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周恩来与周秉华（左起）、周秉和、周秉建、周秉宜、周秉德在西花厅院内。（中红网红色图图）

邓颖超大姐1953年9月和侄子、侄女们的合影，前排左边周秉钧，右边周秉宜；后排左边周尔辉。（中红网红色图库）

周秉钧1961参军前，周恩来伯伯和他的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毛主席女儿李敏（前排左）、李讷（前排左），和周恩来侄子侄女周秉德（后排中）、周秉钧（后排左二）、周秉宜（后排右二）、周秉和（后排左一）、周秉建（后排右一），在一起合影留念。（中红网李学叶摄）

    中红网北京2018年6月6日电（周秉宜）

    秉钧：先说说我当兵的事。1961年7月初，我高中即将毕业，正忙着高考复习，当时空军也正在北京的应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员，我也参加了招收飞行员的体检和政审。当时我们北京三中有两三百人都参加了体检，淘汰率很高，最后只剩下三、四个人了，我竟然还幸存下来，这时只差最后一项检查——“低压舱”。人人都知道选飞行员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所以我也没抱太大希望，照样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我想报的志愿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第二志愿是北京科技大学。

    秉宜：你参加体检的事我有印象。那会儿我上初三，老四（秉华）上初二，我们俩都不看好你选飞行员的事，认为就你那样儿，又瘦又单薄的，人家肯定不会要你。后来你居然被录取了，还真是没有想到。

    秉钧：有一天我正在家复习功课，姐姐回来了，她对我说：“秉钧，七妈让我告诉你，明天伯伯请你去谈话。”我听了一愣，我长这么大，伯伯还是第一次用“请”这个词儿呢。我问姐姐：“伯伯找我什么事？”姐姐说：“无可奉告。”其实她也不知道。第二天我就去了西花厅，我又问七妈伯伯找我什么事，七妈也说：“很重要，伯伯会亲自跟你说。”
    到了午饭时间伯伯才回来，七妈让我和他们一起吃午饭。在饭桌上，伯伯开始跟我谈话。他先问我准备报考哪个大学，我说准备考清华的无线电系。他又问：有把握吗？我说努力争取吧，我的第二志愿是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大学也有无线电系。
    这时伯伯话题一转，突然问我：“想不想参军？”我脱口而出，说：“想啊，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空军正在我们学校进行选拨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伯伯听了有点吃惊，说：“你怎么没告诉我？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区里、市里的检查都通过了，最后还要到空军总院去做专业检查。听说到这个程度，即使当不成兵，也可以到海军去。”伯伯说：“嗯，好，如果飞行员做不了就去海军；如果去海军要直接上舰艇，不能去舰艇学校；海军去不了就去陆军服兵役如何？”我说：“好。”伯伯这时就又跟上一句：“那大学就不考了吧？”我听了又一愣，我从高二起就开始为高考做准备了，说不考就不考还真没想过。我说：“考还是要考一下吧。”伯伯看着我，说：“既然决心参军，为何还要高考呢？不要以为只有上大学才有前途，我就没上过大学。我知道你喜欢无线电，但是到了部队一样可以学嘛。”
    接着伯伯对我说了他劝我去当兵的理由，他说：现在国家正在遭受自然灾害，农村的劳动力严重不足，为了保障农村的劳动力不受影响，保障今年的农业生产不受影响，中央开会经过研究，决定今年不再到农村去征兵，只从城市征兵，今年的复员兵也全部返回农业生产第一线，这样同时还可以减轻城市商品粮给农村带来的负担。
    听了伯伯的这一番话，我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和道理。那我立刻就向伯伯表态了，我说我同意放弃考大学，去参军。

    秉宜：做出这么大牺牲真是不容易，换了我，怎么也得思想斗争几天吧，难怪伯伯七妈对你一直那么照顾。我曾经听张树迎（周恩来的卫士）叔叔说，伯伯在305医院住院时，和七妈谈到过咱们家的孩子，对你的评价就两个字：“听话。”当年有那么一首歌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伯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秉钧：我是在8月初接到空军“招飞办”寄来的录取通知书。

