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常常与中药堂的药剂师们切磋炮制丸散药物的方法，西安解放路原中药堂、北京同仁堂都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和这些药店的老板,药剂师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这样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他从不厌倦，也从不收费收礼，还非常高兴，自得其乐。我那时还小，不懂事，就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要这样？”他摸着我的头说：“我懂中医，就要为病人服务。给他们治好了病，他们就能为革命多做工作，这不是很好么！”多么朴实的语言。父亲的爱心和善良，废寝忘食、治病救人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1956年，我还专门写了一篇作文：“我的父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中播放了。我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对父亲的事迹称赞不已。

    父亲为了救人一命，从不避嫌，不怕担风险，临危不惧，坦然面对。记得有一50多岁女性患者，突感右下腹疼痛难忍，痛苦不堪，被医院诊断为“急性阑尾炎、腹膜炎”，患者高烧不退，医院要求立即住院手术，并让家属签字，说有生命危险。患者及家属很害怕，慕名找到我父亲，他立即安慰其“不要怕、能治”，他先以针灸给她止疼，然后用自家的广木香、大蒜碾碎以黄酒拌之，让病人马上服下，第二天就不疼了，连服三日即病愈起床，家属及患者感激不尽，说：“振老真是神医”。他们备了礼品欲送父亲，父亲坚辞不收，说：“救人一命，是我应该做的”。还有一邓性女干部，因患“痔疮”，排便时肛门痛流血，被医院诊为“内痔脱出”而住院，以“枯痔散”治疗。五天后称“痔已枯干”，且无任何症状，通知出院。不料出院到家才一小时，病人突然发冷高热至40℃，头晕乏力，精神不振，嗜睡，不欲言语，食欲不振，又入院用青霉素，治疗无效。两天后邓姓女患者出现精神烦燥不安，意识模糊，呈谵妄状态，不能吞咽，不能自解大小便，须导尿及鼻饲维持，生命垂危。家属要求会诊以抢救其生命，医院即邀李振三老医师出诊。父亲为其诊脉后认为“此湿热郁蒸，身发黄疸，实为湿热发黄而湿偏重也。湿热蒙闭心窍则神昏。脉大仍为病性进展之象。”急用“茵陈五苓散”，水煎鼻饲药液后，当夜患者神志逐渐好转，状态改善，夜三点发现肠鸣矢气，腹胀鼓肠消失，且可进食。次晨，病人神志完全清晰，可以问答回话，能自动排尿，巩膜及皮肤之黄染减轻。继服上方第三日，患者自己能于床上坐起，并要求下床。住院十余天痊愈出院。医护人员及病人统称“奇迹”。

    祖父李鼎铭在政治方面进不求荣，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实事求是；父亲李振三在医学方面不怕风险、直言不讳勇于担当、救死扶伤，他们政德高尚、医德高尚，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祖父和父亲的一生，不知使多少长年被疾病缠磨的患者恢复了健康，使多少病入膏肓，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病人得到了新生。他是人民的好医生。父亲的精堪技艺，治病救人的精神流芳百世。

    五．捍卫传统，矢志不渝

    “中西医结合”是现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方针，从北京到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中医研究院、中医院、中医学院，各个医院也都设立了中医科等等。可这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却是不可能的事。祖父李鼎铭和父亲李振三在制定和推行“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医中药学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父亲李振三遵照先祖的遗愿，不遗余力，呕心沥血，始终不渝的艰苦奋斗，终于感天动地，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成为著名的国家五级中医师。祖国医学在他们的努力下发扬光大。

    中医的弊端是相互保守、闭门造车、缺乏交流，长期以来中西医互相排斥，不团结，不搞合作，互不服气。近代西医占了上风，看不起中医，鄙视中医师，认为中医落后保守，是“巫医”“骗人的”“伪科学”等。现在有人还持这种观点。延安时期，不少人主张废中医，立西医。

    在这样的环境下，李鼎铭父子坚持中医是科学的，认为中医是中国世代相传的治本之术，有其科学的病理、医理和药理，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优势互补，才能求得进步。他们父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医的治疗力度。

    工作之余，他们坚持为群众诊病，开方。他们父子又给许多中央领导看病。1945年8月，在领导的支持下，李鼎铭在延安办起了中医训练班，设立了生理、药性、汤头、诊断等课程。父亲有时也去帮助代课。他们满心希望，为团结新老中西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道路做出巨大的贡献。

    1946年蒋介石单方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3月，中共中央果断决定撤离延安。李鼎铭父子随机关、部队转战陕北，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当时的险恶形势，李鼎铭心急如焚。祖父年高体弱，积劳成疾，1947年12月9日患了脑溢血。父亲李振三赶赴祖父驻地，亲自针灸，开方服药，但为时已晚，李鼎铭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2月11日上午6点带着无尽的遗憾与世长辞。父亲及全家悲痛欲绝。父亲扶柩发誓，定将“悲痛化为力量，永远继承家父遗志，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1952年，中央专门派华北局领导到西安，命父亲到北京搞中医，筹建中医实验所。当年9月，父亲带着母亲和我举家辗转唐山、天津后到了北京，住在华北局招待所。

