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的夫人、离休干部李昭，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3月11日下午4时1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红色图库）

今年春节期间，温家宝同志前往家中探望胡耀邦夫人李昭同志，自左至右为：女儿李恒（滿妹子）、大儿子胡德平、温家宝、小儿子胡德华、胡德华夫人洪晓平。（红色图库）

温家宝与胡耀邦夫人李昭在一起。（红色图库）

胡耀邦夫人李昭与友人在一起。（红色图库）

胡耀邦和夫人李昭合影。（红色图库）

胡耀邦和夫人李昭合影。（红色图库）

    中红网北京2017年3月11日电（红笔杆）据悉，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的夫人、离休干部李昭，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3月11日下午4时1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胡耀邦和李昭的儿子胡德平、胡德华，女儿李恒（滿妹子）等亲人，当时守在老人的身边。胡德华在给友人的微信中写道：各位好友，谢谢大家的关心！妈妈走的很平静，很安详，没有痛苦，这也是对我们的安慰。大概17号上午告别。

    许多革命后代闻讯后纷纷表示沉痛悼念，称赞李昭同志做为胡耀邦总书记的夫人，一生一世为了国家和人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于职守，忠于革命事业。他们说：“李昭阿姨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李昭阿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附：李昭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党组书记、离休干部李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3月11日下午4时1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李昭同志1921年12月25日出生，祖籍湖南省宁乡县，曾用名李淑秀。1937年10月，李昭同志在家乡参加皖北战地服务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担任第一战区豫东保安三总队政治干事，随后奔赴延安，1939年就读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后简称女大），进入高级研修班学习。1940年3月，李昭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女大毕业，同年与胡耀邦同志结为夫妻。

    解放战争期间，李昭同志先后在冀热辽贸易公司、晋察冀贸易公司及华北贸易公司做商业贸易工作，1948年至解放战争结束，任石家庄市政府人事科科员、副科长。

    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李昭同志先后担任川北行署南充市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南充市第三制丝厂监理；1952年至1954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科科长；1954年调至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先后任副厂长、厂长、党委书记；1961年至1966年先后在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任副局长、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

    文革初期受到改组北京市委的牵连，李昭同志1966年6月被打倒、批斗，失去人身自由直至1969年；1969年4月解除劳动改造，恢复人身自由；此后至1974年先后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生产组副组长、组长，领导小组副组长。

    文革后期至改革开放初期，李昭同志先后担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她为响应党中央号召，1983年5月，61岁的她主动退居二线，离开工作30年的北京纺织，同年当选为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7年1月离休。

    李昭同志的革命一生，从抗日战争开始她毅然放弃高中学业，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她女扮男装不畏艰险，在战地服务团宣传抗战爱国思想，积极组织爱国救亡活动。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在党组织的号召下，她长途跋涉奔赴延安随即被安排进入女大深造。1940年3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同乡会的活动中她认识了胡耀邦同志，1941年与其结婚，之后相伴一生。解放战争时期李昭同志自觉服从组织安排，积极投身党的经济和地方工作。

    和平年代建设时期，李昭同志先后两次要求从工作相对轻松、办公环境较好的机关调到工作繁忙辛苦、生产任务重的基层单位。1950年至1952年李昭同志为发展当地支柱产业，放弃南充市委副书记职务调到南充市第三制丝厂担任监理。进京后李昭同志为建设祖国离开全国总工会，于1954年调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简称国棉一厂）。

    北京是国家“一五”计划的重要纺织工业基地，国棉一厂是排头兵。李昭同志带领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艰苦奋斗，不辞辛劳，拼命工作。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她徒手攀上38米高的水塔、下到只有工程维修人员才去的地沟、钻进难以走人的风道，走遍全厂每个角落。她努力钻研生产技术和工厂管理经验，跟班作业，虚心学习，逐步熟悉掌握了现代纺纱织布工艺流程的每个环节，从外行变成内行。她以厂为家，吃在大食堂，住在单身宿舍，周末只回家半天，日夜工作生活在生产第一线，工人干部可以随时推门找她谈话。她关心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李昭同志重视职工教育。她发现国棉一厂的干部和职工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就积极想办法办夜校。她从北京“红旗业大”挑选有办学经验的人来厂办学，成立了教务室；她亲自从厂里挑选出有文化、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当老师，解决没有师资的问题；找到临时工棚当教室，在职工饭堂上大课，解决没有校舍的困难。夜校学员由开始的几百名发展到1957年全厂职工的百分之70以上，出勤率高达百分之90。国棉一厂为全市各类企业创办职工教育开了好头，提供了经验。

    李昭同志领导全厂干部职工同心同德，苦干实干，短短几年就把国棉一厂建设成为全国闻名的标杆红旗纺织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视察并给予很高评价。

    李昭同志担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领导后，认真贯彻落实党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及时宣传教育职工，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树立先进典型，弘扬劳模精神，团结带领干部职工，实现了行业的快速发展。

    李昭同志高度重视行业进步，不断学习和研究新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改变产品质量落后的状况，她亲自组织带队到上海纺织系统学习先进经验，通过反复对比找出差距，使400多项上海纺织先进成果在北京开花结果。她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下厂蹲点，到生产一线和最脏最累的岗位参加劳动，帮助和引导职工开展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水平，改善生产管理能力。原北京毛巾厂在李昭同志亲自带领的蹲点小组帮助下，研制成功灯芯绒松式染色开幅轧花机，变人工操作为机械开幅，既解放了劳动力，又提高了产品的水平和质量。

    为解决棉花与粮食争地的矛盾，她力主发展现代高新化纤工业。1962年北京纺织在国内首先研制生产出棉涤纶和毛涤纶，1964年率先生产出维纶纤维和维棉布，为发展中国化纤纺织品生产开辟了先河。这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被业内人士誉为“两纶起家”。李昭同志不满足取得的成绩乘胜前进，推动创建北京化纤工业基地，以进一步解决纺织原料来源困难的老大难问题。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文革后期，刚出来工作的李昭同志仍抓住化纤不放，使北京的化纤纺织品和化纤产品有所发展，在国内首先生产出中长化纤仿毛织物，化纤产品研制出维纶纤维、涤纶纤维、丙纶纤维等，随后又研发生产出以“的确良”、“涤棉布”为代表的一批全国知名的名优新品。北京纺织的化纤工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大家敬佩的称李昭同志“化纤局长”。

