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资料图）

    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在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诞生了，这是李大钊亲自指导建立的，因当时尚未建立省委、县委，定为特别支部，直属北京区党委领导。李大钊亲自发展的共产党员弓仲韬任支部书记。台城村党支部的建立，像一粒火种，很快燃向邻村、邻县。1924年8月15日，成立了安平县委，在此基础上，与相邻的饶阳、深泽、深县建立了联合县委、中心县委。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革命的火焰在冀中大地燃烧起来，为这一带革命斗争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弓仲韬为建立和发展壮大党组织，披肝沥胆、耗尽心血，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即使被敌人弄瞎了双眼，仍矢志不渝、赤心向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一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正是弓仲韬一生的真实写照。

纪念馆内弓仲韬与李大钊握手的雕像

    李大钊亲手播火种

    上世纪初的中国，天昏地暗。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加上军阀混战和接连不断的旱涝灾害，民不聊生。1920年到1921年，华北大饥荒，饿死1000多万人。位于冀中平原、滹沱河畔的安平县，1922年遭受大旱灾，民以树皮、野菜充饥。1923年又遭受大水灾，台城村223户人家中，被迫闯关东的有127户，卖儿卖女的3户，饿死4人。贪官污吏欺压搜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之兵匪劫掠，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县志记载：“民大饥”“民多流亡”“卖儿卖女”“路有饿殍”“民相食”，其惨其悲，不忍卒睹。正如一首逃荒歌所唱：“滹沱河，水滔滔，逃荒的人们好心焦，老的老，小的小，无亲无友无着落，卖儿卖女靠乞讨”。什么时候才是农民的出头之日？什么时候才能得个温饱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有了希望。

李大钊（资料图）

弓仲韬（资料图）

    弓仲韬，1886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大户人家。父亲是清末的开明士绅，赞同康梁变法。弓仲韬自幼同情劳动人民，在家乡上学时就参加进步活动，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妇女放足、男人剪辫子。1916年，考入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接触到许多救国救民的思想。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特别是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rism的胜利》后，思想豁然开朗。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同年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沙滩小学任教。在此期间，他经常到北大图书馆，特别在馆内专设的“亢慕义斋”阅读进步书刊，听李大钊演讲和教诲。按李大钊要求，他经常到天桥一带的工人、市民中调查研究，宣传革命思想，鼓动工人同资本家作斗争。李大钊看他进步很快，又多次提出入党要求，1923年4月，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之前，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的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浙江萧山衙前村农民大会于1921年9月27日召开，中国第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宣告成立；1922年7月，彭湃在自己的家乡广东海丰县成立了第一个秘密农会；1923年4月，毛泽东派人到湖南衡山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9月成立岳北农工会，树起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一面旗帜，之后毛泽东又在韶山一带亲自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出身农家的李大钊对农村、农民的状况有着深切的了解，先后发表了《青年与农村》《土地与农民》等文章，论述了把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重要意义。他对弓仲韬讲：“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只在书斋里不行，只在城里也不行，需要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你家在农村，就回老家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吧。”弓仲韬按照李大钊的嘱托，不久即辞去教职，放弃了城市生活，回到老家安平县台城村，播撒革命火种。

    弓仲韬回村后，首先对全县农村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发现，大约不到百分之十的富人，占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百分之九十的穷人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针对农民大多不识字的现实，创办了平民夜校（也称“农民夜校”），作为提高农民文化和开展党的工作的阵地，成为台城村茫茫黑夜中亮起的一盏明灯。他教学员先识字，以讲故事、说历史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教材《平民千字文》，为农民讲授。农民晚上来夜校，识了字，明了理，还能吃到弓仲韬为大家准备的米粥，学员迅速增加，最多时达50多人。他们逐步认识到：当今世事，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弓仲韬卖掉20亩地，办起了台城村“女子小学”，引导妇女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弓仲韬在这些学员中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其中很多人成长为革命骨干。正如追随他闹革命的堂妹弓彤轩在回顾自己成长经历时所说：“在小学我是儿童团，高小是青年团，初中就成为共产党员了。”弓仲韬随时与李大钊保持联系，各项工作都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进行。

