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一篇《序》中，详细回忆了当年开办边区第二师范的情况。（凌炼供照）

习仲勋在一篇《序》中，详细回忆了当年二师的情况。（凌炼供照）

习仲勋在一篇《序》中，详细回忆了当年二师的情况。（凌炼供照）

    中红网上海2013年8月28日电（凌炼）

    （一）  少年投身革命

    70多年前，在上海，一个青年，因家庭贫困，十四岁小小年纪的他，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学徒工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1936年，这个爱国青年在上海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商务印书馆分会”，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年少的他毅然从事了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后，国内形势大变，16岁的他，由陈云同志介绍，历经艰险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他就是石大康（在延安曾用名黄兢）。

    （二）革命熔炉的洗礼

    在延安，如火如荼的革命精神，锻炼了他，他不断成长。他到了陕北，就在时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领导的陕北公学工作，那时是抗战初期，是一个军事化的为抗日培养干部的学校。石大康担任过陕北公学学员分队长、教师。他上的课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8年8月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关中地委把陕北公学合并，建立了第二师范学校，习仲勋任首任校长，习校长亲自召开会议，明确要求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办学精神，“为边区培养建设中迫切需要的人才”。当时确立了“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才能的青年为宗旨”的办学目标。因此，陕北公学、第二师范成了培养在职干部、教师和未来人才的一座大熔炉。当时石大康任关中第二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教员，教国文，全校音乐课，还兼班主任。

    因为那时关中分区地处陕甘宁边区的南段，与国民党统治区三面相连，犹如一把利剑威胁西安，因此始终是在国民党封锁、包围、不断侵犯的环境里办学。完全是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在关中几进几出经常搬迁，辗转陕北。在群众眼里，二师是学校，也是游击队。但是，不论条件多艰苦，教师、学生都是为革命而来、为革命而教、为革命而学。学生都是像“流水席”，为了革命需要，经常不等毕业就抽调参军或到急需的岗位上去。这样为革命培养了一批一批干部，送到了前线最需要的地方。

    当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物质严重缺乏，最困难的时期，党中央号召“大生产运动”。当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围剿，边区号召所有的同志，打柴、烧木炭，打窑洞、开荒种粮、种菜、采野菜，拿棉花纺线线，织衣服，打草鞋，不论男女都学会了这一手活计。那时的吃穿住行用都十分困难和险恶，偶然可以“打牙祭”，就是最高兴的事了。

    借来群众的门板做黑板，在大树底下竖起，把砖头、土块当凳子、把膝盖当桌子、这样的学习生活是从抗大、陕北公学学来的。其艰苦状况是现在难以想象的。

    讲课、大生产、打游击还有牺牲，虽然生活异常艰苦，但是大家精神愉快，学习收获大、提高快，确实得到了物质、思想双丰收。师生的热情非常高涨，争分夺秒，你追我赶，师生之间亲如兄弟姐妹。那时在老师石大康的带领下，当时办的墙报有作文、有知识问答、内容丰富；举行演讲比赛，锻炼学生口才；晚上的学习讨论，石大康亲自参加辅导；逢集日又去集市、村庄作抗日救国等宣传，学习生活十分活跃。每周星期六，照例举行晚会，请村民参加，最受欢迎的是石大康的唱歌。在这个革命化的学校里，师生们得到教育和训练。这些坚持下来的同志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们没有做逃兵，反而使革命队伍越来越扩大。

    习校长多次为学校做时事报告，在许多关键时候都给了明确的指示和指导，澄清了大家的思想，保证了学校健康发展。习校长也经常参加新年庆祝和联欢活动，有时还和师生一起篮球比赛。极大的鼓舞了士气。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石大康调到关中分区工作，在习仲勋书记身边，在关中地委和新正县委统战部等工作。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爱情的鲜花仍然鲜艳。在延安枣园中央医院，由傅联章做证婚人，石大康和一个14岁就从河南到延安来的小姑娘结了婚。1948年，延安枣园中央医院有一个女孩呱呱落地。她长的大头大脑，胳膊和腿却又细又小。显得头重脚轻，有点失比例。这个女孩叫凌炼，这就是我。石大康就是我父亲（解放后改名凌彦），我母亲是徐惠。

    （三）在习书记身边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成立了西北局，习仲勋任书记，石大康到中共西北局秘书处工作，相伴于习仲勋书记左右。

