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派“桂冠”来自我保护陈昌同志

    一九五八年，把我打成右派中很重要的一条的“罪状”，就是我重用和企图包庇“历史复杂人员”过关。而这个“历史复杂人员”指的就是我的老战友贾希夷同志，解放后他改回党内的名字陈昌。

    陈昌同志是由中共重庆市委安排到中国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工作的，当时我是局供应处处长，经常到重庆市出差。也是我在一九五四年到重庆市开会时顺便接他到了狮子滩水电站工地。

    万万没有想到我接的人是一九三六年就在一起闹革命的贾希夷（这时他已经改回陈昌的名字了），而且是刚从监狱里无罪释放的人。因中共重庆市委接到董必武同志的指示信：对陈昌同志政审必要的，但必须安排好他的工作和生活。于是就把他安排到我局工作，但市委的人告诉我和陈昌同志：不准讲待遇、不准讲夫妻团圆、不准重用。非常不近人情的约法三章，局党委将陈昌安排在局办当了一位普通职员。

    因为中国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承建的狮子滩水电站是国家的重点工程之一，全国各地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甚至全国劳动模范常常来狮子滩视察、考察，参观、学习，局招待所真的应接不暇，而且常常因为做不好接待工作而受到局党委的批评。当我兼任办公室主任时，分管行政、招待所等工作。

    因为我太了解陈昌了，我便违背“约法三章”，启用他当了局招待所的副所长，我还不敢一下子让他当第一把手，但所长空缺。陈昌真的厉害，上任不久就把招待所搞的井井有条，让宾客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让我放下一块包袱，安心做其他工作！为了感谢他，我也帮助他将夫人调到工程局职工医院。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九二六年年就参加叶挺独立团，一九二七年陈昌同志曾是“贺龙手枪队”的队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入党，而后长期在中央特科从事秘密战线上的工作，又是单线联系，党组织关系因“西安事变”失掉关系后一直就没有接上，董必武同志是他的最后一任领导人，只承认工作关系，没有了党的关系，这成为陈昌同志的一大心病。

    在他当招待所副所长的工作期间，他一直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他利用大量接待全国各地领导的机会，奇迹般地找齐了所有的证明人，竟然将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后的所有历史写成了《陈昌同志自传》，还清清楚楚的列举了几乎每一个阶段的主要领导人、老部下现在的工作单位和通信地址。于是，他曾多次向党支部、局党委写申请书，还给毛主席写了申请，希望恢复党籍的请示报告，请党组织上派人调查、了解，帮助弄清他的历史的“问题”，恢复党籍。但当时局党委认为：陈昌的历史太复杂，没有办法弄清楚。也就没有理会他的申请。

    整风运动一开始时，他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局党委还是不理睬他。有一次在去狮子滩工地的路上，他碰上局党委书记赵孝庭，当面问赵书记为什么对他的申请不理不睬。赵书记说：“你的历史复杂，有叛徒嫌疑，我们解决不了。”陈昌同志没想到他你作为局党委书记，竟这样信口雌黄，也气愤的回答道：“‘叛徒’是你们加的，我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当下两人就吵了起来，引来周围的人围观，让党委书记赵孝庭下不了台。“反右”运动一开始，陈昌同志自然而然就进入了“右派”的黑名单，厄运即将来临，而且人命关天。

    局招待所是由局办领导、管理的单位，我当时还任兼党支书，陈昌同志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与我父亲林佩尧、我岳母诗伯（陈联诗）和我一起干过革命工作，无论从公情还是从私谊，我们常来常往都是很正常的。他每次来我家，大都是商量工作上的事，偶尔也谈一些往事，叙叙旧。即使这样，我作为党支部书记，不应该说的还是不说，包括在“鸣放”初期，对陈昌同志也都没有谈过关于运动方面的情况。

    “反右”一开始，在我隔壁住的行政科长（以前是供应处的仓库主任）就在大会上揭发我，他说：“陈昌在运动中到林向北家去过五次。”竟然哪年、哪月、哪日，在我家去了多久，谈了些什么，都有盐有味、好像有根有据的，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我同这位行政科长虽然是邻居，但从不往来。再说那个时候房子虽然不好，却很隔音，关着房门谁也听不清在我们在说什么。再说，当时还未听说有窃听器，他怎么可能了解得这样精细？可是，就有这样一些小人为了升官利用各个政治运动整人害人，他诬陷说我为陈昌通风报信，掩护陈昌过关。因此，这无中生有的诬陷之词也就成了我的几大“罪状”。当然，最后是陈昌同志肯定跑不脱，我也未能幸免，我俩双双都戴上了“右派”的桂冠。

    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我的奋斗目标是要当百岁老人，让那些整人害人的都死在我的前面，证明“活着就是胜利”这句名言。但是，陈昌同志却因高强度劳动改造，又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没吃没喝，全身水肿，医生开具的《病休证明》被管教人员无情撕掉，每天的劳改任务完不成就得连轴转，无赖之下陈昌同志真的是活活累死在劳改工地上！我党、我军那么能干、那么优秀、那么杰出的谍战干将，53岁就离开了人间，惋惜啊！

    林向北同志：1918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一直在四川从事地下工作，系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女婿。在重庆解放的第一天接待200多位同志，先后在重庆、四川省电力系统工作，长期帮助老战友陈昌同志恢复身份和党籍。1982年离休后重新拿起笔杆子，撰写了200多万字的革命书籍，不愧为百岁红色作家。