纪念馆内珍贵的资料（资料图）

    1923年8月，弓仲韬介绍夜校学员弓凤洲、弓成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农民党员。就在这个月的一个深夜，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在平民夜校建立，弓仲韬任书记，弓凤洲任组织委员，弓成山任宣传委员。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的建立，标志着安平人民反封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农村革命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台城特别支部建立后，弓仲韬一边继续办好农民夜校，一边着手组建农会，发动贫苦农民向村里的地主开展说理斗争和雇工增资斗争。对于弓仲韬来说，这是在革自己家族的命，也是革自己的命。弓氏家族不少是村里的富户，弓仲韬自己家就有300多亩地。当时，他说服本族富户的长辈们给雇工和村里的穷人放粮食，增加工资。有的富户坚决抵制，弓仲韬就发动雇工在需要抢收抢种的大忙季节，向富户提出增资要求，否则停工，迫使这些富户不得不屈服。每到春节、中秋等重大节日，弓仲韬就在弓氏祠堂给穷人放粮，发布匹。有些同族长辈觉得他的行为完全无法理解，百般阻止，一些富户也对他恨之入骨，但弓仲韬不为所动，依然倾其所有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滹沱河畔星火燎原

李锡九（资料图）

    革命火种一经点燃，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1922年，李大钊介绍了另一位安平籍知识分子李锡九加入中国共产党。李锡九1873年生于安平县任庄村，后在留学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结识了李大钊，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冬，他受李大钊派遣回到老家任庄村，领导村民拆毁庙宇，在家里办起平民夜校，进行革命宣传，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县城北关高小校长李少楼和饶阳县的韩子慕就在其中。李少楼入党后不久，弓仲韬通过上级组织与他取得联系，两人一起面向安平县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做工作，成熟者被发展为党员。1924年3月，弓仲韬、李少楼两人介绍敬思村的张麟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们帮助下，先后建立了北关高级小学党支部和敬思村党支部。1924年，李锡九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多年，他在国民党军政部门进行秘密工作，卓有成效。特别是在平津战役中联络傅作义将军起义，对和平解放北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曾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积极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周恩来总理曾赞扬他“老成谋国”。

    李大钊对安平县党组织迅速发展的势头非常高兴，在他的指示下，1924年8月15日，弓仲韬组织9名党员代表在敬思村召开了安平县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安平县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建立的第一个县委。会议选举弓仲韬为书记，张麟阁、李少楼分别为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县委机关驻弓仲韬家。会议还明确了县委的主要任务：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启发群众觉悟，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中共安平县委诞生地原址（资料图）

    县委成立后，台城特支改为台城党支部，支部书记改由弓凤洲担任。安平县委的建立，使弓仲韬感到党的力量更强大，斗争方向更明确。他们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和县委的部署，着力培养和发展党、团员。经过3年多的发展，到1927年底，全县已有7个党支部、5个团支部，党、团员100多人。安平县委还加强与在外地学习、工作的安平籍党员、团员的联系，相互配合，推动了党、团组织的发展。当时保定的育德中学、直隶省立第二师范、省立第二女子师范等学校的许多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

    弓仲韬的堂妹弓惠诚（又名弓凤书），当时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受哥哥影响，思想进步。她的同学王子益于1923年3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暑假过后，王子益回到家乡，紧邻安平的深泽县河疃村，以高级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王子益的同乡同学许卜五，1924年入团，1925年上半年转为中共党员，同王子益一起回到家乡南营村，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当年10月，王子益、许卜五等党员，在南营村民德小学成立了县里的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深泽县党小组，由王子益任组长，许卜五负责组织工作。

    弓惠诚随后也回到本村担任女子小学教员。她向弓仲韬介绍了王子益的情况，表达了想嫁给王子益，并协助其开展工作的心愿。弓仲韬非常高兴，不仅赞成他俩结为夫妻，而且介绍妹妹入了党。1926年4月，中共深泽县特别支部成立，王子益任书记。另一位保定育德中学学生、1925年入党的深泽县人李清瀚，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春被开除学籍，回到老家后与深泽党组织接上关系，并协助王子益工作。李清瀚1932年初曾担任深泽县委书记，抗日战争中曾担任冀中军区警卫营教导员等职务，后英勇牺牲。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强调了北方地区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加强党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会后，成立了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李大钊任书记。