    李昭同志重视产品的质量和标准，重视行业的技术革新和新品研发。为全面满足市场需求，她大力推动北京纺织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1962年新建的北京第二毛纺厂投产，形成毛条、纺纱、织染、粗纺、精纺配套的毛纺织工业体系。北京棉纺织行业生产出精梳纱、布。筹建中的北京印染厂生产出印花布，结束了北京没有机器印花布的历史，产品水平步入全国先进行列。1964年研制出我国第一批羊绒衫。1965年北京生产的纺织品已有棉纺织品、毛纺织品、印染布、棉针织品、毛针织品、染织复制品、丝织品、麻织品、化学纤维、纺织机械器材等10大类产品，4000多个品种，其中高、精产品1300余种。北京生产的纯棉布、纯毛薄花呢、毛涤呢、中厚花呢、人造棉绸、人造丝美丽绸等已赶超日本同类产品水平。纯毛啥味呢、山羊绒衫已达到或赶超英国标样水平。涤纶色织花呢、仿毛灯芯绒、粘锦华达呢等进入国内先进水平行列。

    1965年北京纺织品出口额占到北京工业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成为我国纺织品重要的出口基地之一，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美化人民生活做出了贡献，在国际市场上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李昭同志重视培养年轻技术干部和经济管理人才以及年轻专业技术工人，鼓励工厂企业开发业余文化和技术教育，支持企业办学。北京纺织于1978年建立了北京工业学院第一分院（后改名“北京纺织工程学院”现更名为“北京商务学院”），李昭同志亲自兼任党委书记。该校开办几十年，为北京纺织工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生产管理人才。

    改革开放时期，李昭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消除“左”的影响，集中力量“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亲自接待来信来访，认真听取申诉，对有争议的案件亲自调查核实，妥善处理，使一大批纺织系统的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李昭同志在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加强党的建设，培养提拔年轻干部，发挥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促进了干部制度改革和新老干部交替，为北京纺织拨乱反正和发展生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营企业开始关停并转，纺织工业陷入重重困境，北京纺织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李昭同志虽早在1983年已退出工作岗位，但依然高度关注北京纺织的生产经营、改革调整、发展规划。她多次勉励在职领导要坚定信心、知难而上、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她建言献策，前瞻性地提出开发服装业并以其为龙头，抓好品牌建设和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在调整结构的同时，实现纺织、服装的联动和国际化；抓好创新项目，实现部分产品高端化；抓好平台建设，实现产品生产信息化，加快构建适合首都经济特点的纺织发展新格局。她支持新领导班子打造时尚、科技、服务新纺织，构建时尚产业集团的工作方向，不遗余力地为北京纺织摆脱困境、寻求发展。

    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转变，李昭同志发起并主持纺织和服装业组建专业协会。1984年10月7日北京服装协会在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创建了中国服装业界的第一个专业协会组织，成为载入中国服装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北京服装市场发展、品牌建设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开始形成纺织与服装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新局面。

    北京服装协会开办以来积极开展信息交流和对外合作交流，适时组织全市服装纺织展览会和国际服装技术交流讲座，组织和举办服装设计评比等大型活动，有力推动了北京与国外服装业的交流，提高了服装、服饰设计人员的素质和制作管理水平，也培育了国内的服装市场。1986年她应邀答记者问，提出把北京建成时装中心的设想。她的具体意见和建议，成为建设北京时装之都《纲要》的雏形。

    北京服装协会的成立，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上海、武汉、安徽、山西、天津等省及大中型城市服装协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李昭同志马上意识到创办全国性服装类报纸势在必行。她运筹帷幄，身体力行，埋头苦干八年，创办了中国服装第一家报纸，1994年彩色印刷的《服装时报》终于面世。创办初期非常困难，李昭同志迎难而上破例担任报社社长，《服装时报》办成了中国服装纺织业界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推动了北京乃至全国纺织和服装业的深入发展。她在纺织服装业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大家都亲切地称她“李昭大姐”。

    李昭同志在纺织服装界辛勤耕耘45年，对纺织业一往情深。她的开拓性、创造性和前瞻性对大纺织的布局和发展影响极深，至今引领着北京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她临危不惧，大胆创新，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精神，一直是北京纺织十几万干部职工学习的榜样。她兢兢业业，做事低调，从不发脾气搞特殊，从不说大话空话；她克己奉公，不断进取，团结同志，从不言功的作风，每每令人感动。她为北京纺织服装业做出的贡献和功绩足以载入史册。几十年的实践和成就证明了她非凡的勇气和智慧，谱写了一位女共产党人不平凡的纺织服装人生画卷。

    李昭同志平易近人,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经常接济生活困难的人而且出手大方,对自己和子女却克勤克俭。她公私分明，清正廉洁，不谋私利，对子女和身边人员要求很严。1973年1月李昭同志母亲去世，当时她没有钱办理后事，只得到单位去借。财务处长提醒她可以申请生活困难补助，李昭同志坚决不同意并婉言谢绝，年底还清了单位互助金700元。

    在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六年中，李昭同志照常步行上下班，照常在职工食堂吃饭，照常加班加点。在文革结束后大规模平反期间，李昭同志对找到她办公室或尾随她进家的上访人员总是热情接待，从不嫌烦，以致北京纺织局被民间称为“第二信访站”。由于拦截她的人太多太乱，1981年开始单位坚持派车接送李昭同志上下班，她婉拒无果就按月支付汽油费。1984年搬进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会计司前，李昭同志为方便工作联系群众，坚持把家门开在胡同里与社会相连。在多年 的革命生涯中，李昭同志始终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忠贞本色。

    60年的革命生涯，李昭同志始终以党性为原则，以事业为己任。无论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风云变幻的和平建设时期，不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身陷囹圄，她始终坚定追求着不曾动摇的理想和信念，始终充满着对党、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她95年的人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奋力拼搏的一生，谦逊质朴的一生，忘我奉献的一生。
李昭同志，安息吧！

    附文：一个不平凡的女性——记胡耀邦夫人李昭

    作者：肖祖石
    来源：《人物》杂志

    一

    自1977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以来，那些受冤屈多年要求平反，要求落实政策的人，无论是去中组部还是去富强胡同胡家，向胡耀邦申诉冤情，递交材料，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尤其是那些去胡耀邦的家，第一次见到李昭的人，没有想到她那么谦虚、随和、平易近人，那么坦诚，那么富有同情心。

