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三陈”闹四川，陈昌是主角

    一九八二年离休后，我到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办帮助收集、整理重庆的党史、军史史料。于是在一九八七年八月，我来到北京著名的“部长楼”---红霞公寓，专程去拜访了陈昌同志的老战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陈养山同志，期望收集、取证重庆的革命史料。万万没有想到，陈养山同志告知了陈昌同志的许多精彩的谍战故事，让我更加崇拜当年的贾希夷。

    采访全程由冯立清同志记录、整理了我和陈老之间的对话，我才知道当年中共情报战线上非常经典《“三陈”闹四川》的谍战故事，后来本文还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办主办的《红岩春秋》等等媒介刊登了在中共情报界誉称“谍战福将”的陈养山的回忆文稿。

    下面是《陈养山同志回忆<新四川通讯社>》。

    陈养山同志开门见山地向我俩讲述了五十年多前的绝密故事：我叫陈养山，今年八十一岁了。首先，谈谈《新四川通讯社》的主要负责人陈昌同志吧。陈昌（贾佐、贾希夷、贾希一、贾怀湘、贾绍宜……）他是四川仪陇人、生于一九零七年、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入党，他是从一九三一年起一直搞党的情报工作的、非常了不起的老同志。

    一九三五年八月，陈昌接受中央特科之命，即他的直接领导人王世英同志（当时代号老李）的指示，去到四川重庆开展情报工作。他通过康泽（大特务头子）的秘书袁永福关系找到康泽，被分配到别动总队任试用情报员。九月份，中央特科又派我（当时代号叫陈仲英）去重庆与陈昌一道共同开辟情报工作的阵地。经过反复研究，中央特科认为重庆有很多情报关系可以发展。如重庆行辕、别动总队、刘湘的地方势力、武德学友会、四川和贵州的失意军阀、政客等。

    陈昌同志的活动能力极强，已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有了不少关系，条件很好。但是没有人、没有钱，很难打开局面。于是决定我回上海，向留在上海党中央的联络机关汇报，以便取得支持。十月中旬，驻上海党中央的联络人邱吉夫（中央特科在上海的负责人刘仲华因上海组织遭受破坏已离开上海，王世英也去了天津，故指定邱吉夫为驻上海党中央的联络人）听取我的汇报后，他认为派人去可以，钱很困难，无法解决。要我在上海等着与派去的人同行。十一月中旬，不料邱吉夫被捕，我即失去联系，经过多方设法，十二月中旬才接上关系，确定陈克寒同志和我一起去重庆，但经费叫我们自行解决。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我和克寒同志一道由上海乘船到重庆，在船上还结交了一些朋友，以后有些曾用上。到重庆后，我们“三陈”认真地分析了重庆和四川的具体情况。正在计划如何开展工作的时候，探听到四川实力派人物刘航琛曾办过一个《新四川通讯社》因无利可图，准备停办。我们正想办个通讯社，因立案手续和经费的问题不好解决，未搞起来。这个机会难得，绝不放过。经过几天与刘航琛协商，以我们优先转发他们的新闻稿为条件，他就无偿的将《新四川通讯社》的印章、牌子交给我们主办。这样真的是如虎添翼，以通讯社为掩护，可以更广泛的开展活动。

    为了找个靠山，解决经费和情报来源，我们去同重庆行辕政训处，希望挂钩，我就打进去做义务情报员，每月给100元作通讯社经费，答应给他们一些情报（不关紧要的或狗咬狗的情报）。

    通讯社终于办起来了，社址设在大梁子新世界旅馆，以后迁往下左营街。陈昌作社长，我做总编，陈克寒做首席记者。因为克寒同志原是上海《大美晚报》的大记者，我冒充《时申新闻社》的记者。又因为我和克寒都是浙江人（当时浙江人很吃香的），令不少人还认为我们是奉“某要人”的使命来办新闻社，是在四川搞基地建立的。

    为了提高通讯社的社会地位，我们把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广播改头换面的写成“本社专电”，又利用克寒在上海的关系，由上海寄来一些特约稿或“专电”，许多报纸都争先采用我们的稿件，我们还主动与各报社、通讯社加强联系，对《商务日报》、《新蜀报》的一些进步人士如陶敬之、温嗣翔、侯珍昌等名人建立感情，同他们或通过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工作。这样《新四川通讯社》很快就成为重庆新闻界的后起之秀了。