    1925年春，饶阳县发展了张来欣、刘金玉等五名党员，建立了中共饶阳县城内支部。同年冬，安平县委、饶阳县党组织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合并建立中共安（平）、饶（阳）联合县委；1926年夏，将深泽县特别支部纳入，成立了中共安（平）、饶（阳）、深（泽）中心县委。1933年7月，又一度成立了包括上述三县和深县在内的中心县委。

    随着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和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要求北方各地党组织派学员到南方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以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1926年春，中共保定地委选送了许卜五等4名学员前往广州，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班学习。1927年春，中心县委又选派李清瀚等党员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直接得到毛泽东、恽代英、彭湃、方志敏、夏明翰等的教诲。结业后都返回当地，成为开展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国共尚处于合作时期，三个县有些共产党员还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出现，政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8年，深泽、安平、饶阳各县相继建立的国民党县党部对中共地方组织大肆破坏。弓仲韬为了掩护同志，筹资500元购置数台织机，建起毛巾厂，来此联系工作的同志装扮成做买卖的商人。但不久就被敌人察觉，弓仲韬遭到军阀政权与国民党当局的多次搜捕，中心县委机关转移到王子益家。1927年7月，中共深泽县特别支部召开党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深泽县委，隶属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同时接受中共安（平）饶（阳）深（泽）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王子益任县委书记。从台城村第一个党支部建立起，不到4年的时间，革命的星火就在冀中大地迅速散播开来。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杀害。临刑前，面对绞刑架，李大钊从容镇定，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弓仲韬和同志们听到李大钊牺牲的噩耗后，十分悲痛，面向北方三鞠躬，坚定地表示：要继承李大钊同志的遗志，为主义和理想斗争到底，决不变节投敌！他们千方百计巩固和恢复党、团组织；派遣党员打入敌人内部，秘密开展工作；积极加强党的外围组织建设，继续办“平民夜校”，建立“农民互助会”“婚丧互助会”“戒大烟戒酒戒赌会”，妇女建立了“天足会”，反对缠足，提倡放脚。这些组织和活动合理合法，很受群众欢迎，成了党组织团结群众、开展斗争的一个个阵地。他们把对敌斗争与为群众争取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团结群众开展了一系列斗争：争取为小学教师增加薪金，为县师范毕业生争取就业，为雇工增资，驱逐国民党县党部派到学校的党棍，在灾年要求地主拿出粮食救济灾民，减免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开展保护贫苦盐民烧盐、运盐权利的斗争，都取得重大胜利。这些斗争显示了党的力量，锻炼了党员队伍，也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镇压越来越残酷，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全国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共产党员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1929年春，为了活动方便，上级决定中心县委停止工作，分别由三个县各自领导本县工作，安平县委仍由弓仲韬担任书记。1930年春，国民党反动政府多次搜捕、捉拿弓仲韬没能得手，于是下令通缉。为避免造成更大损失，县委决定让弓仲韬暂时隐蔽。根据弓仲韬的建议，暂由其他同志担任县委书记，自己通过秘密方式与县委保持联系，他的女儿和堂妹们也分别以党、团员的身份参加当地的革命斗争。