    我们到北京后，父亲到处奔走，来往于中南海，很多领导人家里如王震，习仲勋，朱良才，丁玲等等，通过为他们治病，宣传中医中药的重要，呼吁重视中医。并和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1953年10月，父亲李振三与岳美中大夫共同写了“我对祖国医学的认识”，这一材料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团结中西医政策及中央卫生部第三届全国卫生会议的决议《批判的接受祖国的宝贵医学遗产，有步骤、有计划的整理中医中药》的精神而写，洋洋数语，长达50多页的文章，分为中国医学基本上是科学的（还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剂、药物、针灸等方面论证之）；中医今后努力的方向和结论三个大的方面。它详细的论证了“中医学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在悠久历史过程中的光辉遗产之一，於保障人民健康事业上曾经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与疾病做斗争的记载中，写下了不少的辉煌成绩。”父亲在文章中说：“我们相信这一份民族遗产，在毛主席和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必须得到整理和提高，使旧有的延续生命抵抗死亡的医学经验，成为科学的医学，以崭新的姿态出现，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文章最后高呼：“中西医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互取所长互补所短，接受苏联先进医学经验，整理祖国医学遗产，发扬民族固有文化，为提高医疗技术战胜疾病保护人民健康而奋斗！”这篇文章得到了中央首长及卫生部的高度重视。

    1954年6月，他们正式成立了华北中医实验所。其性质定为事业单位。任务是：团结联系广大中医；收集整理实验秘方和民间单方；总结临床经验。他们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如何完成这些任务的方式。父亲任该所所长。

    1954年7月，卫生部召开了中医座谈会，传达了领导对中医中药工作的指示：“中医对中华民族有极大的贡献，中医对人民的健康保障，是起了不少的作用。西医也是有贡献的。”“西医比中医是微不足道的，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下，西医歧视中医是宗派主义态度，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状态。”指出，当前的任务是首先“西医学中医”，并指出“好的中医应当专家待遇。”“学校里教中医课的按教授待遇。”“有科学基础的西医更应该很好的学习中医，加以研究提高，成为统一的中国医学。”“中药人员应按技术人员待遇。”“那一级卫生部门作不好这一工作要撤职。”“要扩大中医治疗，中医要参加各大医院的工作。”“大量翻印中医医书，有重点的译成现代文。”这些指示极大地鼓舞了父亲等中医实验所的同仁们。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学习中央的精神，1954年9月29日上午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召开了“中医研究院筹备处关于编制预算讨论会”，讨论了研究院的编制等。

    1954年6月，他们正式成立了华北中医实验所。其性质定为事业单位。任务是：团结联系广大中医；收集整理实验秘方和民间单方；总结临床经验。他们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如何完成这些任务的方式。父亲任该所所长。

    1954年7月，卫生部召开了中医座谈会，在会上传达了领导对中医中药工作的指示：“中医对中华民族有极大的贡献，中医对人民的健康保障，是起了不少的作用。西医也是有贡献的。”“西医比中医是微不足道的，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下，西医歧视中医是宗派主义态度，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状态。”指出，当前的任务是首先“西医学中医”，并指出“好的中医应当专家待遇。”“学校里教中医课的按教授待遇。”“有科学基础的西医更应该很好的学习中医，加以研究提高，成为统一的中国医学。”“中药人员应按技术人员待遇。”“那一级卫生部门作不好这一工作要撤职。”“要扩大中医治疗，中医要参加各大医院的工作。”“大量翻印中医医书，有重点的译成现代文。”这些指示极大地鼓舞了父亲等中医实验所的同仁们。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学习中央的精神，1954年9月29日上午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召开了“中医研究院筹备处关于编制预算讨论会”，讨论了研究院的编制等。

    1954年10月，中医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父亲李振三任门诊部主任。他们从实际出发，逐步开展工作，逐步解决房子和人员问题，从低级到高级，从少数到多数，做好统战工作，服从国家统战工作路线，节约开支。他们的任务是以治疗为主，适当的满足患者要求，从门诊量300人左右逐渐扩大，积累治疗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虚心学习。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父亲经常抽时间遍访老中医，经常和中医名家探讨医技，同时父亲的名声大振，全国各地不少人慕名前来就医，上至领导下至百姓，还有国际友人。他是有求必应，全心全意治病救人。记得当时父亲经常到一些首长家中看病，他们服用父亲的药后病情好转，精神也好了许多，又继续为党工作了好多年。他们对父亲独到的高超的医术赞不绝口，并与父亲结为好友。我看到了父亲一心一意负责细心为病人服务的红心，看到了父亲为发展中国医学而契而不舍、始终如一的精神。

