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次过雪山草地

    红四方面军在二过草地后，进行了绥丹崇懋战役。张国焘为继续贯彻其所谓“南下”方针，于1935年10月20日又发布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准备夺取川西平原。

    红军从丹巴、懋功地区兵分左右两路向战役地区进击，10天内攻占了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青衣江以北地区，毙、伤、俘川军近万人。川军刘湘急调其部100余团约10万人，在成都以西之大邑、新津、丹棱、洪雅一线设防，保卫成都。

    红军集中15个团12000余人的兵力，于11月上旬攻占了天全、芦山两城，接着又于16日攻占了邛崃和名山之间的重镇百丈关。川军立即调集5万余人的兵力，从北、东、南三面向百丈关反攻。红军在百丈关与敌人恶战了7天7夜，毙伤敌军近万人，并击落敌机一架，但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35年底，摆在红军面前的形势十分严峻：东面有川军的100个团堵住去路；南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和李韫珩的7个师近10万，从雅安向北逼来。在敌人的包围之下，红军东进不能，南出无望，被迫于11月下旬撤出百丈关，结束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的战略进攻，转移到天全、芦山、邛崃、大邑一线进行战略防御。至此，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宣告彻底失败，其幻想在川康边界建立根据地的美梦也随之破灭。

    1936年初，国民党中央军见有机可乘，便伙同川军，在川西集中了20余个师20余万人的兵力，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一线的红军阵地大举进攻。经过近半个月的激战，红军伤亡很大，多处防线被敌突破，最后被迫再向后撤到邛崃山下的九顶山、大品山、莲花山一带防御。红军刚刚布置好阵地，敌人已经发起了进攻。

    此时，红军的处境十分窘迫：南面和东面有大敌压境，北面和西面是贫瘠的雪山区域，后方无根据地依托，部队减员严重，武器弹药、粮食都是有耗无补，伤病员更是无法得到有效护理。红军除了后撤、再次进行北上以外别无选择。这充分说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和南下方针的错误性，也充分证明了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断言的正确。

    张国焘走投无路，在党中央的感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不得已取消其错误方针，宣布部队北上。1936年2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发布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向西康北端转移，开始第二次北上征程。执行这一计划，红军则需要第三次过雪山草地。这次所翻越的雪山主要有两座：一是大渡河以东、邛崃山脉中的夹金山；二是大渡河以西的大雪山系中的折多山，另外其中还有一些小雪山，但环境恶劣，其难度不亚于两座大山。

    行军途中，方子翼他们看到的是：这次要过的雪山和前两次的基本一样，都是万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夹金山从南向北坡缓路宽，还比较好走，但折多山标高5000多米，环境更加恶劣，积雪没过膝盖，举目四望，全是白色，当地人称折多山为“噬人魔鬼”。一路上强烈的风暴和雪崩接连发生，致使险情不断——不断有战友被暴风卷走和被雪崩埋没。

    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从莲花山向北转移时，方子翼从师司令部调到师政治部任青年股长，随二六六团行动。方子翼身高1.80米，在战友中算是身体比较好的，但在从宝兴到甘孜的一个月中，一路上也感到苦不堪言。从宝兴出发爬夹金山的过程中，他的右腿开始疼痛，下到大渡河边的丹巴，才发现胫部内侧红肿一片，并肿起一个大疖包。走平路一瘸一拐，还能跛行，翻折多山全靠爬行。从道孚到甘孜，一路上全靠战友前拽后推，一直拖到甘孜。疖包穿孔排脓后，才缓解了疼痛。

    方子翼他们到达甘孜后，并未准备久驻，只想筹足粮秣物资后立即北上过草地，及早与红一方面军再次会合。但因当时红二、红六军团正在北上，朱总司令命令红四方面军等候接应，待会合后一同北上。方子翼他们遂在甘孜地区整编训练。

    6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将红二、红六军团接到甘孜，实现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师。按照中央的部署，方子翼他们继续北上，以便完成全国红军大会师。

    这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由红军总司令部领导和指挥。总司令部根据红军当时所在的位置，对行军序列和行军路线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决定将两个方面军的部队，分为先遣和左、中、右4个纵队，经阿坝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地区前进。具体的部署是：第一，由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三十军的八十九师和骑兵师为先遣纵队，于6月底从东谷地区出发，为全军开路，经西倾寺、阿坝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前进。方子翼是八十九师的成员，随先遣纵队过草地。第二，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方面军总部及其九军、四军十二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独立师为中纵队，于7月2日从炉霍地区出发，经让倘、查理寺、毛儿盖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地区前进。第三，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十一师，三十军八十八师为左纵队，于7月3日从甘孜地区出发，经东谷、西倾寺、阿坝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地区前进。第四，由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领红五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于7月5日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唐、毛儿盖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地区前进。

