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同志离开我们整20年了，浦安修同志去世也4个年头了。这一对恩爱夫妻的革命生涯，昭昭在目，令人难忘。谨撰小文，略表缅怀。

    麻  田  祭  吊

    威震敌胆的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由3 万多人发展到50多万人。在8年抗战中，他们解放了6000多万人民，建立了六大解放区和438个县政府，与敌人进行了大小9万多次战斗，毙伤敌伪35万多人，牵制和抗击了整个华北地区半数以上的敌人。领导和指挥这支英勇无比的八路军的是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八路军总部长时期驻在太行山左权县（原辽县）的麻田镇。八路军总部几易其地，先是山西襄垣县的北村，后是武乡县的王家峪、砖壁村，再是左权县的武军寺，最后是麻田镇。

    麻田镇地处太行山腹地，隐匿在广大群众之中。巍巍的太行山是理想的屏障，坦荡的漳河滩是广阔的营房。麻田镇又像一大星座，依托太行山向整个华北辐射，立足晋东南向齐鲁延伸。凶恶的敌人对它恨之入骨，却奈何不得。因而总部在这里驻扎时间最长，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特别是惊心动魄的百团大战，就是彭德怀在王家峪、砖壁、麻田一带指挥的。

    许久以来，我曾多次想去拜访这几个村子，屡因临时变动未能如愿，直到不久以前才终于实现。我想去拜访，不仅因为忠肝义胆、雄才大略的彭德怀同志在这里辅助朱德总司令直接指挥过波澜壮阔、雷霆风激的浴血抗战，直至抗日战争接近胜利；还因为诚实真挚、不计个人名利的浦安修同志和彭总并肩在这里战斗过。这儿曾是当年抗战的敌后，是插在敌人心脏里的利剑。

    为了民族解放，谁能想到威震敌胆的八路军副司令员夫妇竟在这些一般地图上见不着名字的村子，艰苦奋斗了6个春秋。他们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中同生共死；在缺粮少衣，极端艰苦的岁月里互助互勉；特别是在严重的灾荒饥饿中，带头吃野菜，啃黑豆皮饽饽。他们在这里吃了苦头，承受了抗战岁月的煎熬，但谁也没有在困难面前示弱、沮丧、低头。相反，国难出英雄，大难铸雄才，艰险使彭总在军事上、政治上更加成熟，使浦安修更加坚强，艰难的历程加深了他们的深厚感情。

    历史有时是很不公正的。彭德怀在“文革”中死于冤案，浦安修在经受种种磨难之后，忧郁而终。但太行山永远为他们作证。

    1959年“庐山会议”后，麻田村的支书刘米贵被指定去太原参加批判彭德怀大会。他一言不发，回村后忧病而殁。麻田村当年民兵王福臣，为躲避参加批判彭德怀的会卧床不起，不久也抑郁而死。临终前，把“老彭”送给他的棉大衣交给儿子，要儿子作为传家宝；把“老彭”写给他的信端端正正地放在胸口上，才闭了眼。中央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及后来浦安修同志逝世的消息传到太行后，当年的村干部、民兵、妇救会和群众都不禁痛哭失声。

    当年的麻田村人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现在，漳河上架起了大桥，火车通到了麻田，柏油路铺到了外省。镇上现有载重5吨的汽车185辆，小三轮140辆，拖拉机47辆，彩电2800台，电风扇2400台，洗衣机1900台。附近的温城村，低矮的农舍被拆除了，百多户人家已住进二层楼房。各家居室内陈设一新．许多人家有浴室、地毯和吸尘器。左权县城中有浦安修为之奔走、呼吁，征得社会各方协助而成立的师范学校。

    麻田如今处处郁郁葱葱，喜气洋洋；青山在歌，漳河在舞。彭德怀夫妇如果有知，一定会喜在眉头，笑在心中。麻田人民悼祭英灵，有人做了这样一首诗：

    物换星移太行情，
    历史公正又不平；
    谁说有泪不轻弹，
    太行人民都作证。

    革  命  情  侣

    我认识彭德怀、浦安修夫妇是在抗战初期的延安。彭德怀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位坚强刚毅的将军，平素不多言谈，但一谈起来，却热情洋溢，豪放激昂；浦安修则娴淑安静，文质彬彬。

