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钧：这也是伯伯长期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当年在白区在国统区那么复杂和危险的环境下工作养成的习惯，嘴特别严，不随便说话。

    秉宜：要不七妈怎么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提到，说她和伯伯是“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呢。

    秉钧：那一次散步，我发现伯伯走路，有时走得快点，有时走得慢一点，看来他是在有意识地想让腿脚活动一下。

    秉宜：1973年五一节你和军鹰在北京结婚，去西花厅看望伯伯七妈，那天我和长安也跟你们一起去了。记得那天七妈还送给军鹰一个玩具娃娃，是一个穿着墨西哥民族服装的小姑娘，很小，也就不到20公分高。那时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刚刚来华访问过，这个小玩具娃娃应该是他送给七妈的吧，很礼貌也很体贴。这个小娃娃就放在客厅的护墙板上方，七妈够不着，让军鹰去把它拿下来的。那些年，北京市的工艺品，什么绢花啊、小绢人什么的，市场上早没有卖的了，所以我见到这个五颜六色的小娃娃，心里好生羡慕啊，我还是学工艺美术的呢，七妈都从来不给我这些好玩意儿。

    秉钧：人家军鹰那天不是新娘子嘛。

    秉宜：那次咱们饭后还陪伯伯出来散步，走到外院的花坛旁，花坛里种的是尼克松访华时送给伯伯的美国大菊花。美国菊颜色橙黄，个头比较大，花瓣比较单薄，只有三、四层，并且全部向外伸展开，像放大了的野菊花。伯伯就问我：“这个花你能画吗？”我说：“画这个花还是可以的吧。”伯伯知道我刚从部队农场回来，我们在农场第一年劳动，第二年搞大批判，第三年允许练业务了。伯伯这么问我，应该是想了解我们这一批学美术的大学生业务有没有荒废。
    接着他又说我：“你是学美术的，可是你穿的这个衣服和袜子的颜色也不协调嘛。”我知道不协调，我穿的是一件深兰色的上衣和一条浅灰色的裤子，看着就反差比较大。可是我当时没什么钱，就这条裤子还是在服装店买的打折商品呢。我只好如实相告说：“主要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伯伯看着我，表示非常理解地点了点头，不再说了。我也不再说什么，同时把头转过去，看着远处的树和房子，心里却在想：这文革都已经快8年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一直这么困难得不到解决。尤其是农民，我刚从农村回来，我看到农民的生活更苦。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真是心灰意懒，觉得国家没希望了。当然这些话我只能自己想想，不会对伯伯说，我就别再给他找麻烦了。虽然我没有看着伯伯，可是我感觉他却一直在看着我，在观察我，他好像已经看出了我的悲观情绪。后来听说伯伯在给国务院干部开会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老百姓不满意，虽然他们没有说，但是你无法阻止他们不去想。
    前不久，我遇见章百家（原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之子），谈起总理的事，他对我说，他也听总理说过同样的话。那是在1973年的9月，他跟着父母去西花厅看望总理，总理听说他中学在清华附中上学，清华附中是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发源地。总理说：“文革开始时红卫兵有个口号：‘敢想、敢说、敢闯。’青年人是要有点敢想、敢说的精神，但闯不能乱闯。”他转而又说：“现在人们已经不敢说了，但‘想’是禁止不了的。”

    秉钧：你是什么时候从部队农场回来的？

    秉宜：就在你结婚前十几天，差不多4月中旬。我回来后先去北京市人事局报到，过了“五一”就上班了。上班地点在北京市革委会外事组，就是后来的市委外事办公室。我在侨务组，专门负责在北京常驻的外国人的子女上学上幼儿园的事，还有外国留学生和实习生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解决。安排我进外事组的是北京卫戍区的政委黄作珍，因为当时爸还被关押在卫戍区，黄政委管着咱们家的事儿。
    上班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就去了西花厅，想把新分配的工作单位向他们老两口汇报一下。我一进门，在过道里正好碰见伯伯，他刚出办公室，马上要赶去开会。看见我以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人家是在照顾你。”然后就匆匆走了，后面跟着小高他们。显然他已经知道我分配在哪个单位了。
    那一段时间，正是周总理在全面主持中央的工作。有一次，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对我说：“我认为总理现在也是我们的领袖。”我去西花厅时，就把这个同学的话说给七妈听了，七妈没有说话。下一个周末，我又去西花厅时，七妈就对我说：“你伯伯让我转告你：我们国家的领袖是毛主席，你伯伯他只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一名共产党员。”
    不久，在江青四人帮一伙的操纵下，一些报刊开始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什么“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极端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紧接着又在全国范围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从批“孔老二”一直批到“当代大儒”。江青后来还给天津一个公社的干部起名叫“周克周”。