    经过数月的努力，我们获得了大量秘密的和公开的，非法和合法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例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的党、政、军动向；军力配备及其相互斗争的情报；国民党军部和党部与地方为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情报；重庆经济界与浙江资本家的矛盾；以及各种社会情报。这些情报主要来自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既保密、准确又及时，我们大都及时向上海联络机关报告，有的由于条件限制，寄不出去，甚为可惜。此外，我们还利用敌人的矛盾，使事态扩大促使其狗咬狗的斗争激化，例如：当时重庆市政府秘书黄应乾（CC份子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为新任市长李洪琨（刘湘派势力）修建公馆、抢占民房一事，是宪兵三团团长袁家佩侦悉，由《新四川通讯社》发稿揭发，引起双方互斗。又如揭发复兴社与CC派为争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领导权，而引起双方在市党部打架的丑剧。另外，我们还探知重庆行辕新闻检查所所长李介民（叛徒）用“光灯”窃获我方用化学通信的秘寄方法，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保护了地方党组织，避免了再遭破坏。

    我们除通讯社的工作外，还秘密领导和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例如重庆声援成都人民反对日本设立领事的斗争，支援绥远人民抗日斗争及“西安事变”后重庆市各界庆祝国共合作大会等等，《新四川通讯社》都是站在新闻界的前列。同时参与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大中学生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其中有的宣言还是克寒同志亲自草拟的，他还打入军统办的一家报馆当编辑。

    大概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我们感到通讯社还能发展，但经费极为困难，人员又不够，就决定我和克寒再回上海，主要汇报工作，同时请求解决困难。这时中央已派冯雪峰同志来接关系，住了将近一月，才决定把我调西安，把克寒回调回陕北党中央，不再回重庆。陈昌的党组织关系转到湖南长沙某医院周怡同志处。

    后来，我听说陈昌在重庆，因组织参加抗如救亡活动，引起康泽的怀疑，他于一九三七年初被迫由重庆转移到万县。也就是这个时期，他的党组织关系丢失了。《新四川通讯社》的工作也就因而停止了。

    当时正是“遵义会议”期间，红军已经到了陕北，全国抗日斗争正在高涨，西南已成为蒋介石的战略后方，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深入到敌人心脏去，进行一场特殊的斗争。

    这个《新四川通讯社》是由重庆行辕情报处出钱，广泛利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关及地方军阀各派势力。用以联络各方社会人士，团结新闻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搜集大量情报和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这个极端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合法活动。谁能怀疑它是我们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呢？

    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在一起战斗的“三陈”只有我还活着，他们都不在人世了。克寒同志是一九八零年去世的，而陈昌同志在解放后受极左错误的迫害，早在一九六零年就被折磨致死，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彻底平反昭雪：恢复陈昌同志是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名誉；恢复党组织关系，党籍计算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到一九六零年一月。我还感到一点点欣慰！

    这些无名英雄的革命活动和事迹，很少为人所知。今年是陈昌同志的八十诞辰和入党六十周年纪念，今天来回忆和叙述这段历史，也是对我的老首长、老战友陈昌同志的怀念吧！（作者林向北，由冯立清记录、整理，一九八七年八月于北京）

备注：此故事在《隐蔽战线福将陈养山传奇》的P68-P76有更详细的记载。

    林向北同志：1918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一直在四川从事地下工作，系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女婿。在重庆解放的第一天接待200多位同志，先后在重庆、四川省电力系统工作，长期帮助老战友陈昌同志恢复身份和党籍。1982年离休后重新拿起笔杆子，撰写了200多万字的革命书籍，不愧为百岁红色作家。

    主人翁林向北（兼作者）简介：

    林向北，男，汉族，现年99.9岁，1918年生于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一个破落的工商业家庭。该家族在中国革命历程中产生了8位地下党人（父亲林佩尧、岳母陈联诗、岳父廖玉璧烈士，本人林向北、夫人廖宁君，妹妹李梅霞、妹夫陈作义烈士、妻弟廖亚彬），系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女婿。

    1938年林向北与其父林佩尧同志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系“万县七君子”第七人，解放前一直从事党的文化、青运和地下党的工作。解放后，历任重庆市委统战部人事科长、重庆市江北区委办公室主任、中国西南水力发电工程局供应处长、办公室主任、四川省电力局工会主席。