    邓洁是北平地下学运时的党员，1948年由北平地下党城工部输送到解放不久的石家庄，担任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机要秘书，李昭是秘书处的人事科长，他们是连话都没有说过的同事，见面点头而已。后来，邓洁调到政务院兵器工业部工作，改名为刘实。1957年反右时他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过去的熟人、同事都不敢沾边，他备受冷落，深感被组织、被社会抛弃的孤独和凄凉。打倒“四人帮”以后，他找到富强胡同胡耀邦家。胡耀邦正在同别人谈话，李昭接待了他。邓洁和李昭几十年没见面，他又改名为刘实，没有认出他的李昭给他倒了一杯开水说：“刘实同志请喝水。”第一次被人称为“同志”的刘实，激动得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李昭说组织上会按现行的政策处理他的右派问题，请他再耐心等一下。接着，又问起他的家庭和子女情况。刘实想起几十年来受岐视的屈辱生活，感情的闸门开了，终于忍不住叫了声：“李昭同志，李大姐！”李昭一愣：“你认识我？”刘实说：“我是邓洁。您离开石家庄后，我也离开了石家庄，调到政务院兵器工业部，改名叫刘实了。我早认出您了，您是大干部，又是耀邦同志的夫人，我是右派，怕给您添麻烦，凡是大干部家我都不去。”李昭爽朗地笑了：“你是不登豪门啊！我家不是豪门，我们是同事嘛！”刘实说：“党的干部要是都像您和耀邦同志就好了！”李昭说：“嗨，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我平平常常！”刘实认真地说：“您是耀邦同志的好帮手，落实干部政策就有您一份功劳，您这不接待来访的嘛，也帮助了我。”李昭说：“千万别说过头话，我不过是给你递一下材料，举手之劳而已……”一聊就过了时间，李昭有个习惯，到了吃饭的时间，不让客人饿着肚子离开她家。刘实同李昭一块用完餐出来，十分兴奋，见人就说李昭是落难人的朋友，耀邦落实政策的好助手，可亲可敬可信。

　　一传十，十传百，李昭的名字被很多人知道了，找她的人，给她寄材料写信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千里迢迢从外地来找她。她多次在上、下班的路上被人拦住，都是来向她申诉冤情、请她转递材料的，还有专门想和她谈心，请她出主意的。

　　来信来件急剧增加，李昭所在工作单位北京市纺织局办公楼——东单三条33号被人称为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信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将近三百件，寄信人有的把李昭写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李昭都不在乎，她理解写信人急切的心情和期盼。她要求帮助她处理信件的纺织局秘书杜玉芬、北京服装协会副秘书长冯卫国把属于她个人的信件交给她，其余的信件分门别类转到有关单位，一定要做到件件有着落、有回执。

    二

　　由于李昭的热情、认真，她的口碑越来越好，信誉越来越高，关于她身世的传说也就越来越多。有的说她是红军老战士、双枪女英雄；海外传媒有的说她本来的名字叫黄美华，1916年生，是山西左云县人，受过特殊训练，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1940年与胡耀邦结婚，1984年以玩具协会副会长的身份秘密访问香港时才改名叫李昭的。还有的说她是李鸿章的孙女，曾留洋美国，见过大世面，是学纺织的服装专家等，说得活灵活现，好像是真的一样。

　　其实不然，李昭原名叫李淑秀，乳名阿凤，1921年12月20日出生在安徽省宿县城里的高公馆。外公是当地的绅士，妈妈高慧兰是高公馆里的二小姐。她的父亲李仲侯是湖南宁乡县楠竹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学的是军事测绘，想干一番事业，又是一个仕途欲望很强的人，辗转来到与江苏、河南交界的安徽宿县。这里虽算不上繁华，却在南来北往的京沪交通线上，消息灵通，距战略要地徐州不远。李仲侯在这里与高慧兰相识并结为连理。据外婆讲，李昭出生的那天夜里，母亲高慧兰梦见一只非鸽非鸡、非常漂亮的雪白大鸟飞到了她的面前，她一惊，醒了，不久，女儿便呱呱坠地。外公听说后很高兴，连声称道好征兆，他的外孙女是凤凰，将来必有出息，于是取名叫阿凤。
 
　　李仲侯和高慧兰有过一段美满的生活，但好景不长，他们的宝贝女儿阿凤出世不久，李仲侯的好友叶开鑫发展成了湖南一个颇有实力的军阀，他请李仲侯回湘帮助他开创新的局面。李仲侯就此与高慧兰分手回了湖南，再没有回来，襁褓中的阿凤就成了妈妈唯一的精神寄托。也许是因为婚姻的失败，妈妈昄依教门，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

　　外公去世以后，家里只有外婆、大姨、妈妈和她。在这个没有了男性的高公馆里，阿凤得到全家的宠爱。妈妈希望她长大后不要成为以我为中心、骄横跋扈的人，更不要成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无能者。妈妈刻意要把她锻炼成一个不怕困难，有独立性格的人，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她学会忍让，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阿凤快到上学年龄时，大家改口称她李淑秀了。妈妈把她送到宿县城里天主教办的著名的启秀学校就读。从小学到高中，李淑秀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尤其喜欢语文、历史、地理。外公家里书多，她读了很多书。

　　启秀虽是教会学校，但抗日救国之声还是悄悄传进了校园。学校里有思想进步的老师，同学之间互相传递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外柔内刚的李淑秀毅然决然地走出了高公馆，走出了启秀学校的大门，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7年，16岁的李淑秀参加了当地第五战区的战地服务团，在服务团里她结识了罗秀珍、朱秀兰和牛正宗等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搞宣传，写标语，去西北军的冯玉祥部队、到东北军的张学良部队慰问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是他们必演的节目，那摧人泪下的剧情，令人悲痛的旋律激发出中国军人保卫家乡，奋勇抗击日寇的决心，也震撼了他们自己的心灵。遇到敌机来轰炸时，他们会奋不顾身组织群众防空，救护伤员，抬担架，掩埋尸体……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沦陷的国土越来越多，李淑秀和同伴们要求去前线直接参战，要求去农村宣传组织群众，实行全民抗战。服务团内的国民党顽固分子马上反对，说去农村宣传组织农民抗战是左倾言行，与政府的抗日防共、溶共的国策不符。李淑秀他们十分气愤，说这是汉奸的国策，汉奸语言。他们找到地下党员，要求地下党带他们去找新四军游击队或者带他们去延安。地下党有关同志经过慎重考虑，为了防止意外，建议他们不要声张，立刻脱离服务团，各自回家，三天后到约定的地点集合，再去找游击队。