    在延安，人们都忙于战争和学习，恋爱的方式比较简单。彭德怀与浦安修的结合，首先是以革命理想作基础的。浦安修投奔延安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解放人民，这是她的追求。彭德怀身为驰名中外的骁将，坚贞不屈，英勇善战，对烧杀掠夺，以铁蹄蹂躏大半个中国的日寇，恨之入骨，决心把他们赶出中国，解放全民族。这是他们结合的基础。他们一见钟情，各自介绍了经历、愿望、爱好、追求后，没有那些卿卿我我，彭德怀便以独特的方式向浦安修求爱，“我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

    中国人讲究含蓄，“同归”既是志同道合，相伴终生，又意味着要为解放劳苦大众同甘共苦，携手战斗到底。彭德怀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1岁就被迫靠给地主放牛、挖煤养活母亲去世后留下的80岁的祖母、瘫痪的父亲和两个弟弟，从小受尽了剥削、压迫。把舍生取义，为劳苦大众翻身作为己任。浦安修因母亲早逝，父亲外出，小小年纪就寄人篱下。日寇侵华，家乡沦陷，她立志要收复失地，推翻万恶的旧社会。彭德怀戎马倥偬，驰骋疆场，从不考虑自己；浦安修追求真理，不畏艰苦，乐于助人。这是他们建立感情的共同基础。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感情，使他们在艰苦的敌后斗争中，在简陋的延安窑洞中，在敌众我寡的西北战场上，都心心相印，恩爱依依。

    彭德怀兼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时，需要了解民情，浦安修就在驻地抓支部工作、群众工作，经常向彭德怀反映群众的意愿和呼声。1943年春夏，太行山遭受多年不遇的干旱灾荒，群众朝无夕食，饥肠辘辘，急需发动群众备战备荒，生产自救。彭德怀要求司令部的干部带头行动，浦安修则首先减少口粮，支援地方，带头挖野菜充饥。

    彭德怀主张改变买卖婚姻，浦安修在麻田村群众中宣传、支持自由恋爱。麻田村的青年结婚，破天荒地打破迷信和旧传统，抛弃祖宗多少代要坐花轿的习惯，改为乘马骑驴，把备席聚宴改为开祝贺大会。赵树理写的《小二黑结婚》，最先由浦安修推荐给彭德怀，彭德怀读后极为称赞，当夜即推荐给主管部门，成为时代的名著。浦安修在砖壁村时连续20多天拉肚子，每晚要起来好几次，彭德怀怕她掉进粪缸（当地群众的厕所是在一个大缸顶上架一两块板），又不愿惊动警卫人员，就自己挽扶她上厕所，并给她放哨。将军护理妻子，不嫌脏臭，传为佳话。彭德怀在私下称浦安修为“大学生”，浦安修叫彭德怀“大将军”。这亲切的称谓，是他们情投意合，互敬互爱的表现。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在苦恼难抑时，瞪着眼睛直问浦安修：“你说说，为什么写了一封信就是反党，反毛主席？”“你说说，我和毛主席也是老战友了，从井冈山以来同生共死30多年，这次无非提了些意见，为什么这样算帐，这样斗争……？”浦安修只有无声的眼泪作回答。难耐的痛苦，笼罩着他们。一次，浦安修说：“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这大概是她一生中对丈夫唯一的埋怨了。

    有一次，彭德怀有所感悟地对妻子说：“你跟我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从来没有埋怨我半句，我应该感谢你。”浦安修却淡淡地说：“我为什么要埋怨你呢，那只怪敌人。” 

    在他们双双被斗、天天被“车轮攻心、时时逼供”的日子，浦安修决心“宁肯牺牲自己”，绝不“供”彭；彭德怀则更时时关照着她。当他需要点衣服时，想到“她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算了！算了！”彭德怀有几次想见浦安修，但想到“会给她带来‘麻烦’”，又打消了这一念头。彭德怀被押进医院，浦安修不能去看望，便用别人名义买了东西送去；彭德怀病危时，切切嘱托侄女：“以后你们要好生照顾伯母。”