    秉宜：记得那时候知道你要去当空军了，爸带着咱们全家在西单的国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爸和妈知道你爱吃西餐，为了送你，咱们家还专门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次西餐。我、老四（秉华）、小五（秉和）、小六（秉建），我们都去了，也都挺高兴的，因为那时候叫“参军光荣”嘛，以后咱们家的大门口也能挂上“光荣军属”的牌子了。
    那几天还赶上尔辉（周恩来的堂侄）结婚，七妈在西花厅给他安排了一次庆婚的家宴，饭后伯伯七妈和尔辉两口子还有咱们大家一起照了相。我后来想七妈的这个安排也是为了帮助伯伯了却一件多年的心事吧。当年八爷爷（周恩来的胞叔周贻奎，大排行八）去世的时候，伯伯正在日本留学，伯伯接到二伯（周恩来的胞弟周恩溥）报丧的信，心里非常痛苦，恨自己不能为家里做点什么。那些年咱们这一房已经穷到底了，伯伯在日记中说：“八伯说是病死的，不如说是穷死的。”（周恩来被过继给他的十一叔，故称周贻奎为八伯。）今天，伯伯和七妈为尔辉（周贻奎长孙）办了这么一场婚宴，也算可以告慰八爷爷的在天之灵了吧。不过听说伯伯为了这次家宴，后来在中央的会议上还做了检查。
    那天在西花厅，就只有你去晚了，既没赶上吃饭也没赶上合影。

    秉钧：那天正好是西城区武装部来人通知我去三中拿入伍通知书，我先去学校了。

    秉宜：是呀，都过了中午了，我们大家都要离开西花厅了，已经走到外院了，才看见你匆匆赶来。你没赶上大家的合影，伯伯就让记者同志给你和伯伯再单独补一张。这样你和伯伯就站在了前客厅（西花厅的正厅）的门口，我们大家也全围在一边观看，谁也没有上前打扰，只有维世姐姐抓住机会凑上前，站在了伯伯身边。她是为了金山，因为金山也来晚了，也没赶上照相，她就一个劲儿地招呼金山说：“金山，快点，快点过来呀！”于是，这张照片就成了4人合影了。

    秉钧：金山过来后，我把金山往伯伯这边让，金山不肯，他说：“伯伯今天是送你的。”

    秉宜：咱们大了以后，社会大环境也不再那么宽松了，伯伯就不再随便和咱们单独合影了。对你是一次，对秉建是第二次。1970年，秉建听从伯伯的动员，从她刚刚参军的那个部队又返回了内蒙古牧区。她要求和伯伯照张相，伯伯立刻同意了。秉建说，当时张树迎叔叔也为她高兴，还对她说：“这是多好的事啊，伯伯是在用这种方式鼓励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辜负伯伯对你的期望啊。”

    秉钧：8月底，我们这批北京参军的同学就一起出发了。第一站去的是张家口，我们先在那里学习了两个月的滑翔。等回到长春的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已经是11月份的事了。
    在长春预校的开学典礼上，军委空军司令部军校部的张孔修副部长见到了我，他说：“你就是总理动员参军的侄子！”张副部长告诉我：当年在中央召开的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会议上，周总理讲话时提出，为保证农村的劳动力不受影响，希望各级干部带头送子女去参军。总理还特别表态说：“不要以为我没有子女才这样说，我有侄子，我还可以动员两个。”听了张副部长的一番介绍，我才知道伯伯动员我参军还有这样一个背景，我就是他表态要动员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小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的警卫副官龙飞虎之子龙桂辉），当时他已经都工作了，在地质部，也被伯伯动员去参军了。