    这次过草地，和前两次大不相同：第一次有准备，但准备不充分。第二次完全没有准备，既无物质准备，也无思想准备。这次则是在思想和物质两方面都作了长期、全面和周密的准备——准备了足够的口粮，人马都没有饿肚子；准备了足够的帐篷，免于露天宿营；准备了大量的骡马、牦牛驮粮、驮兵器、驮帐篷、收容伤病人员，减轻了大批指战员的负担；选择干草地行军，免于沼泽噬人的危险。

    因为有了周密的准备，加上夏秋的天气，方子翼他们虽然顶烈日、冒风雨，但却很从容、很安全地完成了行军，没有像以前那样发生断粮、伤病、掉队、不幸遇难等现象。四路纵队，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草地行军，于7月底陆续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结束了第三次雪山草地的行军。

    四、第四次过雪山草地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一心灭共的蒋介石如芒在背、焦灼万状，于是就下达了“进剿令”，妄图再度组织大规模“围剿”，将立足未稳的红军就地“剿灭”。

    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图谋，在西北创建新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并下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00余人，于1936年10月25日到30日，先后西渡黄河，为后续渡河部队开辟前进道路。后因敌情变化，河东红军已无法西渡，中央和军委遂改变了原定计划，将河东红军分别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并命令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充分发扬红四方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对围追堵截的国民党西北“剿共”司令部纵队司令马步芳部骑兵频频展开激战，且连连获胜。1936年11月上旬，方子翼他们在一场战斗中歼敌2000余人，12月上旬又在保卫永昌城的鏖战中再次毙伤敌军2000余人，并击落敌机一架。到了12月下旬，红三十军又在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全歼敌一个宪兵团、击溃一个团。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红军取得了歼敌25000余人的战果。

    与此同时，部队也遭遇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弹药的补充、伤病员的护理日益成为严重的问题，有几次战斗，全体指战员几乎全凭借着大刀长矛，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数次突破重围，继续前进。

    1937年3月12日，方子翼他们在梨园口突围后，西路军总部决定将他们2000多人分成左、中、右三个支队，分头进入祁连山转入游击作战。

    当日天刚黑，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把他率领的左支队的人马集合在采石场（石窝）山头上，准备进山。

    这时，方子翼已调到红三十军政治部任青年科科长。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叫方子翼把政治部的几名伤员送到毕占云支队去，并要求他以最快速度迅速返回。

    方子翼和一些同志把伤员送到毕占云支队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赶，当回到出发地点时，左支队的队伍已经不见了。方子翼愣在那里，心想：“我们的速度应该是不慢了，部队怎么走得这样快？究竟朝哪个方向去了？我该向哪个方向去找？”感觉心里七上八下。深吸了两口气，镇定了自己的情绪后，方子翼侧耳静听，希望能发现什么线索。不一会儿，他听见南面山沟里有些响声，他判断那是左支队同志们的声响，便连跑带滚地下了山沟。追了一阵，他终于看见一个哨兵同志站在前面的三岔路口上，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队伍向哪个方向去了？”哨兵指指右边的路。方子翼于是飞速向右跑，追了过去。跑了一阵，看看四周，发现这条路不像有部队通过的痕迹。他就掉头再跑到三岔路口，发现那个哨兵也不见了。他判断了一下，即顺着河沟向上游飞奔，跑了约半小时终于撵上了正在急行军的部队。

    方子翼马上找到李天焕主任，气喘吁吁地报告了完成任务的情况。李主任怕他掉队，叫他赶快上马。方子翼从队伍的后卫找到前卫，也找不到他的马。他心想：完了，我的被毯、草鞋、干粮、碗筷都在马背上，大概是被别的部队牵走了。

    左支队进山后，顺着冰河沟溯流而上，急行军两天两夜。方子翼无粮无水，又不好意思向战友们要，因为战友们的饮食也不多。他渴了吃口冰，饿了也吃冰，强忍着饥饿行军。3月16日晚，他们终于到达一个叫冰大坂（白大坂）的冰川口处，部队停下稍事休息。支队首长经过讨论认为：他们基本上摆脱了敌军的追击，部队也饥疲不堪，决定在此休息一天，缓解疲累，杀几匹骡马，解决饥饿。

    据说，两天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行动方向有分歧。有的主张向西游击，有的主张向东游击，在此开会讨论，最后决定向西游击。