    三

　　李淑秀回到高公馆，回到妈妈身边，妈妈见她瘦了，泪水夺眶而出。但读书识字、深明大义的妈妈虽然心疼女儿，却没有阻拦女儿去打日本人，她懂得强敌入侵，岂能安居的道理。她问站在面前的女儿：“还要走吗？”女儿点点头，动情地说：“妈妈，你辛苦了，我回来几天，陪陪你和外婆。”女儿一边说一边暗暗地流泪，她知道自从有名望的外公去世以后，高公馆早就徒有虚名了，大姨出嫁后跟着汤姓的姨父走了，她是唯一能给外婆和妈妈带来朝气和欢乐的人。
她一走，偌大的高公馆只有外婆和妈妈相依为命了，她们多么孤单和无奈啊！

　　晚上，妈妈问她：“还去服务团？”淑秀说不去了。妈妈奇怪，问她还要去哪里。淑秀说和好多人一块去找游击队，游击队好几个地方都有，到底去哪里她也不知道。从不说谎的秀秀，觉得去大西北，离家太远，会让妈妈更加担心，才没说出具体的地方。为了不让外婆和妈妈流泪，临走的那一天，她背着行装，哼着《木兰词》，鼓励自己出征，没有向家人告别，悄悄地走了。

　　按约定时间，李淑秀赶到了指定地点——河南永城农村地下党员王凤梧家里。李淑秀见到了分别才几天的同伴，那种热烈亲切的劲儿，好像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又握手又拥抱！永城是各种政治势力、各种帮会活动猖獗的地方，李昭他们在这里等待地下党的安排，为防止万一出事，他们不轻易出门。

　　一天，几个女伴聊天时，异口同声地提出要改名字。她们说马上就是要天天行军打仗、放枪放炮的游击队员了，还都叫什么秀、什么花的，好像戏班子上按辈份取的名字一样，应该统统改掉。李淑秀说要改成响亮、简洁、上口的名字。罗秀珍马上响应：“都说我又瘦又小，我要锻炼成又高又大、健健康康的游击队员，今天起我就改名叫罗健，健康的健。”徐秀兰说：“罗秀珍要健康，我要敏捷，我就改名叫徐敏了。”李淑秀没有罗健、徐敏那么激动，沉思了片刻说：“我改名李昭吧！”，“昭”同“招”字的音相近，有人听不明白，李昭说，“昭”是明朗，光明的意思，是昭示天下的昭，不是招领物品的招，我要昭示天下，我是抗日游击队员李昭，不再叫李淑秀了。”

　　没几天，豫东游击队增加了十几名新队员：罗健、徐敏、李昭和牛正宗等。根据地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抗战热情高涨，军民团结，一派生机。来到这里，有到了家的感觉。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后来新四军的师长彭雪枫，他接见了这些新来的游击队员们。彭雪枫是从延安派来的长征干部，红军中文武双全的战将。他经常给游击队员们讲话作报告，尤其是讲到抗日的指挥中心延安，讲到党中央、毛主席时，是那么动情，好像延安就是神话中的天国、圣地，人人都该去那里朝圣、取经。他讲得动人心弦，令人心驰神往，李昭代表大家提出想去延安。彭雪枫立刻答应，说革命青年，都应该去延安接受教育。根据地有责任向延安输送青年同志去学习。去的人越多，培养出来的干部越多，革命事业就越发展，胜利就越快。

    四

　　1939年的元宵节刚过，豫东大地的小麦刚刚冒尖，李昭一行在彭雪枫的支持下，从根据地出发了。他们身着笨重的棉衣棉裤，背着行装，冒着刺骨的寒风向西行进。出发前，他们统一了口径，说是去关中上大学的。没有吃过大苦、没走过远路的学生娃，第二天脚掌就磨出了血泡，但谁也没叫苦。坐下歇一会儿，年龄最小的罗健唱起了《毕业歌》、《满江红》给大家提神。然后大家一起在《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歌声中，继续前进。

　　为了节省开支，他们都住环境最差的旅店，没有洗澡，泡脚的条件，不几天发现身上长了虱子，大家禁不住惊讶地大叫“哎呀！”尤其是女娃们又害怕又恶心。时间一长，身上虱子多了，习惯了，不痒了，他们想起豫东的游击队员把身上的虱子冠以“革命虫”、“光荣虫”的美称，他们也学游击队员戏称身上的虱子是“抗战虫”！

　　他们好不容易走到驻马店，总算见到了一个热闹的中等城市。一人吃了一碗热汤榨菜面，算是近来最奢侈的一顿午餐了。他们去延安心切，没有停留，来到火车站，打算坐火车去洛阳再转西安，没想到车站遭日军轰炸，火车停开，他们只好又继续步行。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阻止抗日革命青年投奔延安，沿途设了很多关卡。洛阳是他们的重点防范区，军警盘查得很严。幸好，稍稍年长一点的男生牛正宗早有准备，离开宿县前，通过亲戚的关系，找到西北军的一名高级军官开了通行证，这名军官还给西北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写了一封信，要他务必帮助这些去关中考学的青年平安到达西安。恰好沿途都是西北军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盘查的军警见证就放行。洛阳西北军办事处主任还亲自把他们送上直达西安的火车，吩咐巡查：“学生娃去关中考学，经过西安，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由于长途跋涉，身体消耗大，没到洛阳，李昭就感冒发烧了。她是女生中的领头羊，怕影响同伴们的情绪，一直忍着，坚持到了西安。

　　张学良在西安发动的兵谏被平息以后，蒋介石嫡系部队控制的西安成了国民党的剿共指挥中心，宪兵、特务横行。他们追捕、绑架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为了躲开特务，宪兵，牛正宗把同伴们安顿在一个不显眼的旅店里，然后他以上街买东西为名，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搞清了去八路军办事处的路线，他马上返回旅店，让大家分头去办事处。人到齐之后，他把从豫东根据地带来的介绍信拿出来，请办事处尽快安排他们去延安。他们希望快点成行，可是去延安的车刚开出一趟，下一趟车要等上好几天。大家都急着去延安，决定步行，不等汽车了。但李昭病得很厉害，体温高到三十八度五，办事处负责人让她留在西安继续治疗。李昭极不情愿地挥别战友，留在了西安。