    秉钧：1982年4月18日，七妈对咱们说：“你们当时哪里知道，你们伯伯是众矢之的，四人帮他们有总理的专案，是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不过未打倒就是了。”

    秉宜：1974年元旦的上午，我和长安相约了秉华、秉和一起去西花厅看望伯伯七妈。伯伯那天的表情非常严肃，甚至可以说是严峻，是我长这么大见到他最严峻的一次。他对我们谈话的内容也只有一个，即当天的《元旦献词》中毛主席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定。伯伯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是有利于加强战备、巩固国防的大事。他还表扬了李德生同志，说李德生同志接到命令后没有带秘书班子，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就立即赴沈阳军区上任了。除此以外，伯伯再没有多谈一件事。他这种严峻的态度传染给了我们，我们几个人也不敢说什么话，只是默默地听着。
    最后，伯伯问了我和长安一句：“你们今天看《元旦社论》了吗？”（实际叫《元旦献词》）
    我们说：“没有，家里没有报纸。今天放假，要到明天上班后才能看到报纸。”
    伯伯又问：“那你们没有听广播吗？”
    我们说：“我们没有半导体（收音机）。”那时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要100多块钱，很贵的，我们买不起。
    伯伯便回头问七妈：“家里还有多余的半导体吗？给他们拿去用。”
    七妈马上一本正经地回答：“没有了，有也不能给，她不能特殊。”
    伯伯不说话了。
    七妈这么原则，我一点也不奇怪，她就是这么一位马列主义老革命。倒是伯伯，这可是他头一次提到说要送我一个半导体。所以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他非常希望我们能尽快地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可是我这人政治敏感性一向比较差，理解不了伯伯这话里的含义，就想：这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有那么重要吗？第二天上班后我看到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其实社论中是谈了两件事的：一件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还有一件是要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而伯伯在和我们的谈话中却一句也没提批林批孔的事啊！
    老实说，我也是在近些年看了《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等一些资料，才逐渐有所觉悟：当年伯伯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在那个复杂艰难的与四人帮的权力斗争时刻，举凡关乎到国家命运的军事国防大权，还依然掌握在这些老红军、老革命家的手中。这些老红军始终没有离开他们的阵地。伯伯是在给我们鼓劲儿，鼓励我们不要悲观、要坚强、要相信党、要向老红军学习，有老红军在，国家就有希望。
    后来和章百家聊天时，他说他也知道一件事：那是在1972年的7月，有一位日本友人竹入义胜（时任日本公明党负责人）来中国访问。在正式会面结束后，他曾向周总理表示了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疑虑和担心。分手时，周总理对他说了一句话：“中国不会老这样下去的。”
    就在伯伯和我们的元旦谈话不久，1974年的1月25日，江青一伙果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反复辟、反修正主义的大会，大会公开点名批判了郭沫若郭老，但所有与会者都看出来了，这个大会炮轰的真正指向就是周总理。只不过，不知为什么，这股批判之火后来并没有炒起来。这个大会被当时的人们称为“1•25”大会。
    说来也许是命运的巧合，就在这个“1•25”大会的第二天，1月26日，春元（秉宜之女）出生在北京；大会的第五天，1月29日，周戎（秉钧之子）出生在广州。两个孩子的出生只相差三天，周家一下子就增添了两个小生命。两个小孩子的出生，也算给正遭受着猛烈炮轰的伯伯带来一些慰藉吧。