    方子翼他们于3月18日顺着祁连山北麓的冰川边缘向西急行两天。仍是渴了吃冰、饿了再吃冰，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白天踩着冰前进，夜里枕着冰睡觉。19日晚上，他们到达一个叫丰达坂的地方，此地倒是有水有草。战士们发现一个小牧场，里面有几间破土房，但没人居住，房子后面圈里有近100只绵羊。支队领导叫战士们附上银元，将羊都买下，并写下一个字条。大家把羊分一部分给各单位疗饥，另一部分交给骑兵排赶着行军，准备下次再应急用。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此又对行动方向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虽然时至3月中旬，可是冰川里的气温仍在零下二、三十度，人员单衣薄裳，赤脚草鞋，日行夜露，缺粮缺水，且无医无药，长此下去难免减员。如果再往西前进，一旦碰上敌军的搜巡骑兵，后果将不堪设想。为安全起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最好改变一下行动方向，趁指战员的身体好、斗志旺盛的时候翻越祁连山，下到青海草原。这样既可以摆脱敌人的追击和严酷的自然环境，又可以解决食物和饮水。

    行动方针确定后，方子翼他们左支队便于3月20日趁夜间风小，开始攀登祁连山。

    天还没有黑，他们就出发，向祁连山北麓开去。当时预想从两峰之间的山坳越过山脊。部队到了山脚，发现前面雪深齐臀，且上山无路，他们只好拣缓处向上攀登。爬到高处，雪渐渐消失，四周全都变成了冰。地面滑得不行，他们的行动更加困难。加上寒风大起，指战员又都是单衣赤脚，大家的手背、足背和大腿都冻裂流血。加上高山缺氧，他们呼吸困难，头昏脑涨，浑身无力，两腿难支，大家全都变成了“四肢着地”、匍匐前进。爬在陡坡处，不时有人马坠崖，在山脊处有不少同志牺牲。就这样，他们一直到次日近午才爬过山坳，在一个避风山坳住下，等待骑兵排到来，以便宰羊止饿。

    没想到，雪深坡陡冰滑，羊群不向上爬，骑兵排迫于无奈将羊全都丢弃了。听及此事，支队首长将骑兵排长王继福捆起来要枪毙，幸得工委书记李卓然同志讲情才改为戴罪立功。

    方子翼他们于3月22日下到祁连山南麓。原来指望青海草原会有居民和粮牧，结果大失所望：这里既无居民，也无粮牧，还无水草；有的还是冰雪，只是比山上稍少而已。

    他们下到山麓，没有向草原腹地深入，还是沿着山麓和草原边缘西行，一路上还是吃冰、踏冰、卧冰。

    后来有人说，左支队在祁连山中，没有吃的可以“打野兔野羊吃”。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当时四周的环境冰天雪地，无草无水，怎么会有野兔野羊？退一步讲，即便有，又能有多少能供1000多人食用？再说，纵使有那么多野物，他们哪有那么多子弹消耗？假如有那么多子弹的话，他们首先会用子弹歼灭追击的敌人，夺取他们的给养。事实是，当时方子翼他们平均每支枪仅剩一、两颗子弹，还要留着准备应对敌人的进攻。

    左支队自3月14日夜在梨园口从战线上退下来后，在隆冬严寒的条件下，连续改变方向昼夜急行，攀越冰峰，除在冰川口白大坂吃过一顿马肉和在丰大坂吃过一顿羊肉外，一周来再未吃任何食物，只用冰雪充饥。他们因为过度饥饿、冻伤、疲劳，每天只能走三、四十里路。就这样，他们又前进了一周，于3月底到达祁连山南麓黑河尾部的马兰大坂。马兰大坂有一个大牧场，有几户牧民，他们有2000多只羊。支队首长决定在此休息两天。他们买下了牧民的数百只羊。这时，他们左支队还有900余名战士。最后，大家每4人分得一只羊，吃了一部分后，背着剩下的羊肉行军。

    左支队的通信人员在这里修好了仅有的一部小发报机，并同陕北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命他们继续西行，进入新疆。为保密，这个消息只传达到营以上干部。

    左支队在马兰大坂休整了两天，指战员们饱餐几顿羊肉后，于4月1日继续出发西进。牧民给他们作向导，仍沿草原边际，经硫磺矿、野马河、公岔口、大公岔，一路上昼行夜宿，每天走40余里。每到宿营地，各单位派人分头到草原去拣拾干牛羊粪和冰雪，然后堆起干粪烧火，架起脸盆烧水。待牛粪烟冒完了，水也开了，各人就将自己的羊肉割成薄片，铺在牛粪的红火炭上烧烤，待羊肉变色，拿起来吹去灰便吃。当时不要说是作料，就连盐都没有。但他们个个吃得无比的鲜美。然而，这种口福，他们只能在每日下午露宿时才能享受。

    虽然有肉吃，不再饥饿，但一个很大的问题马上摆在他们面前：光吃肉，没有任何粮食或蔬菜，他们个个遭受了便秘的折磨。他们在行军途中，不断地依次离队蹲在路边解手。蹲下来，解不出来，又赶紧起来赶队；不蹲吧，里急后重，肛坠难受。半个月里，人人天天如此。一直拖到4月16日到达石包城，有了粮和菜，他们的这个难题才得以解决。