    五

　　一个和风拂面、天空晴朗的上午，李昭搭上了一辆去延安的运输车。多高兴啊，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也就要到达人人向往的革命圣地了！她知道牛正宗、罗健他们早已进了抗大第五期。她当然也想进抗大五期，但到了延安，首先要过政治审查关，等到政审下来，已是7月了。筹备已久的中国女子大学正好7月份开学，李昭被分派到了女大，成了第一期学员。女大校长是王明，学员主要是来自沦陷区的知识青年，还有从各根据地来的女干部和从陕北各县招来的劳动妇女。根据学员不同的文化基础，设有研究班和高级研究班。李昭进了高级研究班，学的是俄语专业。学校采用课堂讲授和自学、军事训练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李昭学习刻苦，吃苦耐劳，品学兼优，进步很快，入校不到一年就入了党。这一年，她认识了影响她一生的胡耀邦。胡耀邦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因为打仗勇敢，刻苦好学，思想活跃，多次受到过毛主席的表扬。他有时以军委总政组织部长的身份来女大作讲演或作报告。他讲话内容深刻，幽默风趣，极富鼓动性，深受师生们的欢迎。他参加学生的文娱活动，或唱歌或表演，多才多艺，歌声嘹亮，妙语连珠。当时他年仅24岁，生性好动，浑身充满青春的朝气。

　　胡耀邦的音容笑貌久久地萦绕在李昭的心里，他那活跃的身影，总是浮现在她的面前，挥之不去。也是天赐良缘，苏联十月革命节放假那天，李昭应邀去参加老乡聚会，因为路途不熟，耽误了一阵功夫，当她进屋时，别人都已到齐，她自然成了大家善意关注的焦点。李昭环视一圈，一眼就看到了胡耀邦，她略带羞涩地边跟大家打招呼边朝里面的空位子走去。这恰恰是离胡耀邦最近的地方。她刚坐下，胡耀邦就转过身来很有礼貌地说道：“你走远路，辛苦了……”马上把自己面前摆的红枣、柿饼、核桃、花生分出一部分拿到她面前。像是受惊了的李昭一时不知所措，连说：“谢谢，谢谢……”一位年龄稍长的陈大姐笑着说：“耀邦，你真有眼力，小李一来，就献上殷勤，抓得好紧啊！”大家一阵嬉笑，气氛立即活跃多了。第一次经历如此亲切、热烈的聚会，第一次听见有人把她和胡耀邦联系在一起，她那少女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动，白皙的脸上泛起红晕，像窗户上的贴花那样鲜艳。机灵的胡耀邦挺起身子，风趣地说：“战友加老乡，亲上加亲嘛，莫说献殷勤，献颗红心也是应该的。小李同志，你说对吧！”李昭头低得更低了，不知说什么好。还是那位陈大姐说：“耀邦，你和小李遇得巧啊，也是缘份嘞！”

　　在嬉笑声中，两颗相互爱慕的心被情弦拨动了，从那以后，两人便开始约会。即使是从不让自己有一点空闲时间的胡耀邦也承认，自从谈上恋爱，常常神不守舍，连书都看不进去了。李昭那含情脉脉的倩影，时常从字里行间凸现出来。或是风清月淡的静夜或是朝霞满天的假日，俩人或在延河边上或在宝塔山下相会。和当时的延安青年一样，他们常常在一起引亢高唱抗大校歌和苏联抒情歌曲。能说善讲的胡耀邦每每谈论起革命、理想、情操，既充满革命激情又饱含浪漫的诗情画意，听得如痴如醉的李昭说：“耀邦同志，你要多帮助我提高思想觉悟……。”胡耀邦说：“李昭同志，我们都要不断地进步和提高，帮助从来就是互相的。关键是共同的理想，统一的奋斗目标，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这才是建立感情、组织家庭的基础。你说对吗？”

　　李昭听到了最希望听到的话，惊喜、激动，使她说不出话来，头低得几乎贴近了胸脯。沉默了好一阵，才鼓起勇气用只有胡耀邦才听得见的声音说：“你是年轻有为的高级干部，觉悟高，才华横溢，我可差得远着呢……”不等她说完，胡耀邦接过话，满怀激情地说：“你是中国青年中的佼佼者，是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让我们在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过程中携手共进，相濡以沫，创造幸福生活。”

　　1941年，26岁的胡耀邦和将满20周岁的李昭结婚了。婚前约法三章：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然后才是夫妻；建立了小家庭，不忘终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方向；经得起各种环境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携手前进！

　　军委总政组织部在王家坪办公，胡耀邦从来就是办公室兼卧室两用。他常常是手不释卷，怀里揣着书，终日忙碌。李昭从女大毕业分配在党校工作，住在清凉山招待所。他俩分开的时间多，相聚的时间少。节假日、星期天相聚的时候，李昭尽量把清苦的生活安排得温馨、优雅，让生活充满阳光和激情。然而，他们愉快幸福的生活被抢救运动”打断了，搅乱了。

　　1942年整风后期，掌管中央社会部的康生向毛泽东谎报军情，把有个别特务、坏人混入延安的情况夸大为一种普遍现象，污蔑投奔到延安来的革命青年都是国民党打入我党我军的特务，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以“逼、供、讯”为主要手段的所谓“抢救运动”。李昭也是被怀疑被审查的对象。在那些老“左”们看来，李昭这位大户人家的小姐，教会学校的学生，放弃优越的生活来吃苦一定是有所图谋。关于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李昭尽自己所知的一切，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详细地检查交代过了，但都没有通过，怀有身孕的李昭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身为军委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的胡耀邦还兼着党中央社会部的处长，他反对无端的怀疑，但他没有找任何人为李昭说情，也没有利用权力去为妻子开脱。他只有对李昭更加关爱，夜深人静时，他安慰李昭说：你若不是思想进步，能16岁就参加抗日救亡，参加革命？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就是最大的革命行动。我了解你，相信你，你要经得住各种环境的考验。革命嘛，也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接着他给李昭讲起30年代他在江西中央苏区被怀疑为AB团，差一点被杀掉的亲身经历。李昭听了这发自亲人的心声和安慰，十分感动。她说：耀邦，不只是我，我认为来延安的青年人都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革命，都不是坏人。胡耀邦说：对。坏人只是极少数。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挺得住，是则是，非则非，切莫讲违心的话。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同志。我永远支持你，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这一番肺腑之言，句句像金子一样闪光，像神箭一样射到了李昭的心坎上，给她无穷的力量和勇气。她终于挺过来了，后来组织上给她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这一段脱胎换骨的“抢救”洗礼，使李昭经受到了心灵的考验，为她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关心同志，平易近人的作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变得更坚强了，这也许是她学到了延安精神的精髓吧！