    秉宜：小虎去的是陆军，在福建。

    秉钧：可是到了长春，我们却没有飞机可飞。因为练飞行是一件既费钱又费油的事情，那时咱们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政府也没有更多的钱了，苏联又在卡我们的油，所以我们预校的学员呢只能做些地面训练和航空理论的学习。这样到了第二年的三月，空军司令刘亚楼就下了一道命令说：各预校的学员统统下去陆军锻炼。我们长春预校的近千名学员都被安排在了60军的179师，光我们去的那个537团就有100多个空勤学员。开始在福建闽侯县，夏天又搬到了古田县。
    去古田县我们乘坐的是老式的闷罐车，一节车厢里坐几十个人，为了透空气，车门打开一扇，拿梯子一挡就出发了。大家一路走一路唱歌，大声唱，扯着嗓子唱：“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我们来到了……”走到哪儿唱到哪儿。你知道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吗？因为当时蒋介石看大陆经济陷入困境，就想乘这个机会反攻大陆，并且已经在积极准备了。海峡对岸那边三天两头的飘过来许多大气球，挂着反攻大陆的传单，还有饼干、罐头什么的，说咱们困难，没有吃的嘛。福建、广东沿海的特务活动也比以前更频繁了，我们这些大兵唱歌就是唱给蒋介石他们听的，让他们知道我们的野战部队已经开到前线了。
    坐闷罐车坐了大概有两天，才到达古田县的大桥镇。我们就住在了老乡家，每家住一个班，十几个人。当然我们不进人家老乡屋里，就在院子里找个地儿，搭个棚子，大家全都睡地上。村上、镇上全是大兵，每天做备战训练、站岗放哨、值勤。一时间紧张又忙碌、热火朝天的。按理说军队的战略部署、各部队的相互关系都是军事机密，但这次就是要造舆论，告诉老蒋，我们的战略部署已经明确了，不再变了，就准备打了。其实那会儿咱们真的没有钱，打仗是打不起的，但是这么一造舆论，老蒋他就没敢动。
    有一天我在大桥镇的小卖部看到有卖上海的力士香皂，我就想起妈是特别爱用力士香皂，她老说力士香皂味道好、又经用。可那会儿全国各地的物质供应都特别紧张，上海的轻工业产品在北京基本上看不到了。而福建属于华东地区，还能供应一些上海的商品。这样我就赶紧买了几块力士香皂，用布袋缝好，给妈寄去了，并且我告诉妈，其中一块香皂是给七妈的。那时我已经有津贴费了，一个月6块钱。

    秉宜：哎哟，我可不敢给伯伯七妈送什么东西，那是要挨批评的。记得在1958年夏天，淮安老家来人给伯伯带了一点家乡特产、馓子什么的，伯伯就批评他们，还把钱给了他们。后来伯伯让小姜（姜贵春，周恩来的卫士）把馓子给爸送过来一些，我那天正好在家，听到小姜对爸交待了这件事。那时就知道了伯伯有这个纪律，他从不收礼，也反对别人送礼。

    秉钧：我6月份到古田，9月12号就在连队里入党了，那天正好是阴历的八月十五。我给七妈写信向她报告了这个好消息，一周以后就收到了她的回信。信是用毛笔写的，是通过爸寄给我的，信上说她祝贺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说了些鼓励的话，最后说：香皂收到了，谢谢你。这是我收到她的第一封亲笔信。可惜1970年我们部队从惠阳搬到兴宁时，因为我正在北京开会，战友替我搬的家，弄丢了一箱子书，里面就有七妈那封信，太可惜了。

    秉宜：是呀，你不但参了军，这会儿又去了前线，还入了党，伯伯七妈对你的表现很满意。你孝敬他们什么，他们都会说好。当然你也不过是给他们买块香皂买双袜子什么的，做的挺得体。

    秉钧：我在连队锻炼了一年多，才回到航校继续上学。但我们学员没有假期，我们航校跟其它军校的学生不一样，其它军校寒暑假照放，我们根本没有假。你想想，培养一个飞行员国家要花多少钱？航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特别还有农村来的，他回到家里，生活没规律，营养再跟不上，身体一变化，回来就得停飞，那不就白白浪费国家的钱了。
    不过1965年9月，我们航校来了一批越南学员，这是我们国家在帮助越南培养飞行员，属于一个月的短期培训。可是学校房屋不够，为了给越南的学员让路、腾房子，学校只好给了我们28天的休假。这是我当兵四年第一次休假。
    回到北京后，我就去看望伯伯、七妈。我第一次穿着军装进西花厅，感觉很兴奋。按照军队的要求，军人进屋要脱帽，我进了客厅，先给七妈敬个军礼，然后就站在一旁和她说话。她问我：“秉钧，你怎么不摘帽子？”我说：“伯伯一会儿就回来，我要等他来了，我给他敬过礼再脱帽。”七妈说：“行了，行了，你可别跟他来这个了，你伯伯最烦在室内不脱帽子了。”这样我以后去西花厅，一进门先把帽子挂在值班室外面的走廊上，见了伯伯，即使不敬礼，打个立正，伯伯也知道这个规矩的。
    那次七妈就让我到西花厅去住，还让我跟她一起吃饭。她说：“你是学飞行的，身体不能垮了，不能掉磅，你就在我这儿吃饭吧，也好和伯伯说说话。小咪（秉宜）和你大姐（秉德）她们来，偶而在这里吃一顿。小咪住在这里，就让她去食堂吃。”这样我一天三顿全和七妈一起吃，有时伯伯在，也一起吃，吃了差不多一个月。

