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20年8月11日电（侯文忠）

    1970年4月毛主席南巡回来，在北京仅住了三个多月，再次乘火车南巡，这次南巡主要是为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做准备工作并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在南巡过程中，我观察毛主席的心情是：先轻松愉悦，后气愤紧张。

    1970年7月22日主席从北京站出发，沿京广线至上海。他先在铁路沿途各大城市巡视，采取蜻蜓点水式的调查、做工作的方法，先后经过郑州（在火车上住了一夜）、而后经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城市并各住了一到两天。分别找当地负责人谈话。

    这次从杭州到上海，只去了一列火车和我们主车的随卫人员。当时，我记得晚饭后我们正在打篮球，接到通知后，赶快冲了一下澡，换上衣服就乘汽车赶到火车站，跟随主席乘火车去了上海。第二天也就是７月２９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上海先后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长扬·约尼查上将和由他率领的罗军事代表团，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和由他率领的朝军事代表团，会见两个军事代表团后又乘火车返回杭州，仍然从支线下车住在西湖边的汪庄宾馆里。在杭州前后住了20天左右，于8月18日驱车去了江西南昌的向塘，这是主席一个月内第二次到向塘。

    在向塘住了一晚上，八月的江西不愧其火炉之称，我在这里站第一班哨下来，军上衣前胸后背全部被汗水塌湿，领导实在看不过去了，规定下一班站哨时上身只穿衬衣不穿军装。

    19日从向塘上了火车领导才告诉我们，主席是去庐山，但并没有说是去开会。在之前领导也没有告诉我们主席这次外出的目的，我们只管沿途和住地的警卫。

    火车沿铁路向北，经南昌到九江车站下车，这时主席的专车司机张正吉已开主席的保险“吉斯牌”轿车在车站等候。估计南昌没有主席的保险车，开会用车又多，同时也是为了预防不测，保证主席在庐山期间的安全，所以才从北京把主席的专车调来，这是我知道的主席南巡为数不多的从北京带车及司机。

    这次上庐山没有派打前站的，全部随卫人员乘坐带篷布的卡车作随卫，主席的行李和书籍当然也是装在卡车上了。汪东兴和张耀祠以及主席的工作人员则乘坐两辆轿车在前面开路。

    为了保证上山沿途的安全，出发前,我看到中队领导专门问当地的卡车司机，能不能跟紧前面的轿车，卡车司机可能知道了轿车是毛主席的专车，所以非常激动的回答：“没问题。”但车开到盘山路上，我们看到卡车司机非常吃力的左右打着方向盘，心情既激动又紧张，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滴也顾不得擦，虽然很累，但司机的情绪还是很兴奋的。的确，全国有几人能给主席开随卫车呢？我们警卫战士也为司机的精神所感动。

    汽车在盘山路上快速的向上盘旋，这时有的战士晕车，开始大口大口的呕吐了，但多数战士不晕车，一边警惕的观察着道路两旁，一边享受这“跃上葱笼四百旋”的惬意。

    车向上盘旋了一多半路程，主席的车在一个较宽的路面上突然停了下来，主席可能是上山坐车累了,也可能是想欣赏一下庐山的风光，主席从轿车里走下来，抬头观望着群山的风景往前步行。（据记载，1959年6月29日毛主席上庐山，由于汽车驶到半山腰，需要停车加水，毛主席推开轿车门，沿着上山的公路，走了一段路，毛主席还停下脚步，侧转身，反剪双手，举目朝山上山下远眺着。毛主席当时正酝酿着一首气势磅礴的诗篇，7月1日写成了七律《登庐山》）。

    前面的两辆轿车发现主席的车停下了，也立即停了下来，汪东兴、张耀祠、陈长江等 也下了车，坐在卡车驾驶楼里的领导也下了车，但向我们摆摆手不让我们下车，同时向上指了指，示意我们注意观察四周。

    主席迈着轻松的步子,边走边观望着群山的风景，向前缓慢的走了几十米就又上了车，车队继续向上盘旋。

    毛主席这一年已经是77岁的高龄。他老人家坐车上庐山，却不知疲倦，精神焕发，还有闲情逸致游山观景。比我们经常锻炼、年纪轻轻的警卫战士兴致都要高。汪东兴商量了几句，就通知我们：“主席要下湖游泳”。 趁主席作下湖游泳准备的机会，领导立即安排了十几名战士做好下水护卫的准备，其他人则作岸上的警卫工作。下水护卫的人员提前下了水，岸上和水中的人员保护主席从停车的地方下了水后，护卫人员距离主席三、五米左右围成一圈，随着主席的游泳速度和方向向湖中游去。

    这是我见到主席第一次畅快的在湖中游泳。我在岸边看了一会，领导安排我到主席住的芦林一号后门上第一班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虽然不愿离开，但使命在身必须服从，在带班的领导带领下，我上了到庐山的第一班哨。

    从主席由北京出发一直到庐山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一系列的言谈举止说明，主席的心情是比较愉快的，并没有预感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变故，因为主席不是那种含而不露、故弄玄虚的性格，他历来有敢做敢为，不畏强势、光明磊落的品德。所以，主席出京以来，心情是比较愉悦、比较轻松的，可能是一路做工作比较顺利，预计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仿佛主席诗词里描绘的那样，任何成功与胜利，总会伴随着艰险与曲折。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又将面临着一场“风雨”。

    上庐山的前几天，情况也比较正常，但到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第三天，突然把我调到了主席院子左侧进车的大门，并要求把大铁门关上一扇，而且规定了没有通知，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其他人员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挡住。大概到了这时，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在之后的几天里，主席就没有再到会场，而是在芦林一号住所内找人谈话和召开一些小范围的会议，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这期间，汪东兴开始安排主席在芦林一号办公，到“美庐”住宿，后来又安排主席在“脂红路175号”住宿。

    在我的记忆中，1970年8月在庐山，周总理乘坐的轿车，出现过冲上盘山路牙的险情，好在有惊无险，周总理安然无恙。我们跟随毛主席到庐山的警卫战士，听了中队领导的通报后，当时都为周总理有惊无险而后怕。毛主席习惯于办公到深夜2、3点，经常是三更半夜转移住地，有时遇上大雾天气，我们就用手电筒或马灯在前面引路，这样做，虽然车速慢一点，但保证了毛主席的行车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