    秉钧：妈曾经说过，当年大姐出生的时候，二伯就来信祝贺“周门大喜”，这回周家一下子有两个孩子出生，二伯要是还活着，一定又要来信祝“周家添丁”了。

    秉宜：那年的1月26日是大年初四，其实我大年初二就住进骑河楼的北京妇产医院了。可是住了两天，肚子里的孩子还是没有动静。当时我的羊水已经破了，再不生胎儿就会被憋死。七妈着急了，她给妇产医院的产科主任施韧兰打了一个电话，她对施主任说：“孩子今天一定要生出来。”施主任是“民国侠女”施剑翘（曾成功刺杀军阀孙传芳为父报仇）的妹妹，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医学科。七妈和她们施家姐妹都认识的。在施主任的帮助下，初四下午，孩子顺利出生了。应该说是七妈救了我女儿一命，可这么大的恩惠，她老人家却从没有对我提起过。直到1998年，有一次我遇见当年给我接生的沙文萱大夫，是沙大夫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秉钧：七妈对你是该严格的严格，该关心的关心。
    1974年4月底，我休假回北京，去西花厅看伯伯。他穿着睡衣，正坐在客厅靠东边的两个小沙发中靠里面那个小沙发，我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个小沙发上和他说话。那一次我总的感觉他的状态非常轻松，就是很随便的谈话，没有涉及到任何工作上的事情。
    那一次他主动对我谈起爷爷和爸爸。他说：“我对你们的爷爷一直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为人老实，一辈子的工资没有超过20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又说：“（19）28年我去苏联那次，经过了吉林，当时你爸爸也在吉林，我给他写了个条子，他就来旅馆找我，把我接回家。虽然他脱离了革命，但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
    他还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的记忆力确实好，别人也这么说我。”然后就提到了林彪，他说：“林彪这个人，他就是唯心，他曾经对人家说：周恩来是12月怀胎。”他就笑，说：“荒唐！我怎么会是12月怀胎！我要是12月怀胎，我不成了怪胎了嘛！”
    后来七妈出来了，我告诉七妈说：“七妈，我生了个儿子。”七妈说：“我料到你就会生儿子。”我说：“您怎么会料到我会生儿子呢？”她说：“你看看你们周家，一代一代有姑奶奶吗？你看荣庆（恩溥之子）他们家没有，尔辉（恩硕之子）他们家没有，就你爸爸这儿有仨姑娘。”
    坐了一会儿，我向伯伯、七妈告别，七妈拿出一小袋面包来给我。她说：“这是小平同志去联合国开会，途径法国带回来送给你伯伯的牛角面包。你伯伯他们在法国时都爱吃这种面包。你拿几个回去，给你妈妈也尝尝吧。”
    过了不久，伯伯就住院了。

    秉宜：伯伯是6月1号住院的。住院不久，有人给伯伯写了一封告状信，说你的侄女周秉宜一个学美术的又不懂外语却被安排在了外事部门工作，显然是走后门来的。这样七妈就把我找去谈话。她说：“有人写信给你伯伯，反映你专业不对口，你是不是考虑换个单位？”我说：“没问题，我的确不懂得外事工作怎么做，政治上也不够强，我愿意还去做我的老本行。”七妈说：“那你自己去跟单位里讲吧。”我回到单位就向外事组的组长王笑一同志提出了这个要求，他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我必须坚持啊，我总不能让人家拿这个问题向总理发难吧。这样我磨了半年，市领导终于松口了。临走那天，我去向王笑一组长告别，王笑一和我谈起了总理，谈总理对外事工作的指导和关心，谈着谈着，他哭了。
    我要离开外事组时，外事组的同志们都挺关心我，几个老同志还专门找我谈话，劝我一定要找一个市属单位，说这样万一形势有变，把我下放了，最不济也还可以留在北京郊区。要是去了中央单位，就不知道会被发配到哪个边远省份了。
    我在中央工艺美院学的是染织专业，所以离开外事组，我就调到了北京市的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在那里做出口商品的宣传和设计工作。
    其实现在想一想，当年即使没有那封告状信，恐怕伯伯也得找个机会跟我谈，让我主动离开政府机关下基层去吧。

