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半小时过去了，萨苏在掌声中结束了报告会。吕彤羽总结道：“萨苏我认识很久了，这个人从小就是不听老师话，不按书本来的孩子，现在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萨苏还有樱井洋子，是我们派到日本去的‘敌后武工队’，他们通过日本的史料分析抗日战争，取得了不少突破，萨苏现在是在美国的公司里上班，他认为这是混饭吃而已……”

    “纯属于养老婆，养孩子。”萨苏笑着回道。

    “所以啊，他们是真正爱中国的。我们也要像他们学习，比如啊，萨苏就吸取了一些日本人的优点，做事不像我们那样忽悠。过去啊，我们喜欢研究美国，现在看来，日本的研究也要加强，知己才能知彼么。”

    会后，萨苏热情地与一些红二代交流起来，红二代们交给了他新的“任务”，鼓舞着他进一步将研究深入下去。他掌握的不少资料，也由有兴趣的人拿优盘来复制下来带走。在他看来，越多的人对抗日的研究有兴趣，中日战争所留给我们的启示和遗产就会被我们更好地继承和深挖掘。

    萨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讲家，也是一个很善于讲故事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很认真的学者。他目前通过他所掌握的关于中日战争的许多材料，起到一个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另辟蹊径的作用。记者在学习期间，知道西方史学界是重视细节的，讲究将一个个细节归纳和总结，形成观点。这样做有时候是容易陷入到烦琐哲学的路子里去，但是在历史观正确的情况下，历史细节有很多时候能够产生极好的说服力。

    还有没有可以商榷和提高的地方呢？当然也是有的。萨苏认为，八路军的军事动员体制可能来自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校，此体制大大优越于国民党所实行的白俄体制，是共产党最后得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人的因素是活的，而制度是死的。在苏区时代，我们的红军倒是完全按苏联体制建了起来，苏联有的方面军、军团、工人师、少先队师、模范师、肃反委员、星期日义务劳动我们也有，连苏区的红军大学都叫郝西史大学（郝西史系苏联红军烈士，在广州起义中牺牲），但是效果很不好，在中央苏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就多次撰文提出各种方法，试验如何才能让红军逃兵率下降。杨成武回忆自己所参加的闽西苏区红军第一次作战的经历也说枪声一响，就跑了一小半儿。而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主要是依靠改造俘虏兵来补充兵员，参见新式整军运动以及三野政治部钟期光的相关论述。也就是说，八路军的所谓体制。事实上是通过无数次斗争实践而总结出来的，是真正的山沟沟里的土马列主义，也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我们如今在各行各业中过分迷信现成或外来经验或者死的体制，而忽视了对本民族经验的总结和利用以及开动人的活思想，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呢？

    关于抗日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我们研究抗日，就是为了习古而知今。抗日战争期间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但为什么我们能够坚持下来，以至于让日本兵都觉得“我们在中国是呆不长的。”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