥远和平解放初期，遵照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布“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的指示精神， 1949年8月7日和11月29日，归绥市委书记、市长吴立人、副市长高映明正式签署了《归绥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二届代表会议决议划回民区案的呈文》和《归绥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分回民自治区政府实施方案和区界略图》。这是建国初期落实毛主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中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开创性的尝试。  

    父亲在归绥和绥远工作期间， 全国最早的市辖区级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归绥市回民自治区于1950年12月在归绥市宣告成立。毛主席赠送了一面锦旗并亲笔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

    不言而喻，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何贯彻落实党中央、政务院的建国大略；如何在全国解放前夕的少数民族地区，处理好各种各样的民族矛盾和复杂关系，团结蒙、回、汉等各民族老百姓和来自不同民族的干部，团结协作，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是摆在父亲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其中有内地来的中共援绥干部，也有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起义人员；

    在1951年4月20-23日，召开了回民自治区各族各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实现了“回民自治”“民族区域自治”。为全国各少数民族成立自治区树立了典范。

    归绥市回民自治区的成立，成为我党实行民族政策的试验田，是我党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归绥回民自治区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正确贯彻和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回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历史上遗留给回族人民的落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回民区先后成立了呼和浩特市回民肠衣骨血合作社（后更名为呼和浩特市合成洗涤剂厂）、呼和浩特市回民驼运社（后更名为呼和浩特市第二运输公司）、呼和浩特市回民牛奶业全体合作小组（现内蒙古伊利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还成立了回民中学、回民医院等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事业单位。为全国各少数民族成立自治区树立了典范。随后，我国许多城市都相继成立了区县级少数民族自治区。期间，绥远日报社、蒙绥日报社在该区派驻了记者组，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也先后派来记者采访。各级政府对此事都给予了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