    在那阴云遮天，鬼哭狼嚎的十年动乱中，一天，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楼前，突然押来了两个批斗对象——“彭贼和彭贼的臭妖婆”。他俩整整两年没见面了，尽管衣衫褴褛，面貌全非，但相互都一眼认了出来。彭德怀用他那雷鸣般的声音吼道：“不关她的事，不能斗她！”

    自身难保，犹顾他人，这是彭德怀的性格，又是他们真挚感情的表现。杨尚昆同志在读《彭德怀自述》一书后称彭德怀：

    临阵对敌雷霆之威，
    对党对民赤子之忱，
    政治上松柏之节，
    生活上冰雪之操，
    作风上朴实无华。

    这是对彭德怀全面公正的评价，其中不是也反映彭德怀对浦安修的寄寓吗？

    战 火 鸿 雁

    有人说，彭德怀和浦安修是“战争夫妻”，“马背上的丹心照日月夫妻”。爱神把他们拴在战车上，一切服从战争的需求。彭德怀总是身临前线，面对死亡，舍身忘我地指挥战斗；浦安修深刻理解他，关心他，支持他。惊险、突围、分散、会合是他们在一次次残酷战斗中的主旋律。在生活上，他们经常是一间小屋，身着和士兵一色的粗布戎装；在饮食上，他们和战士“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彭德怀“白巾包头，上着灰色对襟布褂，下着青布裤”；浦安修“头裹白毛巾，身穿黑色大襟短衫”，神话般的一身北方农民夫妇打扮。

    彭德怀骁勇善战，横刀立马；浦安修随军做群众工作，千方百计和群众打成一片。夫唱妇随，双双起表率作用。每个战斗的胜利或失误，不仅与彭德怀息息相关，也紧紧牵动着浦安修的心。他们共同分享着战斗胜利的喜悦，共同承担着失利时的苦涩。

    他们商定，处处要遵守“绝不搞特殊”的原则，和士兵同甘共苦。但是每当战斗间隙，浦安修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仅有的可能和条件，同厨房合作，做一点既对彭总肠胃有利，又不可有半点特殊的菜，想方设法给丈夫“调剂”一下。彭总有时对身边工作人员作了方式比较生硬的批评，浦安修总是不声不响地对被批评的人进行安慰和鼓励。彭德怀有时情绪激动，动起肝火；浦安修则窥视时机，避开锋芒，讲一些当地群众中喜闻乐见的趣事，转移目标，调节气氛。

    西府战役时，一个部队的指挥员因未切实执行总部命令，铸成了严重的后果，彭德怀为了严肃军纪，在土基（洛川县）会议上态度严肃，声若雷鸣，要军法从事。浦安修担心彭德怀因过于激动，决策失偏，彻夜不眠。次日一早，即悄悄动员林伯渠伺志出面劝说。当然，彭总所以在会议上大声疾呼，语言激昂，实际上是为了给犯错误的同志“击一猛掌”，最后还是本着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处理了。林伯渠称赞说．：“彭德怀有德可怀，有威可畏”。这件事对西北野战军的广大干部教育很大，也反映了彭德怀夫妻间取长补短、心心相印的感情。

    1942年5月，敌人组织强大兵力向太行山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并突然偷袭了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机关。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彭总争分夺秒地部署大部队突围，顾不上安排妻子。浦安修怕分散彭总的精力，主动跟随北方局工作人员疏散。突围后，我方牺牲不少同志。彭总在一个漆黑夜晚的小山庄里清点人员。点了总部全体同志名字，唯独没有点浦安修。他为什么不点浦安修？一方面出于先人后己，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力重；另一方面，他认为“北方局队伍都被冲散了，她那么瘦弱，一定牺牲了……”当3天后浦安修终于回到总部时，彭总喜出望外，却淡淡地说：“我还以为你被敌人抓走了。”浦安修也只抿然一笑，说：“日本鬼子抓不到彭德怀，就不会抓到他的老婆。”这是这对夫妇之间的幽默，是他们之间深刻的理解和高尚的情操。