    在漫漫黑夜里，弓仲韬在斗争，也在等待。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北方党组织曾一度受“左”倾路线的影响，不顾客观条件，多次发动武装暴动。河北省委限定日期，指令一些地方党组织发动暴动。弓仲韬认为客观条件不成熟，不宜组织暴动，曾被批评为右倾，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深泽县委则说服了上级派来的同志，没有行动，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吴立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国热潮，而国民党反动派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南方加紧围剿红色根据地，在北方进一步加大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加上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党的活动遇到极大困难，发展党团工作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从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三次大破坏，在1933年的一年里，又遭到了四次破坏。1933年秋至1934年春，保属特委因叛徒出卖连续遭到五次破坏。特委委员陆治国（原籍安平县）和吴立人（原籍河北行唐县）转移到安平县，以陆治国的家为秘密联络站，在安平一带坚持领导民众开展对敌斗争。1935年1月，吴立人与弓仲韬取得联系，并拿出20块大洋，帮助安平县委和台城村党支部开展工作。弓仲韬和小女儿弓乃如在吴立人直接领导下，舍生忘死，为恢复和发展安平、饶阳等县的组织和工作四处奔波。考虑到特委中的叛徒认识弓仲韬，上级决定让他暂时隐蔽，通过弓乃如进行联络。在此期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日益残酷，白色恐怖笼罩冀中。到1935年底，包括安平、深泽在内的许多县的党组织找不到上级组织，党的一些活动处于停滞。目标较大的主要负责人因被叛徒熟知，大多隐蔽起来，待机而动。许多党员不甘屈服，想方设法以各种身份为掩护坚持斗争，革命的烈火在地下涌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勇敢地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抗战的责任，果断地组织一批在延安抗大学习的红军干部提前进入即将沦陷的河北、山西等地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把华北抗日根据地作为“扫荡”的重点。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敌后抗战战略部署，1938年冬，中央又作出重要战略决策：在山西山区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这年11月下旬起，有关部队陆续出动，其中，第一一五师主力进入冀鲁豫边区和山东，第一二〇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冀鲁豫平原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事实证明，敌后战场成了抗日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和军队成了抗战的中流砥柱。1941年至1942年，日寇对我根据地连续残酷“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弹。仅1942年5月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五一”大扫荡，就捕杀群众5万多人。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正在抗大二期学习的蠡县籍红军团长孟庆山被派往冀中，着手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10月来到安平。由于安平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好，几天的时间就组建了抗日武装两个连共200多人。10月5日，国民党的安平县长携家属、亲信南逃，其政权土崩瓦解，抗日人民自卫军一团团长赵承金率领部队进驻安平。虽然当时共产党仍处于秘密状态，但共产党员起主要作用的各界抗日救国组织纷纷成立，形势大为改观。

    遗憾的是，弓仲韬父女没能看到这些情景。这年8月，弓仲韬有两个月得不到上级的音信，十分不安，他和女儿下定决心奔赴陕北找党组织。离开了他用生命创建的台城村和安平县党组织，离开了他和亲人、战友洒下血和泪的家乡。

    为有牺牲多壮志

资料图

    弓仲韬不仅把自己献给了党的事业，整个家庭也作出了巨大牺牲。他的父母本应过着富足安稳的生活，但受弓仲韬的牵连，经常遭到各路敌人威逼、打骂，被反复折磨而去世。为避敌人耳目，不能白天出殡，只能偷偷在夜间安葬。弓仲韬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在八岁时被敌人投毒害死。大女儿弓浦从小在家乡跟着他闹革命，1926年在北京上学时参加了三一八反帝爱国游行示威，遭到段祺瑞执政府军警开枪镇压。弓浦被打伤，回到家乡治疗，期间被选为中心县委妇女委员，后不治而亡。当时率队游行的李大钊也负了伤。鲁迅先生悲愤地写下《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揭露和控诉反动政府的残暴、黑暗，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青年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将更奋然而前行”。

    弓仲韬的三个堂妹均在弓仲韬影响下投身革命。大妹弓惠诚和丈夫王子益发展了许多共产党员，其中有不少人解放后成为重要领导干部。在革命最低潮时，他们千方百计逃过敌人追捕，颠沛流离，后来终于找到了党组织，王子益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工作。二妹弓蕴武在家乡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在冀中战斗，爱人是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一次战斗后，由于音信不通，双方都被告知对方已经牺牲，二人万分悲痛。后来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若干年后，他们才知道对方还活在世上。残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人间悲剧曾发生在多少革命者的身上啊！

弓彤轩（资料图）

    三妹弓彤轩从小就追随哥哥闹革命。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台城村第一个报名参军抗日的女子。抗日战争时期，弓彤轩在冀中区党委工作时与常德善结为革命伴侣。常德善原籍山东枣庄（后划归江苏徐州），是红二方面军的老红军，长征中屡立战功，是贺龙最信任的红军干部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随贺龙到冀中，后被任命为冀中八分区司令员，指挥部队多次重创敌军。1942年，日寇进行“五一”大扫荡时，弓彤轩即将临产，因无法跟随部队行动，被送回娘家，并生下了孩子。有一天，常德善带部队转移到安平附近，抽空匆匆回家看了一眼还在“月子”里的母子俩，这是父子俩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

