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中央苏区、探索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为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3年11月毛泽东才溪乡、长冈乡调查是用先进典型反对官僚主义，对广大苏区干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他从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总结了才溪乡、长冈乡苏干部坚持群众路线、争创一等工作的模范事迹和先进经验：一、搞好乡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关键；二、要切实改良群生众活，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三、动员群众要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反对一切强迫命令。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总结报告中，结合才溪乡、长冈乡的典型经验和模范事迹，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理论，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初步形成。

    [关键词] 中央苏区；毛泽东；农村调查；群众路线

    一、群众路线的提出与初步实践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群众工作当作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方法。1922年7月，中共二大《组织章程诀议案》就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 ① 1926年4月，中央在总结大革命时期党开展工农运动的经验时，强调了党要代表群众的利益和向群众学习的观点，并把“努力深入群众，获得群众，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当作“民族革命运动的工作原则。”②

    党的群众路线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孕育形成的。1928年7月中共六大确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并严厉指出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危害极大，“是与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利益相违反的，足以断送中国革命。”③这里强调了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对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性，并将群众工作与党的政治路线统一起来。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肯定了红四军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群众工作的经验，强调要重视群众工作，筹款“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红军单独去干。”红军给养

    ① 中共二大《组织章程诀议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 ② 中共中央通告《我们今后应当怎样工作》，1926年4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 ③ 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

    及需要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①这是中共文献中首次使用“群众路线”概念。

    群众路线讲的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红军要生存、要打仗，就必须赢得群众的支持，重视群众工作。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②“为了谁、依靠谁”这一群众观点，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鲜明地提了出来。

    群众路线的另一重要问题是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号召人们“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③初步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原则。

    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力量之源，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中央苏区创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深知，“一切工作之进行，都要苏维埃真是建筑在广大群众的拥护之上，才能够顺利而且获得成功。因为必须是群众的力量，方能做到的”。 ④提出“群众工作是支部最重要最中心的工作，每个党员都要建立赤色群众组织，团结群众在其周围。这是建立群众工作路线的最基本的基础。”⑤在领导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中，党和苏维埃政府注重在政治上动员群众，生活上关心群众，摈弃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强调扩大红军、组织合作社、征集粮食等运动，主要的是政治上的动员，“以宣传鼓励方式来发动工农群众的热情”，根据完全自愿的原则，“绝对消灭强迫命令。”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中央苏区、探索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为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党的群众路线的政治优势，逐渐形成了“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事事廉洁奉公，处处模范带头”的苏区干部好作风。苏维埃工作人员做到“十带头”，即“政治学习带头，军事训练带头，执行勤务带头，参军参战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带头，发展生产带头，移风易俗带头，优待红军带头”。才溪乡、长冈乡等苏区干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创造第一等工作，在苏区各项建设中取得优异成绩，成为中央苏区模范乡。

    ①《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 ②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③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④《中共闽西一大关于苏维埃政权决议案》，1929年7月；《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2年7月编印。 ⑤《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1930年7月22日中共全国组织会议通过；《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⑥《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1932年9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文件选编》，《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增刊。

    二、毛泽东才溪乡、长冈乡调查是用先进典型
    反对官僚主义，进行群众路线教育

    官僚主义是群众路线的大敌，也是中央苏区党和政府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闽西苏区创建之初，“各级苏维埃日常的工作尚未很好的建立起来，而且发现了有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化倾向”。 ①主要表现是：“政府办事人摆架子、官僚化，不能接近群众，有的威吓欺压群众”。② “党的决议不经过群众路线，而命令苏维埃的同志去执行，这完全是不相信群众的创造性。”③党和苏维埃政府及时批评了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和措施。1930年4月，中共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防止官僚化的危险，主要是靠群众的监督，使苏维埃能够反映群众进步的意识与生活……在群众严格监督下工作，政府人员要成为真办事工作者，生活与群众在相同的水平线上，防止腐化。”④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苏维埃建设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有力遏制了官僚主义作风。但是，官僚主义是一种顽疾，随时可能滋生蔓延。1932年9月，中央苏区发展快一年时，中央政府严厉地指出：“官僚腐化的现象，在一部分地方苏维埃政府内生长着，贪污的现象还很严重。政府的工作方式，往往脱离群众，大都用命令方式，强迫群众去执行……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命令的玩忽和敷衍……这些严重现象和错误，表示地方苏维埃的不健全，还不能有力的担任领导革命战争的任务。”⑤

    1932年11月29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央人民委员会《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的紧急决议，严厉批评种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现象，指出“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并深刻剖析了产生官僚主义的三大原因：“一、由于中国半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之传染；二、由于农民散漫性的笼罩，缺乏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三、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只图一时便宜。”决议号召各级苏维埃干部和广大工农群众，“一致的与官僚主义作最坚决斗争，来肃清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驱逐不可挽救的官僚腐化分子，以巩固工农苏维埃的政权，同时创造苏维埃新的工作作风。”⑥

    ①《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0年7月30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2年10月编印。 ②《龙岩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决议案》，1930年2月；《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2年10月编印。 ③《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及红四军前委信——闽西党的过去及今后工作》，1930年1月8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2年10月编印。 ④《中共中央给福建省委指示信》，1930年4月10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2年10月编印。 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5号训令——关于继续改进地方苏维埃政府问题》，1932年9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文件选编》，《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增刊。 ⑥《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1932年11月2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文件选编》，《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增刊。