    1950年，美帝国主义纠集十多个国家的军队侵略朝鲜，迫近鸭绿江，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彭德怀前往迎敌。10月4日下午中央派专机急速把他接到北京。7日晚政治局决定抗美援朝，8日清早，这位征衣甫解、战马刚卸的大将军，来不及告诉在西安的妻子，又率师跨入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了。当时出于军事保密需要，彭德怀直到入朝一个月后才给浦安修捎来口信。浦安修懂得严守党的机密的重要性，也深知彭德怀历来以党和革命利益为重，十分理解他的心境和意图，并且为丈夫能在国家和人民危难的时候勇担大任而感到欣慰和骄傲。但她担心着彭总的肠胃病和慢性关节炎。在工作之余，精心给彭总做了一副“护膝？和两个背心。她听说在朝鲜战壕里要吃罐头，便到处寻找，弄到一把多功能小刀捎到前线。彭德怀收到后十分高兴，会心地说：“还是‘大学生’想得周到。”

    彭德怀一生英勇善战，在他面前“没有打不烂的敌人”，这是很多人坚信不疑的，但朝鲜战场的艰苦生活，不仅使浦安修昼夜惦念着彭德怀，刚解放了的西北广大干部和群众也都深深想念着他。西北局的领导，根据许多同志建议，动员浦安修前去看望。浦安修经过种种转折，终于抵达朝鲜前线。途中因遭敌机狂轰滥炸，不幸负伤，她是扎着绷带进了朝鲜的坑道。有人在他们逝世后做了一首诗：

    粗布将军布衣妻，
    南征北战岂为谁；
    坑洞马鞍幸作家，
    留得人间两身清。

    陇  塬  情  深

    夫妻间的感情表达方式，总是要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为了迎接这场战争，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主张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备战。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对边区尚未经过土改的地方，由政府征购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既减少社会震动，又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彭德怀极力主张浦安修去参加这个新的土改运动。中央机关派出200多人，由康生、胡乔木等带队奔赴陇东。浦安修被分配参加庆阳县王家塬村的试点。

    彭德怀希望浦安修在群众斗争中得到锻炼。浦安修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一头扎在第一小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交朋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群众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当他们一旦把遭受压榨、剥削的血泪事实亮出来后，很快把“穷人命定受穷吃苦”这个千百年被颠倒了的事实颠倒了过来，产生了勇气和力量。王家塬是个紧临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山庄，地主王魁压迫剥削农民几十年，又有保甲、民团做后盾，群众敢怒不敢言。浦安修先在小队里发动贫雇农，开展诉苦。小队群众起来了，很快发展到全村，终于召开了说理大会。王魁在群众面前低下了头，认了罪。斗争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他们中最突出的叫老尹，他家祖宗三代给地主当长工，他为王魁干了40多年活，已经50多岁了，还没有讨上老婆。老尹用自己的血和泪，摆事实，讲道理，激发了全村群众的阶级觉悟。

    浦安修善于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善于启发群众觉悟。王家塬的试点归康生直接领导。康生喜欢追求形式排场，好大喜功，“宁左勿右”，浦安修对他的一些过火的作法颇有意见，每当康生不接受时，她总是根据事实，据理力争，表现出她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中央政策的深刻理解。浦安修一次和康生谈话后，对我说：“康生这人意识禾好。”当时我并无认识，现在看来，她那时已对康生的思想意识有所觉察。浦安修在受委屈时，找过一些台上的熟人，但和彭德怀从不给林彪写信一样，从不找康生。我每想起这些，不禁肃然起散。

    爱情表达心声，但彭德怀、浦安修夫妇心声的表达却不是卿卿我我，依依绵绵。浦安修在积极参加土改运动的同时，买了当地的特产核桃，细心剥好皮，烤干，精心包裹，捎给了彭总，要他注意自己的肠胃病，细嚼慢咽。彭德怀则给她捎回两本书，提醒浦安修工作与学习、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包核桃和两本书，传递着他们的恩爱深情。彭德怀的名言是：“要说我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这些人还不是住在牛圈里，打牛屁股的。”浦安修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在群众中交朋友，把他们当成亲人知己。对于王家塬的土改积极分子老尹，浦安修生前一直与他有往来。