    秉宜：伯伯七妈每个月的伙食费用，七妈都是做了计划的，咱们在他们那儿吃饭，一个孩子一顿饭是1毛5分钱的标准，钱都记在伯伯的账上。这是粤生姐（孙新世）告诉我的，她有一次偶然看到何谦叔叔那儿的一个账本，上面记着每个孩子的名字和所花的伙食费。不过，估计给你的伙食标准就还得提高一些吧。

    秉钧：你那时不是也住在西花厅吗？我怎么一直没看见你？

    秉宜：我住在最靠北的那排过道的一间小屋，那排过道的房间主要是给值班同志用的。我旁边住的是老桂叔叔（桂焕生），他要给伯伯做夜宵，就长年守在西花厅。玉珍大姐说她父亲那时一个月才回家一次——送工资。老桂叔叔是淮阴人，4岁就跟着他父亲来北京，后来成了北京玉华台饭庄一名做淮扬菜的大厨。

    秉钧：难怪他说的那么地道的北京官话。

    秉宜：1965年9月你来那会儿我刚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一心想着要多画画，星期天也拿个速写本去旁边的日坛公园花圃画速写，差不多一个月没回家。

    秉钧：那一次在西花厅，我住在咱们小时候住过的那个东厢房的南屋。

    秉宜：那间南屋，成元功叔叔结婚时住过，后来很长时间当了半个仓库，放书报、画册、唱片，还放杂物，占了很大一块地方。

    秉钧：我住进去以后呢，南屋因为好久没人住了，也好久没打扫了，尤其是窗子落了很厚的土，不打扫怎么住啊！我就跟张树迎叔叔要了扫帚、抹布和一个小水桶，搞了搞卫生。我先打开窗户，蹲在窗子上擦玻璃。正在擦的时候，看见七妈过来了，她刚午睡起来，到院子里来散步，好像霍爱梅阿姨（邓颖超的生活秘书）陪着她。她一下发现我在擦窗子，立刻叫起来：“哎呀！解放军！解放军！”那就是很惊喜的样子。后来张树迎叔叔对我说：“秉钧呀，你弄得我们很被动。你七妈对我说：‘你看看，秉钧不愧是解放军了，人家来了一看，该打扫就打扫卫生，就是部队的好传统嘛。你们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想到去打扫呢？’哎呀，这，这，这确实让我们有点自责了。”

    秉宜：你表现好，七妈高兴呗，那她得找个人念叨念叨啊，也就只能上值班室了。其实她还不知道吗，张树迎叔叔他们是不能随便离开值班室的，伯伯就在旁边办公呢。打扫卫生的工作自有别人负责。

    秉钧：我那次住西花厅，感觉到伯伯比以前忙多了。那会儿“总理办公室”已经解散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只留了两个秘书，其他人都分到国务院各部门去了，本来很多事秘书可以帮着解决，现在就都得由他自己办了，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从外边开会回来直接就进办公室，一进去就出不来了。七妈和张树迎叔叔对我“诉苦”，说现在伯伯睡觉就没有一次超过4个小时的了，有时他连续20多个小时不睡觉；有时48个小时睡了4次，这4次加起来也不到8小时；有时则是刚躺下，又因为工作被叫起来；有时是考虑工作，躺下也睡不着，就干脆起来；有时睡上十几、二十分钟又起来继续工作。张树迎叔叔就感叹说：“我和高振普两个轮流值班都熬不过总理。”我把张树迎叔叔的话告诉了七妈，七妈说：“嗳，不是他不能睡，如果有时间，他可以连续睡上十几个小时不醒。”

    秉宜：伯伯的忙，我从小还有一个印象是：有时他正在吃饭，秘书过来了，欲言又止的样子。伯伯一看见秘书，也不说话，放下筷子，站起身，快步走出客厅，转身就进了办公室。秘书紧跟在后面，要是碰到像陈浩阿姨那样的女同志，得紧着多叨两步才能跟得上他。当然秘书们也尽量不去打扰他吃饭，但是有重要的事情时，恐怕不及时去请示，事后就会挨总理的批评的。伯伯不是对秘书说过吗，说：“你们不要怕我忙不过来，我忙得过来。”
    另外还有个印象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在1950年代，社会大环境还比较宽松，有时七妈会让国务院招待科的同志过来给伯伯放一部电影，好让他放松休息一下。我记得有《渡江侦察记》、《翠岗红旗》、《山间铃响马帮来》、《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印象最深的是看卓别林的默片，咱们几个小孩坐在地上看，乐得前仰后合。