    石包城，虽是一个名镇，但没有街道，当时只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驿站。此地有房有粮有水有菜，他们到此时还有一些过往旅客。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居民和旅客对红军并不表示恶意和恐惧，很愿意和他们交谈，他们从那里得知了周边很多情况。

    领导决定在此休息几天，一方面让同志们调整饮食、恢复体力，另一方面领导层研究进疆的路线和侦察敌情。

    一个多月来，红军队伍一路上遭遇了无数艰难困苦。单拿方子翼来说，他的马在梨园口进山时，被饲养员牵着走到错路上去了，上面驮的全是干粮行李。在冰山雪地里行军，别人还有夹被毯子披在身上挡风御寒，方子翼就是一身单衣，冻得几乎麻木。夜晚在山边露宿，没有铺盖，不敢躺不敢坐，只能站着跺脚。下到青海草原，脚上的草鞋已经散架，只好赤着脚走路，脚底草扎石硌，脚背冻裂流血，疼痛至极，一瘸一拐地，一直挨到马兰大坂。在那里，他向牧民要了一块毛毡，缝了一双“毡鞋”，缓解了一下脚的痛苦；剩下的毡子，他白天披着挡风，夜间再当被盖。其实同志们也都是如此。只不过大家凭借着一腔的革命热情，互相帮助，克服了这些困难，最后终于坚持到达了星星峡。

    与前三次相比，方子翼他们的第四次过雪山草地，虽然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只翻一座大山，而且走的是干草地，但是，这次是在黄土高原和冰川上前行，加上缺衣缺食，所以，这次雪山草地行军比前三次都要艰苦。其痛苦的程度，用什么言语形容都不过分。不过，坚定的革命信念鞭策着他们、克服了这些困难。此后，方子翼他们随同陈云进入新疆，学习飞行本领。

    链接：方子翼（1917年—2015年3月17日），原名方泰兴，安徽省金寨县果子园乡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4月参加了南下川康边征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三十团政治处干事，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司令部书记，第八十九师政治部青年股股长，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并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方子翼任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行训练处股长，科长，飞行大队政治委员，飞行主任教员，教育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第五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团长，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学院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3月30日，空军党委研究，根据全军统一编制序列的精神，考虑到空四师是空军的第一支部队，是个战功卓著的老部队，乃决定将空四师改为空军第一师。这是方子翼和全师将士的期待。和平时期，人才辈出，从空四师（即空一师）走出去的将军有90名。虽然他们中有的比方子翼职位更显赫，但他们始终尊敬并爱戴着他们的第一任师长。

    1959年4月，方子翼由空二军军长升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文革”伊始，在新疆坐过4年国民党大牢的他因为得罪了江青、康生和吴法宪等当权派，受到诬陷，被打成“叛徒”历尽非人的折磨，直到1977年才复职工作。1978年2月，方子翼奉中央军委命，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随后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参加了空军战役的组织指挥。像当年指挥朝鲜空战一样，这位蓝天名将依然是指挥若定，出奇制胜。进入80年代后，方子翼主动提出离职，但均未允准。直到1983年还在空军指挥学院顾问位置上为空军大业操劳。翌年，经军委主席邓小平批准，年近望七的他才得以离职休养。

    2015年3月17日9时45分，方子翼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8岁。

    第三篇 军中第一女大校——林月琴的长征故事

    一、随军“跑反队”里的林姑娘

    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时被改名为林月琴。她的老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城以西的南溪（因街南有一条小溪而得名，又称南溪街）。十字街口，有一所林家铺子，即“林广顺杂货铺”，这就是林月琴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底。林月琴自小就在南溪明强小学读书，校长詹谷堂是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林家女儿心目中特别崇敬的革命先生。

    父亲林维尹，名义上是“林广顺杂货铺”的掌柜，实际上却“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经常跑汉口”。林家的西厢房，不仅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聚会的据点，同时也是书写和油印革命宣传品的场所。弟弟林英仲虽是个哑巴，但却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私下里，父亲把一些书写标语或刻蜡版、油印传单的秘要之事，总是交给她的弟弟去做。因为弟弟不会说话，万一被敌人发现捉去，也不会暴露党的秘密。

    1929年立夏节暴动（立夏节起义），詹谷堂率领南溪200多名农民和学生，参加了红军第三十二师。15岁的林月琴，这时也剪了长辫子，理成了新式的剪发头，从南溪跑到几十里以外的斑竹园，参加了妇女运动讲习班。

    妇女运动讲习班的领导人名叫陈觉民，是个二十三、四岁的知识女性。她的大哥就是陈绍禹（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