    1948年延安光复，老尹千里迢迢去看望她。浦安修特地引他见了彭德怀。彭总十分亲热地接待了老尹，叙谈半天，并把自己的衣服、鞋袜送给了他。有诗为证：

    人各两地，
    心同一方，
    不思量，
    又思量。
    山阻水隅，
    炮火连天，
    无从话短长。
    你去歼寇，
    我来支前，
    太行、陇东情一样。

    挂甲屯的悲伤

    彭德怀和浦安修的夫妻关系，是把政治情操与深厚的感情融在一起的，既寓情感于政治斗争中，又在斗争中增进了情感。但政治和情感毕竟有不一致的时候，情感和政治发生了矛盾怎么办？对许多人来说，一直是个不好解决的难题。

    “庐山会议”宣布彭德怀为“三反分子”，被罢官，迁居到京郊挂甲屯，给这对恩爱夫妇带来了无法言表的痛苦。特别是被林彪诬为反对毛主席的“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里通外国”的危险敌人，更使他们心如刀绞，头若雷击。摆在彭德怀面前一个紧迫而严重的问题，无论为大局、为别人或为自己，都需要立即和一切人划清界限。彭德怀深知当时的处境，“宁肯把一切祸害和危险揽到自己身上，而不要累及群众”；“宁肯牺牲个人，而不要损伤人民解放军”；宁肯“把30多年奋斗的功绩涂掉，把自己搞臭，而不伤害他人”，这是他给自己选择的唯一道路，其中也包括要处理好和浦安修的关系。

    浦安修同样陷入了既不能在毛主席和彭德怀之间划等号，又不愿割舍她对彭德怀的爱的苦痛之中。在她的心理天平上，难以找到维持平衡的筹码，一边是她深信不疑的彭德怀，一边是她崇敬的毛主席。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的苦思冥想，只有和彭德怀划清界限，才能表明她的党性和觉悟。今天看来，她的这种划清界限是荒诞的，但当时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

    彭德怀和浦安修曾私下商谈过多少次，准备回到老家种地，永做农民。但“里通外国”的特殊案犯，既不允许离开北京，更不能去过安宁的农舍生活，他俩陷入了极端痛苦之中。过去在浦安修周围亲亲热热的人群中，像半夜起寒风，从上到下，一下改变了态度，白眼看她，给她陡增了莫大的压力，她的这些苦楚怎能向彭德怀诉说呢？她有千言万语无法说，有满腹心里话无处谈。在万分痛苦中，有人为她设计了“当面分梨”，“平时不来往，一年只见一两次面”的权宜之计。但这并没有丝毫减轻她的痛苦和改变她的处境。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她叫天天不应，呼地地无声时，只好选择了另一条路——自杀。这是她在爱情和政治上遭受到无端的迫害时发出的一种抗议，幸而被及时抢救过来。今天看来，她当时的选择是错误的，幼稚的。人们可以用今天的眼光责备她缺乏政治远见，不够坚强。但是任何事物都得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苛求她。

    中央和组织人事部门都知道这对夫妻的一生是赤诚相爱，忠实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因此，中央在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同时，对他们之间在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正常关系，予以理解，依然认定浦安修是“彭德怀的夫人”。中央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公正的，深得人心的。

    痛  定  思  痛

    任何人都有长处和短处，都做过“事与愿违”的错事。

    浦安修要求自己很严，处处按党规、制度办事。她对彭德怀在“文革”后期，特别是彭德怀临终前的痛苦岁月，自己未能在他身边，不能为他分担痛苦，深感内疚。她曾经向别人坦露过自己的心迹，当时认为多去看彭德怀，会加重专案人员的猜疑，便没有千方百计地争取去侍候他。在彭德怀临终前几天，专案组通知她：“彭德怀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决定？！”突如其来的“由你决定”，更使她六神无主，既允许看望，又为何由我决定？这是试探还是圈套？她去请教一位同事。这位好心人也是“惊弓之鸟”，既怕引起江青等人嫉恨，又怕上专案组的当，在疑虑和苦恼之中，她病倒而且高烧不退，失掉了仅有的看望机会。这是她最大的遗憾，每谈及此，她深感内疚，几达痛不欲生。

