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央派我去海外工作前，邓发同志专门找我长谈，从国际形势、党的方针政策，到应该注意的问题都一一谈到了，他语重心长的叮嘱．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之后，余光生同志(他当时是洛甫同志的秘书)也找我谈话。真巧，我和余光生同志竟是未曾见过面的“笔友”。1935年至1936年间，他在纽约《美洲先锋》报工作，那时，我经常为该报写些菲律宾通讯、诗歌之类的东西，我们有过稿件和书信的接触，他当时叫余新日。一谈起这段经历真是一见如故，同志感情格外亲切。离开延安前，洛甫同志也找我谈了话，并一块会餐送行。

    时届秋天，为了党的事业，我和爱人忍痛话别，以八路军少尉名义，随董老离开延安，经西安向大后方进发。同行者还有茅盾(沈雁冰)等同志。一路上，走走停停。当时局势很紧张，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进一步勾结，大搞军事同盟。国内，国民党疯狂加紧防共、限共、溶共等活动，这就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前夕。我们一行终于不得不停留在离宝鸡六七十公里的一个小乡村里，这里原设有八路军兵站。逗留期间，除了学习就是锻炼身体。很久没吃过小麦面馍馍，居然能在这个小乡村吃到。可是没有青菜，只有红辣酱，不管如何，这对我们来说已是美滋滋的了。夕阳西下时，三两成群到附近的河边散步、谈天。茅盾也常和我们一起散步，他用浓厚的浙江口音讲新疆见闻，对我来说，听他的话颇感吃力。他给我们讲天山南北气候的惊人差异，新疆的风土人情，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至今记忆犹新。茅盾很喜欢在河中拾小石子，挑选有色的和形态好的小石子带回来。有一次，他不慎跌到河里，好在河水不深，我把他扶了起来，那里山林景色虽然幽静迷人，但我们更关心时局的发展。董老则一直忙他的大事，我们总避免去干扰他的工作。最后，得到中央的指示，董老、茅盾等少数同志继续前进，其余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奉命返回延安。当我们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时局更为紧张，办事处的同志要我把随身所带的出国证件、照片等全部留下来交办事处代为保存，以利我路上过关卡时的安全。

    (三)

    1942年，我调到王家坪朱总司令主管的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海外研究班学习和工作。朱老总对研究班的工作安排很关心，他曾指示要我们学习军事，因此我们特别安排了军事操练课程。他很注重研究有关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的情况和美国问题，要求我们做到对时局动向的研究和基本情况的研究相结合，并经常主持召开时事座谈会。朱老总十分强调从实际出发，加强调查研究，他曾讲起当年他在德国期间如何学德语，如何拿起市区图周游柏林市，并说要敢闯，随时随地接触实际。

    朱老总平易近人，对干部、战士的关怀无微不至。记得我爱人和另一位女同志同时临盆，而王家坪当时只有一位医生，为了两个产妇，三更半夜，这位医生在两个山头来回上下不停地奔跑，后来又叫司机紧急发动卡车把我爱人送往中央医院。这件事，深夜惊动了整个王家坪，也干扰了朱老总的休息。有一天，朱老总派人送来两只母鸡，这是他用自己劳动种菜得来的钱换的。朱老总对干部、战士的关怀，使人感到了革命家庭是如此亲切温暖。

    1942年至1944年党中央号召“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延安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我们在王家坪同延安其他部队、机关、学校一样，男女老少，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全部织织起来，成立劳动合作社，实行合理分工，运用变工互助等形式，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一运动对推动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发展和保障群众生活是有贡献的。

    王家坪这条山沟面临延河，机关大门前有一大片桃林，这是延安的一景。人们休息时都喜欢到这里下棋打扑克牌；有时这里也举行晚会、跳舞会、音乐会，文化生活颇为活跃。延河也是人们喜爱之处，尤其是男女青年，常常在黄昏傍晚，月夜之下，三五成群，双双漫步，听潺潺流水，别有一番革命的罗曼蒂克的诗意。

    1943年夏秋之间的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去杨家岭，说周副主席召见我。真是喜出望外，但心里不免有些嘀咕，不知周副主席找我谈什么事。气喘喘地走到杨家岭，进了周副主席窑洞门口，我立正向他敬礼，周副主席伸出手用力和我一握，一股真挚的革命同志的情感涌上心头。很早以前，我就听李炳祥(永孝)同志(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鲍罗廷的英文翻译)讲过周副主席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认识周副主席的情景，所以我对周副主席一直怀着敬仰之情。在延安，我也听过周副主席的报告。然而，今天，能在他的窑洞里面对面地和他谈话，真是一生难忘啊!周副主席问我有关菲律宾的一些情况，其中有的问题我也答不上来。他说他曾接触过一些菲律宾朋友。周副主席特别问起李炳祥及其爱人的情况，他还把他们夫妇俩的经历讲给我听。虽时隔十余年，但他的记忆力特别强，连李炳祥的年龄、特征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四•一二蒋介石来了个大屠杀，把我们许多同志杀了、打散了，但革命的种子却遍地开花结果。周副主席这些话，表达了他对那些牺牲了的同志的深切怀念，表现了他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周副主席还关心我在延安的小家庭，给予我很大的勉励。他还告诉我，延安要举行宪政促进座谈会，以揭露蒋介石的欺骗宣传。

    为了把会议开好，要做些准备工作。周副主席提出要我参加这次座谈会，并作为华侨代表发言。我接受了任务后就告别回来。一路上，周副主席炯炯的目光、堂堂的仪表、豪迈的气概、惊人的记忆力，及对工作认真、细致等等，总之，他身上的魅力始终萦绕、铭记在我的脑海里。

    1942年至1945年的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三大作风发扬光大，一直带进了50年代，迄今还是全国人民所缅怀思念和颂扬的传家宝。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深刻地指出当时党所存在的弊病，并把主观主义视为共产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提得很高。

    我曾用毛笔写了毛主席在文章里提到的那副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贴在自己的窑洞里，作为座右铭，以自戒、自励。在学习整风文件及《六大以来》文件时，我尽可能地联系实际，自觉认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阴谋家康生掀起“抢救运动”，以“挽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我们所属单位也头脑发热，跟着搞，日夜轮番“抢救”几个同志。当时我也参加了，是支委，负有责任，后来曾向他们道过歉。谁知事隔几十年后，一场空前浩劫来临，原被“抢救”过的同志再度遭殃，旧事重提，冤假错案重新被端了出来。当外调人员来威逼我这个“走资派”提供材料时，我抱着对同志政治生命负责的态度，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回答问题，结果被戴上“顽固不化”的帽子。应该说，延安的整风审干给予我的教训是深刻的，倘若没有经过延安的那场运动，可能就很难熬过十年浩劫。

    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延安大批干部开始奔赴各地去开辟工作。我当时任中央海委秘书，审干甄别后，我和丁甘如夫妇等同志一道离开了延安。整装待发前，组织上对我这个华侨干部十分照顾，特别批给我两匹牲口，一马一骡。我和爱人把不到两岁的小女孩和还抱在怀里喂奶的小男孩，装上两个萝筐，驮在骡背上，和同志们一道经过长途艰苦行军，抢险横渡黄河，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冒着战火奔向祖国辽阔、富饶但还在苦难中的大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