    秉钧：看卓别林的电影那就是1954年的事了，伯伯为了去日内瓦开会做准备，他要先了解一下卓别林的作品。

    秉宜：不过每次看电影，中途都会有秘书摸着黑过来找伯伯，伯伯也立刻站起身悄悄地离开，而且他不让开灯、不打扰大家，过了一会儿他还会回来再接着看。一会儿秘书又来了，他就又出去了，有时就不回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伯伯在家就没有从头到尾完整地看过一部电影。

    秉钧：60年代初，伯伯也还能打打乒乓球、散散步，活动活动身体。我1965年9月这次去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已经撤了一段时间。伯伯比以前更忙了。我看他常常一个星期也抽不出一点时间打乒乓球，散步的时间也少了。因为上火，嗓子也出了毛病。可是伯伯却说：“解散总理办公室，周围的人都反对我，不让撤。现在撤了，不是一样办公嘛！”

    秉宜：我也听伯伯说过这句话，差不多就是在你离开西花厅以后，刚过国庆节不久，恰逢戏剧电影《红楼梦》的几位主要演员徐玉兰、王文娟、金彩凤到北京出差，不知道是开会还是参加文艺汇演。她们说想要来看望总理和大姐，于是就被请到了西花厅。本来平时伯伯见客人是根本没有我什么事儿的，这一次七妈却通知我，让我也过来陪几位客人一起吃个饭。大概是吃饭的时候不知谁问起总理办公室撤销的事，伯伯就说了这么一句：“我要解散总理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反对，只有我老婆支持我。”这是我唯一一次听他对人提到七妈时说“我老婆”。

    秉钧：不过伯伯虽然都忙成这样了，我发现他的观察力还是那么敏锐，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我回西花厅后第一次陪伯伯去散步，刚走到二门（西花厅的大门）的时候，因为门口有哨兵，我知道哨兵是要给首长敬礼的，就主动退后了一步，让伯伯在前面走。果然哨兵给伯伯敬了礼，伯伯抬了一下手，这对他来讲就是还礼。我走在后面就没有还礼。伯伯马上察觉了，回头问我：“为什么哨兵同志给你敬礼，你不还礼？”我说：“按照部队的队列条例规定：单人军人经过营门或者在路上相遇，要互相敬礼。但如果是几个人同行，那就应该是首长在前面，首长还礼，后面跟着的人不用还礼。”他点点头，没说什么。从此以后，我要再去西花厅，经过二门，一定先给哨兵敬礼。

    秉宜：小时候在西花厅，七妈老说我，有一点没做对都不行。七妈就不怎么说你吧？

    秉钧：七妈也说我。我在航校的时候每天都必须有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假期里我也不敢停止。当时西花厅车库北边警卫班住的那个小院里有个单杠，我就每天去那儿练单杠。我在练单杠的时候，那些战士们看到了，就出来帮我，站在单杠下面保护我。回到后院，我跟七妈讲到这个事儿，七妈不高兴了，她问我：“他们为什么保护你？”我赶紧给她解释说：凡是在体育器械上去锻炼、做动作，下面都要站个人看着，万一做动作的人掉下来，下面的人能够托一把、扶一下，这也是体育锻炼的一个常规，甚至我们体育教官在场的话，也是要站在下面帮助一下的。七妈她就把我说的这个“保护”，当成是不是人家又照顾你了，对你又特殊了，怎么怎么样了。

    秉宜：你说的车库北边的院子是不是东小院、西小院？（注：东小院、西小院一说只是周秉钧、周秉宜的称呼，真正的西小院在西花厅大门外的西侧。）

    秉钧：就是。上小学时我和晓枫（彭雪枫之子彭晓枫）、小虎还都在那边住过。有一次伯伯出来散步，顺便过来检查我和晓枫的房间，看见我们把臭袜子扔在床上，还把我们俩批了一顿。

    秉宜：我也住过，我和小瑜（龙飞虎之女龙铮）住东小院。现在那两个小院都拆了，已经没有了。

    秉钧：那次在西花厅，我还注意到，伯伯对自己的生活很少考虑。天凉了，要七妈提醒，他才加一件衣服。平时不会见外宾时，他在家就穿一件旧的灰布制服。不过即使在家，他穿衣服也很注重仪表，那个风纪扣永远都是要系上的。那次我还进了伯伯的卧室，他当时盖的被子是灰布的被面、白布被里。我当时想，如果不是我亲眼见，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大国总理就盖这么一床布面的被子。