　　因为胡耀邦对“抢救运动”持否定态度，又反对“逼、供、讯”，受到以康生为代表的老“左”们的批判，并给他扣上了“糊涂主义”的帽子。在他百思不解，十分苦闷的时候，突然接到毛泽东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任务：调查“抢救运动”的真实情况。据说，毛泽东已听到了对抢救运动不同的声音，才找胡耀邦的。胡耀邦克服困难，深入地调查了四个“失足者”。他经过调查取证，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直接向毛泽东证明“抢救运动”中挖出的这四名“失足者”所交代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反革命历史都是无中生有，都是被逼出来的假话和捏造。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搞“抢救运动”，对挖出来的所谓特务、坏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李昭感谢胡耀邦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她、鼓励她。她更钦佩胡耀邦的人品和气魄，敢于实事求是地为那些被“抢救”的人鸣不平，讲真话，洗清了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

    六

　　1929年，15岁的胡耀邦在湖南浏阳老家参加土地革命。1933年1月，他18岁时在江西中央苏区，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赞赏胡耀邦工作出色，亲自提议任命他为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后又委以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重任。他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好学上进，工作成绩突出。到了改变世界格局、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胡耀邦当选为七大代表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这一年，他聆听了毛泽东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兴奋地对李昭说，这是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是胜利的号角。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沸腾了！就在成千上万的人高举火把集会游行，通宵达旦欢呼胜利的时候，胡耀邦没去游行，他对李昭说：抗战胜利了，内战快要开始了！必须做好思想准备。不久，党中央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决定：南方防御，充实发展北方，动员延安各总部的机关干部到各根据地充实基层，加强部队的建设。

　　胡耀邦立即打报告给参谋长叶剑英，要求下部队，去前线。这期间，李昭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她征求胡耀邦的意见说，孩子生下来带不了，又影响上前线，打胎算了。胡耀邦见妻子已怀孕好几个月了，怕打胎影响妻子的健康，说：还是克服困难生下来吧，是条生命啊，生下来送给当地老乡好了。李昭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后，胡耀邦风趣地说：又添了个革命接班人。

　　胡耀邦要求下部队的消息很快就让从苏联养伤回来的林彪知道了，他们是相距不远的邻居，胡耀邦在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时和校长林彪的关系不错。林彪知道胡耀邦是毛泽东器重的人物，他也看中胡耀邦的才华，听说胡耀邦要下部队，对他说：你搞政治工作很有办法，应该上前线。跟我去东北到部队做政治工作，那里有仗可打，你会有一番作为。

　　总政批准了胡耀邦去东北前线的请求，同时交给他带队的任务。从各部抽调出来的四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东北干部队，简称“东干队”，由胡耀邦率领。因为东北前线任务紧，林彪准备带着爱人叶群提前出发。

　　叶群曾是抗大学员中的活跃分子，能说会写，当过广播员，对李昭也十分亲热，鼓励李昭带着刚生的孩子上前线。李昭说，产后不久得了乳腺炎，开刀动了手术，乳腺炎好了，奶水没了，怎么能带孩子呢？叶群说：我也产后不久，我的奶水多，可以匀点出来帮你喂孩子。出发时，帮你再找个奶多的青年妇女，跟你一起走。孩子断奶后，给她找个工作就行了。李昭听了非常感动，回来和胡耀邦一商量，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最后还是决定把孩子留在陕北老区。

　　李昭找到在党校共过事的边区青委主任李端山说，她和胡耀邦要上前线打仗，决定把孩子送人，请他帮助找个可靠的人家。李端山很快就找到了家里只有一个女娃的供销社主任刘世昌。刘世昌听说是胡耀邦家的男娃，喜出望外，答应尽快去抱娃。

　　孩子找到了一个可靠的人家，解决了胡耀邦一大心事；第二大心事就是如何处理那些暂时无法带走的书籍。爱书如命的胡耀邦，把这些来之不易的精神食粮视为无价之宝，他想来想去，最后把书分类装在两个大木箱里，埋在了他们认为保险的地方，想等到全国胜利后再来取。他们把两个儿子留在了延安，连陪伴他们成长的“良师益友”也深埋在这里。无怪在他们心中，延安是永远难以割舍的圣地！

　　那天，刘世昌抱娃来了，李昭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胡耀邦接待了他，她只听见胡耀邦对刘世昌说：我们感激你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来领娃，我们说话算数，娃，你养大了，就是你家的娃。我只要求你从小让娃讲卫生；大一点了送娃上学；娃长大了，让他自由恋爱。刘世昌满口应承：那是，那是。

    站在一旁的李昭紧紧地抱着孩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的小脸，他在酣睡，妈妈的一滴晶莹泪水掉在孩子那红扑扑的脸上，受惊的孩子小嘴抽动了一下。李昭心里象被针扎一样疼痛。胡耀邦没有注意到李昭的心情，他只顾和刘世昌谈话：从现在起，娃就姓刘了，你给起个名吧！刘世昌说：那就把两家的姓合起来叫“刘胡”吧。

　　胡耀邦说：好！但胡字要加上三点水，免得人家觉得名字奇怪，瞎猜呀。刘世昌连声答道：“好，好！”

　　该说的都说了，刘世昌笑盈盈地接过孩子，转身跨出门槛。李昭没有说出什么，只觉得心扑扑直跳，血液直冲脑顶，有些头晕……但她挺住了，她两眼紧盯地看着刘世昌远去的背影，直到眼睛模糊，泪水刷刷地掉下来，孩子是她身上的肉啊！

　　二儿子送人以后，李昭把身边唯一的儿子飞飞托付给了曾当过胡耀邦警卫员的林汉臣。出发前，她千嘱咐万拜托，请他务必照顾好不满四岁的飞飞，还说，东干队出发时，就不要带着飞飞去送行了，外面冷……

    七

　　由于客观原因，早就盼望去东北前线的胡耀邦和他率领的东干队，到了严冬的10月末才出发。组织上为了照顾产后身体虚弱的李昭，出发前分配给她一匹骡子，胡耀邦也从集市上买了些鸡蛋，准备在路上给她补补身子。因为不好带，出发前煮熟了几十个鸡蛋带着上路。东干队有年过五十的医生、作家、艺术家、老干部，也有十几岁的青年学生。行军的速度 ，虽没有野战部队快，却不怕困难，情绪很高，团结友爱，互帮互让，歌声不断。李昭坚持走路，把骡子让给年纪大的有病的同志骑，把鸡蛋分给体弱的同志吃。