    秉钧：这一年的11月份，军鹰在山东实习时，给我寄来一包山东大枣，是已经晒干的脆枣。正好我又到北京开会，就带了一些山东大枣去西花厅，那时伯伯已经住院了。七妈说：“这么大的枣真难得，你伯伯爱吃脆枣，我让安师傅给他烤一些。”我问她：“伯伯今天还好吧？”七妈说：“已经做了手术了。”我说：“那您什么时候去看伯伯，我跟您一块儿去看看伯伯。”她说：“我先跟你讲一个情况，然后你再看你还去不去。中央规定：伯伯住院期间，除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同志有工作需要向他谈可以去，其他任何人去都要经过中央同意。中央批准我每天陪伯伯半个小时，我就一分钟都不多待。你还去吗？”我说：“既然这样，我就不去了，那您去看他，代我问他好吧。”下一周我再去西花厅时，七妈告诉我：“上次安师傅烤过的枣，你伯伯吃得真香。”我至今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安慰。

    秉宜：关于去看望伯伯，我那时是问的张树迎叔叔，有一天我去西花厅，正好碰见张树迎叔叔从305医院回西花厅办点事，我就去问他说：我能不能跟你去305看看伯伯？张树迎叔叔说：哎呀！咪咪，中央是有规定的：无论谁去305医院看你伯伯，都必须经过中央办公厅的批准，包括那些领导同志去，也要通过中办的同意。我听了心里有点不高兴，觉得这中办也太没人情味了。可是又一想：是呀，我们做亲属的，做老百姓的，怎么能跟找总理谈工作的那些领导比呢！我要是再去跟七妈提什么去看伯伯，她一准会批评我不守纪律。所以我就什么也不提了。
    后来看了西花厅工作人员的一些回忆文章和《周恩来年谱》，才知道伯伯在305医院并没有安心养病，而是仍旧在工作，开会、批文件、见外宾、找人谈话，继续关心老干部的解放，继续关心工农业生产，关心港口、机场、铁路等大型基础建设，他就把305医院当成他最后的办公室了。而在住院的这一年半中，他居然做了14次手术，其中还有4次是大手术。一个70多岁的老人了，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才能顶住病痛的折磨，如此地拼着老命，这一切还不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伯伯真不愧是老红军、老革命、老英雄。而当时党中央要严格控制去看望总理的人员，完全是在关心他、保护他啊！
    1975年的国庆节，我和长安去西花厅看望七妈，并且托她代我们给伯伯问好。离开时，七妈一直和我们散步到二门的门口（我们管国务院大门叫大门，管西花厅的大门叫二门）。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伯伯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七妈也一点都不透露。

    秉钧：1975年12月下旬，我休假去北京，给七妈带了些蜜桔，这次我没有提看伯伯的事，只说是南方刚下来的蜜桔，如果伯伯能吃就给伯伯带去。
    月底我休假结束，我去西花厅向七妈告别，七妈对我说：“你伯伯现在不太能吃东西了，你给他带的桔子，我给他榨了桔子汁，给他喝了。他吃饭不好，正好用这些给他加些维生素。”当时伯伯的病情有多严重，我一点也不知道。聊了一会儿，七妈说：“我要休息了，让赵炜和你聊吧。”然后她就回房间了。
    七妈走了以后，赵炜表情很严肃地和我谈话，她说：“秉钧，七妈让我和你谈一谈。本来她要自己和你谈，但是她怕说了以后会伤心，所以让我来跟你谈谈。”我当时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心里就一沉。赵炜这时声音也哽咽了，她接着说：“你要有思想准备，你伯伯的情况很严重。七妈说：万一有那么一天，你们在外地工作的都不要回来，不能耽误工作，七妈还说：不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侄子，就是我们有亲儿子在外地工作，也不会让他回来的。”最后，赵炜说：“七妈表扬你了，说伯伯专门讲：秉钧懂纪律，没有再提看望伯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