    秉宜：灰布面被子？是不是伯伯在转战陕北时就用过的被子？伯伯去世前，七妈没让我进过伯伯的卧室。

    秉钧：因为那次住的时间比较长，我基本上也不出去，只要伯伯回来，能陪他吃饭或散步，就能和他谈一谈。其中有几次谈话，我过后就给记下来了：

    1965年9月 西花厅
    伯伯：你飞了没有？
    秉钧：还没有，只滑翔了。我在预校呆了三年，到航校刚刚一年。
    伯伯：你今年多大？
    秉钧：我23周岁。
    七妈：你才23岁，我以为你比你姐姐小两岁，已经26岁了。
    伯伯：23还小？不小了。在预校就呆那么长时间，青年时期都浪费了。应该十八九岁就开始飞，接受得快。这时候也最容易锻炼勇敢精神，飞行最需要勇敢沉着。你胆子大不大？
    秉钧：还可以，差不多的事都敢干。
    伯伯：开始上天总是有些紧张，因为不熟悉。我第一次坐飞机还不舒服呢！没关系，熟了就好了。但首先要自己有胆量，要沉着。
    七妈：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勇敢沉着，越是紧张危险，越要镇定。
（秉钧讲了飞行中一些因沉着果敢而化险为夷，因惊慌失措而造成了不应造成的事故。伯伯、七妈边听边点头。）
    伯伯：在预校要三年，学出来就要六、七年，学制太长了。这学制从预校就得改。你们开始飞什么飞机？
    秉钧：米格-18，苏联的初级教练机。我们自己设计制造了一种“六一”式飞机，性能比它好多了。
    伯伯：好在哪里？
    秉钧：（讲了“六一”式飞机的性能和优点……）可是我们飞不上了。我们学校接收了一期越南学员，把好飞机让给他们飞。过去我们学校就培养过几期越南同志。我们自己的学员不飞或改机种，也要把他们培养出来。
    伯伯：越南同志先飞，这是国际主义。
    秉钧：就是因为那时赫秃子（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给我们捣蛋，器材缺乏，我们的学制才定得长。
    伯伯：你们有没有上飞机实习？
    秉钧：没有。就是上理论课，讲了10个月。我们副校长讲了，他只学了28天理论，照样飞上去了。他要我们对教学、学制好好提意见。
    伯伯：就是嘛！就应该边学边实践，你们还是理论与实际脱节。你们副校长叫什么名字？
    秉钧：焦延寿。我们这次整风，大家对教学、教材提了很多意见，要求把很多与飞行使用无关的都删掉。现在有很多没用的都讲了。
    伯伯：没用的讲它做什么？
    七妈：政治学习也得联系实际。你爸爸退休了，现在参加很多学习。但学了要用，要实践，不要成个“学习专员”喽！
    伯伯：我跟他谈过了，你再和他谈谈。现在小学二部制的多，让他把周围的孩子组织好，讲些革命故事，搞一些活动，免得他们到处乱跑，这也是对社会上的一项义务，就是实践嘛！
    七妈：你们政治课怎么学？
    秉钧：就是教员或者首长宣讲，我们回来讨论，最后检查思想。
    七妈：光坐在那里谈抽象不行，政治课更得联系实际。
    伯伯：我开了一天会，嗓子不好，还有事情，今天不多谈了。你和七妈谈吧。
    七妈：我身体也还没完全恢复，也不和你多谈了，以后你常来，每次都谈一些，少量多次。不论怎么谈，咱们都得有了问题学毛著，用毛泽东思想看问题，解决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在于用，不用学了干什么？不要看学得多少，就看用得好不好。孙乐义、丰福生是搞伙房工作的，他们学了就用，工作就搞得好。学毛著首先是改造思想，使自己与主席思想一致，才能用得好。不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掌握和运用主席思想，就要犯错误。不要怕暴露自己与主席相抵触的思想，因为肯定是有的，暴露了才能解决掉，不暴露就总带着错误。
    秉钧：我们就有这情况，讨论问题，说出一句不对头的话，与主席思想相抵触的，马上就要收回来，怕人家批判。
    七妈：你学毛著，最主要一条就是要讲民主，有错误就不要怕人家批评，特别要听反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