　　胡耀邦佩服她坚强的意志，既称赞她的模范行动，又担心她的身体，私下问她：怎么样？吃得消吗？注意，不要硬撑，该骑马的时候就骑马，路还长着哩……

　　李昭说：我挺得住，垮不了，你自己倒要注意，瘦了不少。

　　是啊，胡耀邦领导这支特殊的队伍，一直风餐露宿，挨寒受冻，走山西，穿太行，绕道张家口，在承德稍加休整后继续东进。1945年底，终于越过长城，到了广袤空阔的塞外，大家高兴得忘掉了一切艰辛和痛苦，高兴得欢呼起来。尤其是那些东北籍的干部，一跨入光复了的东北大地，就手舞足蹈地高唱道：“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高梁肥，大豆香……”就在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继续向东，向黑龙江、哈尔滨进军的时候，突然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

　　胡耀邦告诉大家形势发生了突变，国民党十三军在美国海军帮助下，从秦皇岛登陆，抢占了山海关、绥中、锦州一带，并派重兵把守，去东北的通道被堵了。

　　胡耀邦很快又带领队伍两次绕道，还是没成功，去东北的路被切断。中央军委根据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报请示，马上任命胡耀邦为冀察辽军区政治部代理主任，同时同意东干队的干部就地分配。

　　李昭被分配到了承德的冀热辽贸易公司工作，胡耀邦走马上任后，就下部队去了。他们分居两地，相互挂牵，谁也照顾不了谁。解放区的军民为准备反击蒋介石军队的进攻，部队整编、整训，群众在备战，十分紧张。李昭曾抽空去看胡耀邦，见他忙得不得了，很快就回来了。

　　1946年4月，李昭突然接到通知从承德调到张家口去工作，而且必须马上出发。到了张家口她才知道耀邦病了。调来张家口的任务是一面工作，一面照顾耀邦。耀邦的警卫员张海诚见了李昭，恳请说，李大姐，你帮助我说说首长，我说不动他，他不好好休息，发烧拉肚子，还要下部队，一刻钟也不歇着能不添病吗？李昭见耀邦躺在病床上，不觉一惊，她深知胡耀邦是不轻易躺下的。后来组织上告诉她，当年耀邦长征时患的疟疾没有得到彻底根治，疟疾虫卵深入到了肝脏，由于过度劳累旧病复发了。发病已有一段时间了，住过两次院，耀邦不让告诉她，怕她担心，影响工作。军调小组在北平谈判期间，耀邦还去北平治过病，由于谈判破裂，政治形势恶化，内战逼近，才又转回到了张家口军区医院的。这是日本投降后我军接收过来的日本陆军医院，医疗设备比较好，医疗技术比较高，给耀邦看病的稗田大夫，准确诊断出了胡耀邦患的是肝部阿米巴脓肿。他对症下药，胡耀邦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大有起色。

　　胡耀邦在同稗田的接触中，觉得稗田医生不仅医术高明，对中国人民的态度也很友好，两人结下了友谊。后来，胡耀邦率领的部队打了胜仗，派人去医院慰问伤病员，把缴获的美国货作为礼品分给伤病员，还吩咐也要分给稗田大夫一份。河北满城战役获胜后，胡耀邦还特意邀请稗田大夫去战场参观。稗田感动地说，中华民族是宽厚的民族，人民解放军是仁义之师，解放军的领导人胸襟博大，可为人师表。李昭在张家口，特意去看望了稗田，当面向他表示了谢意，盛赞他具有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高贵品德。

    八

　　李昭和所有革命军人的妻子一样，收到爱人从前方的来信，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1947年秋后的一天，李昭收到胡耀邦的信，没有看完，眼前就模糊了，流泪了，胡耀邦在信上说，战争是残酷的，身为军人，随时准备牺牲，要是我光荣地牺牲了，你千万要坚强镇定，永远做一个生活的强者……李昭捧着这带有硝烟的家书，心在颤抖，难道这是阵亡的先兆？诀别的遗书？

　　她工作十分紧张，白天什么都顾不上，夜里醒来，心怦怦直跳，她一直惦着胡耀邦，但部队流动性大，没有固定的地址不便通信，好久才等来的这封信，里面暗示着什么？是不是负伤了？联想到胡耀邦两次住院都没告诉她，她就更不安了。她想，应该赶去探亲！没过几天，她得知胡耀邦所在的部队战后在唐县一带休整，她急忙请了探亲假，风尘仆仆地赶到驻地。

　　胡耀邦和警卫员张海诚正好下部队回来，显得很精神，只是长期行军打仗变得黑瘦了。李昭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向温厚的她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刚接到信，心里有些焦急，没等到第二封信就冒冒失失跑来了，不错，找着了！耀邦笑嘻嘻地说：好嘛，好嘛，谢谢李昭同志！关心人民子弟兵呀……接着胡耀邦亲切地告诉她，最近在北保战役围城打援，为了阻止保定之敌南援，部队打得艰苦，打得激烈，战士们非常英勇，漂亮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他最后风趣地说，子弹没长眼睛，流血牺牲是难免的。每个战士和他的亲人都要有这种准备。确实，身为军人的胡耀邦早已把生死置于度外，连续鏖战，他总是身先士卒，常常深入到连队的前沿阵地指挥。在一次激烈战斗中，敌人的子弹穿过装文件的皮包和棉衣，从他的腋下飞过去，幸好只是擦破点皮肉。说到那次险情，他幽默地说，大难不死，是托福马克思的在天之灵啊。李昭马上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胡耀邦来得更快，接上说：有福同享嘛，和人民同享，和李昭同享！

　　相聚的时间是短暂的，李昭离队时，胡耀邦说形势发展很快，要是不抢任务，挑重担，争取打几个漂亮仗，部队以后就很难有立战功的机会了。李昭同志一定会鼓励我们多为人民立功建业的吧？李昭说：那当然！你在部队立功，我在地方努力工作，共同完成革命任务。他们爽朗愉快的谈话，潇洒自如的神态，宛若是漫步延河岸边，而不是身处硝烟未散的战场。
 