    主人翁林向北（兼作者）简介：

    林向北，男，汉族，现年99.9岁，1918年生于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一个破落的工商业家庭。该家族在中国革命历程中产生了8位地下党人（父亲林佩尧、岳母陈联诗、岳父廖玉璧烈士，本人林向北、夫人廖宁君，妹妹李梅霞、妹夫陈作义烈士、妻弟廖亚彬），系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女婿。

    1938年林向北与其父林佩尧同志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系“万县七君子”第七人，解放前一直从事党的文化、青运和地下党的工作。解放后，历任重庆市委统战部人事科长、重庆市江北区委办公室主任、中国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供应处长、办公室主任、四川省电力局工会主席。

    1958年被错划右派、文革期间更惨遭迫害，终于1980年平反昭雪。

    解放前13年革命生涯和获得“右派”桂冠的18年煎熬，即在31年的革命与磨难中，让他提练出的自己人生信念是：活着就是胜利！

    1982年离职休养后，他先后在重庆市党史办参与党史研究、整理出版《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往事难忘》、《狂风恶浪一小舟》等革命回忆书籍，并在《红岩春秋》和《晚霞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回忆文章。在林老离休后35年的红色作家生涯中，一共撰写了200万字、20多部革命回忆录和诗册，不愧为百岁老红军作家的称号。

    主人翁陈昌同志（林向北的老战友）简介：

    陈昌，曾用名：贾佐、贾希夷、贾希一、贾怀湘、贾邵谊、贾绍宜等等20余个化名，男，汉族，现年110岁，四川省仪陇人，1907年生、1926年参加革命任叶挺独立团（铁军）排长、1927年担任贺龙副官，参加南昌起义兼任“贺龙手枪队”队长负责保卫南昌起义指挥部及起义将领的安全和保卫，在大革命最低潮的1927底勇敢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顾顺章叛党投敌使上海党中央和中央特科遭到毁灭性破坏时临危受命参与中央特科重建，从此开始了18年的谍战生涯，最大的贡献是他领导的“陈昌特工组”在莫雄将军处猎取的“铁桶计划”，为党中央、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作出了贡献，才有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49年，他为了营救渣滓洞难友暴露了身份，为了保卫新重庆，果敢放弃回党中央的机会留在重庆市公安局继续当特警（继续以灰色身份开展工作）从事反特肃反工作，从1952年开始惨遭迫害，1958年戴上右派帽子，于1960年含冤谢世。

    1961年由王世英（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人之一）、汤昭武（南昌起义的老战友）两位老战友联名向党中央申诉恢复革命历史和名誉，于1965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次平反恢复革命干部身份，纠正错捕错判和极右，但党籍只承认到西安事变，1978年由陈养山、陈克寒（中央特科的两位老部下）两位老战友联名向党中央申诉，终于在1981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二次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并举行了陈昌同志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

    次要主人翁陈联诗（林向北岳母、双枪老太婆原型、陈昌结拜姐姐）简介：

    陈联诗，又名陈玉屏，1900年生，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人。祖上曾出过翰林的书香望族。

    1921年从岳池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留校任教。1923年1月，与革命烈士廖玉璧结婚。1923年秋，与丈夫廖玉璧一同考入南京东南大学。1926年，随丈夫一同返回四川岳池县秘密发展地下组织。于192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受中共岳池特支委派在魏家沟组建游击队，后更名为“川北赤卫军”。10月，欲趁四川军阀混战之机夺取岳池县，泄密被捕入狱。1933年，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1936年8月，接上级指示到苏联去学习军事，行至四川万县时被捕入狱。1937年11月被无罪释放出狱。

    1949年任重庆市妇女联合会生产部副部长。1952年6月16日被迫脱离中国共产党。1954年进入重庆市文联美术家协会工作。1960年7月22日在重庆逝世。

    陈联诗系川东华蓥山游击纵队的主要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其传奇的经历在华蓥山地区和重庆地下党中广为传扬。善使双枪，故被世人称为“双枪老太婆”。据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杨益言先生讲诉，陈联诗为《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之一。

    次要主人翁何妨（陈昌遗孀）简介：

    何妨，福建省福清人，1923年生，1924年到厦门、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因不满入党年龄认定为“按党员使用”团员。

    1942年参加“陈昌特工组”、1945年与家父陈昌结婚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对《永不消逝的电波》，解放后在重庆市公安局任特警，1952年受丈夫冤案株连被重庆市公安局无辜开除不得不重新参加工作，以归侨身份当上了医护人员。

    1982年由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平反后入党，2009年病故后与丈夫合葬，演绎完17 + 50 = 67年的革命爱情故事。

    在何妨同志的一生中，她为陈昌同志生育六个子女，但是有四个孩子因为工作或含冤迫害无暇顾及而不幸死亡，自己的父母去世时也因为遭遇迫害无法赶回老家见最后一面；她为了给导师、战友、丈夫陈昌同志平反昭雪上下奔波几十年，她守寡50载，靠微薄的工资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成功抚养、培育了陈昌的三位遗孤陈世英、陈伟光（在“文革”中自己被关押牛棚未能保护好而去世）、陈龙狮均获得大学教育成为祖国的栋梁之一。因此，何妨不愧为平平凡凡的中国女性，感动了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