    1956年11月29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下，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当时叫北京中医研究院），地址设在北京广安门内，由父亲李振三任内科研究所所长。作为中医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父亲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为之奋斗40余年的中医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先祖的遗愿实现了，父亲的心愿实现了，他高兴啊！他如年轻人一样更加勤奋，更加刻苦学习中外医学的科学理论，更加努力的为更多的病人服务。那一年他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此我更难看到父亲的身影，除了正常上班，他还要奔忙于各大医院会诊，还要到许多病人家中诊病、随访，还要和国际友人交流经验（中医杂志1957年第3期上登载了朝鲜保健省药物局指导员金声屹在中研院与李振三学习内科临床诊断的照片）。

    1953年1月至中医研究院成立为止，父亲已治疗了400余例肝硬化患者，这些患者大多系全国各大医院确诊后，不少重症患者还是被判了“死刑”的，他们经人介绍到父亲那里治疗，经过2—3年的治疗，基本痊愈者占百分之22.4，好转者占百分之51.7，好转以上者占百分之74.1，无变化者占百分之10.3，死亡仅占百分之15.6，两例已发生肝昏迷及两例胆管性肝硬变患者都治好了，创造了人间奇迹。一位肝病患者在父亲的治疗下起死回生后，一位苦盼儿子的干部夫妇经他治疗生下了白白胖胖的儿子后，一位腰腿疼痛缠磨多年经他治疗站起来后，他们对父亲感激崇敬不知该如何表达，父亲只是淡淡的一笑：“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你们好了，就好嘛”。他和这些病人都成了永久的好朋友。

    父亲得到了同行的肯定，得到了领导的赞扬，得到了“国家五级医师”“人民代表”“中华医学会委员”“中医学术交流会委员”等职，可他说：“荣誉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医学有了地位，得到了发扬。重要的是我有这么多的好朋友”。

    1957年以后，父亲想到自己年事已高，开始想到了要总结一些治疗经验，该培养更多的接班人。他将自己治疗肝病（特别是肝硬化）、高血压、妇科病等等的治疗经验汇集成文，如《常山的性能及其临床应用》（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1954年第11期）；《高血压病临症初步观察报告》（写于1956年11月）《关于门脉性肝硬化的治疗报告》《祖国医学治疗急性肝炎和胆管性肝硬变的试验观察》等等。可惜，父亲太忙了，没有更多的时间总结材料，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倒下得那么快(很多资料在十年动乱中，又被中医研究院的造反派付之一炬)。1957年下半年，一天晚上，我被父亲的咳嗽声惊醒，父亲脸色突变，从来没看见父亲有病，把我吓坏了。母亲赶快叫人把父亲送往协和医院治疗，诊为“骨肉瘤（肋骨已断，这是一种恶性度很高的肿瘤）。父亲倒下了，只知道忙啊忙，从不知道休息的他倒下了，从不知道疲倦，从不知道爱惜自己，把病人看的高于一切的父亲倒下了。他太累了，他要被迫休息了。可是，坚强的父亲并没有完全倒下，他平静的向母亲、向姐姐、哥哥交代后事，他乐观地谈天说地。他仍然在勇敢地向癌症挑战，他和同仁们共同研究攻克癌症的办法，在当时人们还不怎么认识癌症的情况下，他大胆的给自己开方自己服用中药，使他广泛转移的癌症病体又延长了半年之久。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天，1958年3月20日凌晨，我被母亲的哭声喊醒（当时我因发烧未去上学），我们乘三辆车赶到了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我哭着大叫了一声“爸爸”，爸爸听到了，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平静的去了，那么安详、那么坦然。那个最最疼爱我的爸爸走了，他走的那么匆忙、那么早，他才六十岁呀！幼小的我想：“爸爸太累了，他要休息一下”，“父亲还会醒过来的”。

    父亲的追悼会在北京平安里的一家殡仪馆举行，前来吊唁的有习仲勋等党政领导人，有一起工作过的同仁、有亲朋好友、还有他救治过的好多病人，人群络绎不绝，他们一致赞扬父亲一生忠于中医事业，他不遗余力为中医研究院的筹备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病人认真负责，废寝忘食，不怕风险，勇挑重担，他为人敦厚，吃苦耐劳，他认真学习，倾心培育中医学的后人。父亲一生光明磊落，光彩照人，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我的父亲对中医执着，热爱，他走的是一条艰苦奋斗的道路，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时宣传中医有多难，那时都认为中医是庸医，是骗人的，国家没有一个中医机构。父亲不是用嘴说，而是用他精湛的中医医技，用他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精神，用他的一生为发扬光大中医去坚持不懈的奋斗，才有了今天的中医发展。他证明了中医是科学的，能治本的医学。父亲被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医中药事业，他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