    1958年被错划右派、文革期间更惨遭迫害，终于1980年平反昭雪。

    解放前13年革命生涯和获得“右派”桂冠的18年煎熬，即在31年的革命与磨难中，让他提练出的自己人生信念是：活着就是胜利！

    1982年离职休养后，他先后在重庆市党史办参与党史研究、整理出版《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往事难忘》、《狂风恶浪一小舟》等革命回忆书籍，并在《红岩春秋》和《晚霞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回忆文章。在林老离休后35年的红色作家生涯中，一共撰写了200万字、20多部革命回忆录和诗册，不愧为百岁老红军作家的称号。

    主人翁陈昌同志（林向北的老战友）简介：

    陈昌，曾用名：贾佐、贾希夷、贾希一、贾怀湘、贾邵谊、贾绍宜等等20余个化名，男，汉族，现年110岁，四川省仪陇人，1907年生、1926年参加革命任叶挺独立团（铁军）排长、1927年担任贺龙副官，参加南昌起义兼任“贺龙手枪队”队长负责保卫南昌起义指挥部及起义将领的安全和保卫，在大革命最低潮的1927底勇敢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顾顺章叛党投敌使上海党中央和中央特科遭到毁灭性破坏时临危受命参与中央特科重建，从此开始了18年的谍战生涯，最大的贡献是他领导的“陈昌特工组”在莫雄将军处猎取的“铁桶计划”，为党中央、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作出了贡献，才有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49年，他为了营救渣滓洞难友暴露了身份，为了保卫新重庆，果敢放弃回党中央的机会留在重庆市公安局继续当特警（继续以灰色身份开展工作）从事反特肃反工作，从1952年开始惨遭迫害，1958年戴上右派帽子，于1960年含冤谢世。

    1961年由王世英（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人之一）、汤昭武（南昌起义的老战友）两位老战友联名向党中央申诉恢复革命历史和名誉，于1965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次平反恢复革命干部身份，纠正错捕错判和极右，但党籍只承认到西安事变，1978年由陈养山、陈克寒（中央特科的两位老部下）两位老战友联名向党中央申诉，终于在1981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二次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并举行了陈昌同志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

    次要主人翁陈联诗（林向北岳母、双枪老太婆原型、陈昌结拜姐姐）简介：

    陈联诗，又名陈玉屏，1900年生，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人。祖上曾出过翰林的书香望族。

    1921年从岳池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留校任教。1923年1月，与革命烈士廖玉璧结婚。1923年秋，与丈夫廖玉璧一同考入南京东南大学。1926年，随丈夫一同返回四川岳池县秘密发展地下组织。于192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受中共岳池特支委派在魏家沟组建游击队，后更名为“川北赤卫军”。10月，欲趁四川军阀混战之机夺取岳池县，泄密被捕入狱。1933年，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1936年8月，接上级指示到苏联去学习军事，行至四川万县时被捕入狱。1937年11月被无罪释放出狱。

    1949年任重庆市妇女联合会生产部副部长。1952年6月16日被迫脱离中国共产党。1954年进入重庆市文联美术家协会工作。1960年7月22日在重庆逝世。

    陈联诗系川东华蓥山游击纵队的主要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其传奇的经历在华蓥山地区和重庆地下党中广为传扬。善使双枪，故被世人称为“双枪老太婆”。据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杨益言先生讲诉，陈联诗为《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之一。

    次要主人翁何妨（陈昌遗孀）简介：

    何妨，福建省福清人，1923年生，1924年到厦门、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因不满入党年龄认定为“按党员使用”团员。

    1942年参加“陈昌特工组”、1945年与家父陈昌结婚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对《永不消逝的电波》，解放后在重庆市公安局任特警，1952年受丈夫冤案株连被重庆市公安局无辜开除不得不重新参加工作，以归侨身份当上了医护人员。

    1982年由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平反后入党，2009年病故后与丈夫合葬，演绎完17 + 50 = 67年的革命爱情故事。

    在何妨同志的一生中，她为陈昌同志生育六个子女，但是有四个孩子因为工作或含冤迫害无暇顾及而不幸死亡，自己的父母去世时也因为遭遇迫害无法赶回老家见最后一面；她为了给导师、战友、丈夫陈昌同志平反昭雪上下奔波几十年，她守寡50载，靠微薄的工资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成功抚养、培育了陈昌的三位遗孤陈世英、陈伟光（在“文革”中自己被关押牛棚未能保护好而去世）、陈龙狮均获得大学教育成为祖国的栋梁之一。因此，何妨不愧为平平凡凡的中国女性，感动了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