    1942年6月9 日，常德善带领部队本已跳出敌人包围圈，但为了掩护群众，又杀入险地，在肃宁县雪村一带遭敌层层包围，负伤后，拒绝战友们救助，用机抢掩护同志们突围，最终身中27弹，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群众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日寇知道后，把常德善的遗体挖了出来，砍下头颅放在笼子里，挂在河间县城门上，弓彤轩听到丈夫牺牲的噩耗后痛不欲生。直到晚年，每提此事老人家仍悲痛难抑。贺龙对常德善的牺牲十分痛惜，曾题词：“常德善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军队的坚强干部”，吕正操题词：“功勋卓著，业绩永存。”此事也曾引起毛主席的惋惜和关注。

弓仲韬与女儿弓乃如（资料图）

    小女儿弓乃如是弓仲韬唯一活下来的孩子，一直跟在父亲身边。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在父亲帮助下建立了台城村“女子团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她是本县女子师范的学生领袖，曾领导学生开展了驱逐国民党在学校安插“钉子”的斗争。在父亲隐蔽之后，她仍在家乡的女子师范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期间培养了几十名党员，不少人在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贡献。

    1937年8月，作为一个视组织为生命的忠诚共产党员，弓仲韬不能忍受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生活，毅然带上全身是病的妻子，与女儿弓乃如一起到陕北找党。途中遭土匪抢劫，身无分文，历尽艰辛，走到了西安。此时妻子病重，无法前行，只好让女儿先走。弓乃如几经曲折，终于到了延安，并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当时接待她的是王丹一（后与艾思奇结为夫妇）。王丹一听了她的汇报，非常同情，因找不到证明人，便介绍她重新入党（后来找到了证明，恢复了她的党籍）。弓乃如到达延安后，千方百计寻找父亲的下落，却没有任何音信。1939年冬，弓仲韬的妻子病逝，他以席裹尸，把妻子葬于当地。找不到党组织，又不敢暴露身份，他只好隐姓埋名到一家工厂当了伙夫。即使处境艰难，弓仲韬却始终没忘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所肩负的责任，每天晚上教工人识字，给工人讲故事，宣传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鼓动工人起来斗争。他的举动引起了资本家的注意，警告他不许和工人在一起，不许工人晚上集会。资本家趁着弓仲韬害眼病，让他到一家医院“看病”，借机刺破了他的眼球，导致双目失明，工厂随即将他开除。弓仲韬身陷绝境，唯一的选择只有想尽办法回家。他一路乞讨，由陕而冀，两千余里，九死一生，1943年秋终于回到了台城。

    此时，党领导安平军民正与日寇进行着殊死斗争。弓仲韬回村后，请人领着找到县委，接上了组织关系，恳请党组织给他分配工作。党组织对这位前辈非常关心，在生活上予以悉心照顾。弓仲韬虽然已经57岁，衰老病残，但仍然跳动着一颗共产党员炽热的心，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为村党支部出主意、当帮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弓仲韬喜极而泣。此时，他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1950年，弓仲韬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在台城村建起了全县第一个“弓、杨合作社”，让弓姓、杨姓的贫困户和弓姓的富裕户搭配，合作互助，入社农户多达129户。7户富裕户凑钱买了3辆胶皮轮大车和骡马12匹，给不少贫困户提供了帮助。

    1945年，弓乃如被派到东北工作，先后在佳木斯、哈尔滨担任过区委书记，后到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工作。1951年，她将父亲接到哈尔滨居住。党组织按老红军的标准，每月发给弓仲韬生活补贴，使他感到党组织的温暖。但他经常因不能再为党工作而伤感，多次落泪，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啊！”1959年，弓仲韬下肢瘫痪卧床，1964年病逝。临终前他再三嘱咐：“一定要把我节余的1000多元钱交给党，作为我的最后一次党费！”

    在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精神的培育下，台城人民在历次革命斗争中都走在前头，英勇奉献，弓仲韬家之外的革命烈士就有52位。如今，当地党和政府在村里修建了烈士纪念碑，碑上镌刻着52位烈士的英名，并把弓仲韬的遗骨安葬故里，和“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一起，供人们瞻仰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