    对如何反对官僚主义，创造苏维埃新的工作作风，决议提出具体要求 ：一要代表群众利益。“每一个政治鼓动，必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联系群众本身的利益”。二要联系实际。“每一个决定，要合于实际能实行，反对一切空泛不具体的决定，及毫无准备和结果的照例开会”。三要多听群众意见。“执行命令要注意发动群众的方法，同时要注意群众中的意见，以作决定实行办法的参考”。四要注意工作方法。“动员群众，要靠政治上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说话要简单明了，多带鼓动的作用”。五要克服形式主义。“不要随便发文件，多用巡视指导，巡视员不是走马看花，不是就在旁边批评，而是负责的检查工作，帮助下级来解决工作的困难”；“不要随便开会，开会要有准备，有结果，要实际去做。”①

    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助推了官僚主义的蔓延。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为应对国民党的封锁，应付战争需要，当时的苏区领导者不断提出一些过高的指标和要求，如扩大100万红军、发行300万经济建设公债、收集100万担粮食等，他们对没能完成高指标者指责为“机会主义”、“动摇倾向”并加以处罚，使各地为完成高指标而强迫命令成风。粗暴的工作作风和官僚主义倾向，严重伤害了群众的感情。黎川县樟树“赤卫军连长要群众帮助红军运输，用命令强迫，结果引起了群众的反抗”。 ②“会寻安有几个乡扩大红军成为群众的恐怖，听到工作人员下乡，就纷纷上山或躲避不见。”③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现象的盛行，破坏了苏区干部的作风，苏区基层干部大吃大喝现象已不罕见，背后通常伴随着贪污浪费，一些地方干部特殊化现象也在滋生。

    面对激烈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形势和艰巨任务，一场反对官僚主义、改进领导方式的群众路线教育在中央苏区展开。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决议，号召全党要“转变一切党内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把工作重心放到支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领导千百万工农群众来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④同年7月、9月，张闻天在《斗争》上发表了《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系列文章，批评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命令群众的领导方式，他从“解决党与群众的关系与党怎样领导群众的问题”入手，阐发了党的群众路线与正确的领导方式，强调要用耐心细致的工作去说服群众，坚决反对命令主义；要正确地去代表群众的意识；要虚心地向群众学习。⑤同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 他倡导“群众化”的工作方式，提出“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⑥毛泽东在指导查田运动时，强调要按“群众路线”办事，他指出，如果“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

    ①《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1932年11月2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文件选编》，《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增刊。 ②《童小鹏《军中日记》，1933年10月20日；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③ 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④ 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1933年7月2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⑤ 张闻天《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斗争》1933年7月27日、9月24日。 ⑥ 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①

    用先进典型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治国理政的一大创造。毛泽东指出：“现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无数的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又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办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我们要“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他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②模范才溪乡、长冈乡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先进榜样。

    1933年11月，在二苏大会召开前夕，为总结几年来中央苏区治国理政特别是乡苏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带领谢觉哉、王观澜等中央政府工作人员，深入乡苏工作的模范长冈乡和才溪乡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写下了《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两篇光辉著作，用先进典型反对官僚主义，对苏区干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结束回到瑞金后，紧紧抓住二苏大会召开这一契机，用才溪乡、长冈乡的先进典型经验，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以反对官僚主义为重点的群众路线教育。

    三、毛泽东《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对群众路线的理论阐述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从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方面，总结了才溪乡、长冈乡苏干部坚持群众路线，争创一等工作的模范事迹和先进经验，对群众路线进行了理论概括：

    一、搞好乡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关键。才溪乡、长冈乡在民主建设中，广泛发动群众，搞好民主选举，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毛泽东总结才溪乡政权建设经验时指出：“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地方。”③

    民主建政，基在乡村。才溪乡、长冈乡的典型经验充分证明，搞好基层民主政权建设，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关键。1934年4月，毛泽东又写了《乡苏怎样工作》一文强调指出：“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④文章对乡苏维埃的工作制度和方法作了具体阐述，规定了乡苏政权要保障群众的各种权益、反映群众的要求和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等任务，为坚持群众路线提供了制度保证。

    ①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1933年6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②毛泽东《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③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④ 毛泽东《乡苏怎样工作》，1934年4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二、要切实改良群生众活，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①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壮年男子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壮年男子76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533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毛泽东调查中发现，才溪乡在成年青年男子成群的出去当红军做工作之后，生产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群众生活的改良到百分之百。他得出结论：“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②

    才溪人民在经济建设中勇于探索，创办了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成为中央苏区合作社事业的发源地。毛泽东高度赞扬；“劳动合作社（别地称劳动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地模范。这种经济战线上的成绩，兴奋了整个群众，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③发展经济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是才溪乡、长冈乡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重要法宝。

    三、动员群众要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反对一切强迫命令。毛泽东调查后总结道：才溪乡、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的速度”。④如扩大红军，“依靠于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除一切强迫办法”。公债的推销，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和乡苏代表会议动员，使群众更加认识经济公债的重要性，然后由代表、推销委员和宣传队，“挨户鼓动，概销完了，承认了数目”，“完全自动买，没有强迫”。⑤采取实际的耐心说服的方法，是才溪乡、长冈乡群众工作的基本经验。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将《苏区工作的模范——长冈乡》、《苏区工作的模范——才溪乡》印发给大会代表，1月12日到2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连载发表了毛泽东这两篇著作，号召全国各苏区都学习才溪乡、长冈乡的模范事迹，为全党树立了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1月27日，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作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总结报告，他结合才溪乡、长冈乡的典型经验和模范事迹，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理论：

    一、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他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他赞扬才溪乡、长冈乡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⑥

    ①④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②③⑤毛泽东《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⑥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