　　李昭回到工作岗位，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使她兴奋不已。1947年11月华北野战军攻占了被国民党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华北重镇石家庄，攻克石家庄的主力之一，就是郑位三为司令员、胡耀邦为政治委员的华北野战军三纵队。石家庄一解放，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李昭也调到了急需干部的石家庄。

    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一是加强所谓华北反共堡垒——太原的兵力，支援在山西统治了38年的土皇帝阎锡山；二是撤了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职，把华北十二战区的指挥权交给了傅作义。傅作义是国民党将领中颇有军事头脑的人，1948年秋，他窥视到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附近的解放军不多，便在蒋介石授权下，企图用骑兵偷垄中共军事首脑机关。

　　没有想到，如此机密的军事情报，被我北平地下党破获。中共中央毛泽东以新华社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评论，向全中国全世界揭露了蒋介石和傅作义偷袭中共的计划，并把偷袭部队的番号、行进路线以及拟出动的时间一一公布出来，号召解放区军民齐心协力，歼灭来犯之敌。文章一广播，敌人被吓回去了。为了防止万一，党组织还动员部分党政机关的干部和群众疏散转移，李昭的第三个儿子胡德华就是在转移途中生在了一户农民家里。

　　李昭为了不干扰在前方打仗的胡耀邦，过了一周，才让人告诉胡耀邦又添了个男丁。胡耀邦马上来电话，慰问李昭，庆贺他们母子平安，还风趣地说：解放军的行列里又多了一名战士！

　　竟象胡耀邦预言的那样，出生在华北战场的这个小儿子，1969年曾是北京市政工人，后来参军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1973年他考入军校，因为成绩优异当了军校的教官。在军队服务17年后，因特殊的病因不宜继续留在部队，才复员回到北京。他是胡家三兄弟中唯一正式当过解放军战士的人。

　　李昭在以柯庆施为书记的石家庄市委秘书处当科长，工作繁忙紧张的程度，不亚于在前线打仗的战士，每天能睡上5个小时就不错了，她总是觉得睡不够，常常是被闹钟叫醒的。1949年初，元旦过后的一天凌晨，她突然被人叫醒，睁眼一看，分别了10年的妈妈站在她的面前，她惊讶得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妈妈坐在她的床沿泪流满面喊着她的小名的时候，她才相信了自己的眼睛，啊！真是日夜想念的妈妈。

　　原来，妈妈得到女儿在河北石家庄的消息，就天天向一个远房的表哥念叨要来找她，找已经分别了10年的女儿。10年啊！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她无时不在牵挂女儿，每当听见防空警报，听见炸弹的爆炸声，就心惊肉跳，默默地为女儿祈祷。如今女儿有了消息，她再也等不得了。表哥经不住老人的天天念叨，不畏千里之遥，把老人从安徽宿县送到了石家庄，送到了李昭的面前。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李昭更理解妈妈了。妈妈太不容易了，自从爸爸和她分手之后，为了女儿，妈妈忍气吞声，坦然地面对周围的各种冷言冷语和各种不同的眼神，郁郁寡欢的岁月在妈妈的脸上刻下了条条细纹。见到略显苍老的母亲，李昭说的第一话是：妈妈，全国快要解放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耀邦也不会让你走的……

　　妈妈激动得含着热泪频频点头，老人家虽然还没见过耀邦，但从女儿的叙述中已知道了女婿所从事的事业以及他的品格和为人，老人关切地问：“他现在在哪儿？”

　　李昭解释道：“耀邦正在前线打仗，紧张着哩……”

    九

　　妈妈来到石家庄，与李昭一起生活，帮助她照料家务和孩子。几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妈妈还没有见到女婿耀邦，禁不住问起来：“你们生活真不易啊，总也见不到面吗？”李昭告诉她，耀邦在火线上，每天要处理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哪能顾上家呀！

　　确实，从1948年8月胡耀邦被任命为华北第一兵团(即后来的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以来，就在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的领导下，同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在太原前线进行殊死的战斗。身为兵团主管的徐向前把主要精力放在战略战役的考虑上，兵团十万大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的重担就落在了时年不满三十三周岁的胡耀邦的肩膀上。李昭非常理解胡耀邦：他又何尝不想念亲人呢！身为十万大军的决策人之一，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稍微考虑不周，就要付出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所以他常告诫自己：精力集中再集中，工作努力再努力，丝毫的懈怠就是犯罪。李昭体贴胡耀邦，默默地承受着家里家外的一切事务。

　　石家庄一解放，太原、平、津就成了华北的三个孤岛，蒋介石为了保住太原这座号称华北“反共堡垒”的孤城，特意把驻扎在西安的第三十军一万多人调到太原，归属阎锡山指挥。

　　为了加速解放太原的进程，胡耀邦发动了分化、瓦解敌人的强大政治攻势，策划三十军在前线起义。三十军军长黄樵松，曾在抗日战争中立过功，又曾是1945年邯郸起义著名将领高树勋的部将。恰好在太原的外围战中，我军俘虏了黄樵松部队的一名排长。高树勋将军应徐向前司令员和胡耀邦主任之约，给黄樵松将军写了封信，劝他弃暗投明，让被俘的排长亲自把信递交黄樵松。黄樵松权衡再三，决定在火线率部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并派联络官王正中、王玉甲与我军接触。

　　胡耀邦作为徐向前的全权代表会晤了黄樵松的联络官。对方代表提议为了起义成功，请我军派一代表入城协助。胡耀邦认为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亲自入城，深入虎穴责无旁贷。他向徐向前司令员汇报了亲自入城的想法。

　　徐向前沉思片刻说，你凛然正气，勇于深入虎穴的精神可嘉，政治部主任这副重担子还得你来挑，另外派人吧。徐司令另派了八纵(现在的60军)参谋处长晋夫。晋夫原名吕金印，河南洛阳人，1937年参加革命，是个文武双全，很有前途的高级指挥员。他以我军宣传部长的身份入城与黄樵松商谈，八纵队的侦察队副队长翟许友以警卫员的身份同他一道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入城。

　　黄樵松秘密召集少数亲信军官开会，宣读了徐司令员给他的亲笔密信，并宣布了前线起义的决定。不曾想，知人知面不知心，黄樵松一手提拔起来的师长戴炳南，开完会就把起义的秘密计划全盘托给了阎锡山。阎锡山当即调部队包围了三十军，诱捕黄樵松，逮捕了晋夫和翟许友。阎锡山断定晋夫就是共产党解放军高级干部胡耀邦的化名，立即用飞机将他们押往南京邀功请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