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解放后陈正人三次重要调研都受到毛泽东极大关注

    1958年2月初，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正人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指派下深入到河北徐水县搞水利调研工作。陈正人到徐水时县境内最大的瀑河水库正在施工之中。如何从战略着眼，把徐水兴修水利的先进经验，科学有序地推向全国广大的农村，并探索出一条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与农业生态平衡和水土保持的新路，是此次陈正人在深入徐水调研水利中，在脑海里不断地思考着的大问题……

    在近半个多月的深入徐水工作调研后，陈正人终于提笔把这些日子里思考的问题，以《报告书》的形式给中央、毛泽东写下了6648字的《关于徐水县兴修农田水利建设情况的报告》。

    在时隔7天后，即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成都工作会议的后期，看到了陈正人亲笔写下的《关于徐水县兴修农田水利建设情况的报告》后，就立刻做出了重要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担任国务院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时的陈正人。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陈正人的这份6648字的《报告书》连同谭震林呈交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这两份《报告书》恰似姊妹篇，一个从宏观上着眼，一个从微观上入手，既有指导性，又有可操作性，立刻就成了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讨论文件之一。

    1961年是毛泽东所说的调查年，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在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起来。

    1961年5月初，身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正人在四川简阳县一个公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汇报调研信，毛泽东阅后很是高兴。因为毛泽东是越来越看重“六十条”，把它当作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因此，毛泽东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又正恰好陈正人这封信赶在了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半个月前（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

    就这样，毛泽东趁借给陈正人复信的机会，再次催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到农村去做调查。此信虽是写给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和陈正人的，但转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手中。毛泽东的复信是这样写的：“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

    见到毛泽东在5月6日的信件后，李井泉在5月13日就写了《关于恢复供销社试点工作》的来信，毛泽东看后并没加批语的又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来阅看。

    而陈正人在接到毛泽东的信件后，就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名义，总结性地呈交给毛泽东来审阅。

    此《“六十条”情况简报》是在第二次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被毛泽东审阅的。毛泽东于9月6日在此件上特别地批示道：“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做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毛泽东后来一直称赞这个文件写得好。要知道此次庐山第二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并不是来研究农业农村问题的，是以研究工业（出台了七十条）、高教（出台了高教六十条）、轮训干部为主题的会议。而毛泽东仍着重关心和注意的是在农业方面，在“六十条”上。

    1964年12月4日，身为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已快两个月时，他给薄一波写了一封很有思想深度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看到这段文字后，立刻就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在看了陈正人这段文字后，接着就批了一段份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1964年，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时学会开拖拉机。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上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什么是“阶级斗争”？为什么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认识“干部官僚腐败的严重”呢？

    陈正人给薄一波的这封信，尽管有着时代烙印，但他敏锐地指出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高度自律，要经常深入实际去搞调查研究，这不但是一个干部作风转变的问题，也是党风中的一个要害问题，现在读来仍不失现实指导意义。

    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短期研讨班上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经常对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加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高度自律，要经得起各种诱惑、陷阱、拉拢和围猎，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像陈正人这样的老共产党人是这么做的，一代又一代新共产党人更需要这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