    在西北局习书记身边工作，是进步最大、最有收获、最愉快的事。后来父亲经常讲起习仲勋书记的事，每每回忆，都是情绪激动、滔滔不绝。讲到习书记专门召开秘书处会议，教大家如何做秘书工作，并提出工作要求……讲到父亲主持王若飞同志的追悼会，当时正好碰上母亲早产……讲到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3月进攻延安，延安大撤退，如何用口袋战术与胡宗南斗争。大撤退时过延河，妈妈和哥哥都掉到延河的冰窟窿里，差一点就没命了，是后面的小战士拖住了妈妈的脚，从冰窟窿里救了上来。5月这一仗胡宗南大伤元气……讲到习仲勋书记他都是那么敬仰，他说习书记是“西北王”，是西北持牛耳之人，讲他赛诸葛；讲到如何下乡；如何打游击；甚至闲暇时划拳.爸爸不胜酒力，每每要划拳都是爸爸划，习书记代喝酒，习书记的酒量是很海量的。

    石大康先后担任过土改工作队队长、敌后区委书记、榆林军管会及榆林专署秘书主任等职，直至新中国诞生。

    新中国诞生之后，1950年，父亲从西北局调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工作。在离别时，送给习书记的照片后面，石大康写道：“亲爱的西北人民领袖习书记：这是您教导八、九年的一个小学生。石大康一九四九.十二.五.西安。”

    讲到全国解放时，习书记要爸爸留在西北局，一起到北京工作。爸爸当时想，自己是上海人，还是回老家上海吧，就为这事，爸爸后来一直后悔不已。

    （四）刻骨铭心的感恩

    文革期间，爸爸也很关心习书记的情况，虽然我们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爸爸妈妈都陷入了很悲惨的境地，但是他一有习书记的情况，就会回家来和我念叨。

    文革后期，有一天我劳动后回家，爸爸非常高兴的告诉我，“习仲勋，习书记的爱人齐心阿姨到我们家来看我了，可惜你不在家，否则让你见见齐阿姨。”

    这件事让我们都感动得不得了。

    爸爸妈妈文革都受冲击，当时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在新疆一个离城市很远的偏僻地方----玛纳斯红山管理所“监督劳动”。交通非常不便，当时从口内到乌鲁木齐坐火车要三四天。乌鲁木齐到石河子更不方便，有150公里路，没有通火车。石河子到红山嘴更是难上加难，没有公共交通，连长途汽车都没有。当时有爸爸妈妈的朋友、战友，想来都没有办法，望而生畏啊。齐妈妈真是不远万里一路奔波，这里面有多少困难是不难想见的，到这么遥远、这么偏僻的地方，就为来看看我们，谈起这事我们都感动的泪流满面……这肯定是习仲勋书记在牵挂我们！想着我们！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情谊、多么深厚的关心、这不是用语言能表达的感激之情。

    在那样困苦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将来，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到头？我们对生活是那样无望，在那样的偏僻地方，每天在惶恐、紧张、繁重的劳动中渡过、艰难地维持生活。在这种时候，齐妈妈的看望无疑给我们带来的是希望，是力量。我们相信事情总有解决的那一天，还有人在关心着我们……习书记他也受冲击了，他还想到我们……这个信念一直激励着我们，以后的日子不管有多难，我们都挺了过来。

    （五）革命永不止息

    我拼命工作，年年获先进；以后全国形势慢慢好起来了，后来我就到大学读书。又入了党；79年后，爸爸彻底平反、妈妈问题解决，返回上海，爸爸担任了高校常务副院长，被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我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担任了学生处长，退休后我仍然不想就此停步，我要为社会尽我的能力做事，目前还在工作……

    抚今追昔，令我念念不忘的就是齐妈妈，这是我爸爸和我这辈子最大的夙愿！齐妈妈曾留过一个电话，但当时我们没有电话没办法联系。后来几次搬迁，就找不到了，估计电话号码也变了。

    我写这篇文章，就想表达四十多年来深深珍藏在心中的一份感激。这份感恩伴随我和我们家走过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就因为我们有着这份感激，我们的信念始终没有变，也无论遇到什么，这份感激一直不能忘怀。

习仲勋在一篇《序》中，详细回忆了当年二师的情况。（凌炼供照）

习仲勋为二师的题词。（凌炼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