    浦安修经过痛中思痛，决定以实际行动去补偿和挽回自己的过失。彭德怀问题平反后，她给自己约法三章：

    1．在一切场合，不以彭德怀夫人自居。解放军总参有关部门曾为她安排一个小院居住，她坚决谢绝；总政建议她把行政关系转到军队以便照顾她，地婉言谢绝。

    2．严格按照彭德怀生前的要求，坚持只靠工资生活，同时尽一切努力帮助受彭德怀问题株连的干部和群众恢复名誉，解决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彭总获得平反到浦安修去世前的12年中，她亲自协助处理这种来信4000多件，协助平反近万人。

    3．把彭德怀遗物、遗产和补发的工资全部分给彭德怀的侄子、侄女，自己分文不取。浦安修这种高尚情操，感动了很多同志，并受到中央组织部的表扬。这里，我仅把解放军总政老干部局的一份《简报》摘抄如下：

    “今年3月3日，总参管理局服务处政委贾玉桂同志把从成都军区接过来的有关彭德怀同志的遗款、遗物的清单交给了浦安修同志。第二天，浦安修同志就邀请贾玉桂同志及原彭德怀同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王焰同志、孟云增同志、总参政治部副主任冯征同志，以及彭德怀同志的侄女彭梅魁、彭钢一起，商定了处理办法。事后，将处理结果向军委写了报告。

    彭德怀同志生前的存款、补发的工资和去世后的抚恤费共有4.8万余元。其中，根据彭德怀同志生前遗嘱，赠给了彭老总的家乡乌石小学1万元；分给侄女、侄子彭梅魁、彭钢、彭正祥、彭康白、彭起超、彭爱兰、彭康治、彭秀兰各××元；分给原随同彭德怀同志到四川工作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同志、秘书綦魁英同志、司机赵凤池同志各××元；归还开追悼会借款1千元；归还洗印彭德怀同志像片费用462元；赠给家乡生产队1000元；交党费5440元。浦安修同志留下4000元，其中2000元用于回彭德怀同志家乡进行接济有困难的乡亲朋友，2000元做军委组织的彭德怀同志历史研究写作组的零星招待费用。以上逐项共3.8万元，剩余的1万元全部上交军委转人民银行，作为国家经济建设费用。

    彭德怀同志的猎枪、手枪、子弹已上交总参管理局队训处。电视机已交给其侄女彭梅魁用。带电唱机的一套收音机和航空手表一只已交给其侄女彭钢用。马恩全集、列宁全集等书留在浦安修同志处。其他零星物品有展览价值的准备交博物馆。

    浦安修同志说，我在中央纪委工作，是检查人家的，就要带头保持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生活要低标准，工作要高标准，自己做不好，就不好说别人。她还教育亲友们要把仇恨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要把全部力量用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为党争光，为死去的亲人争光。（总政老干部局《工作简报》第11期1979年5月16日）

    中央组织部在1979年4月26日第18期《组工通讯》中，就浦安修同志在处理彭德怀遗物过程中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发表了一篇专评，称这是“老干部言传身教，把我党几十年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作为传家宝留给子女，激励他们奋发向上”的范例。

    毛泽东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全面衡量，浦安修同志不正是这样的人吗？

    化悲痛为力量

    彭德怀同志的逝世，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人们悲痛不已，浦安修更是悲天恸地。她不仅失去了丈夫、战友，失去了最理解她、关心她的人，而且，她有无数凝聚在心头的贴心话、多少积压在胸中的愤懑永远无法向他倾诉了。她五内俱焚，痛苦欲绝。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她送来了春风和温馨。中央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有关部门为了收集彭总革命事迹，澄清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决定要浦安修组织编写彭德怀传记，这使她焕发了力量，振奋了精神，以从来没有的勇气和精力，带领一批同志找材料，查档案，做笔记，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她不顾身体虚弱，爬山涉水，走访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