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打老虎”

    随着“三反”运动的展开，毛泽东发现，在不少地方，有不少干部存在贪污腐化问题，有些问题还特别严重。这样的干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犯罪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对这些干部，必须予以严厉处置。因此，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后，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打击那些贪污数额大的腐败干部上，使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

    “老虎”这个名词，是中直干部发明的，最早是在1952 年1 月19 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1000 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出现的。当时，中直干部把贪污分子统称为“老虎”，意指他们害人。他们把贪污旧币1 亿元以上的叫“大老虎”，把贪污旧币1 亿元以下1000 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毛泽东觉得，“老虎”这个词很形象，就把它借用过来，把集中力量打击大贪污犯，形象地比喻为“打老虎”。

    当各地各级都已经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揭发出来后，毛泽东要求进入一个新阶
段，即集中力量“打老虎”的阶段。1月23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电报中要求：全党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1月25日，毛泽东在致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

    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复电稿上加写了这样一句话：

    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2月12日，毛泽东在转发的六十六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打老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那些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重大犯罪行为，也进一步激发起广大干部群众参加“三反”运动的热情，一下子把运动推向了高潮。

    毛泽东亲自指挥“打老虎”。他像战争年代指挥大的战役一样，通宵达旦不睡觉，夜以继日地看材料、写批语，每天连续工作近20个小时。仅举一个例子：3月4日，毛泽东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6时10分才休息，大约20个小时。晚上11时50分起床后，又继续工作。秘书担心毛泽东把身体累坏了，就背着他让值班人员减少送审批阅的文件数量，不料，马上就被毛泽东发现了。毛泽东发了火，严厉批评了秘书。他要求，还要把各地文件全部送来，不能减少。没有办法，秘书们只好按毛泽东的意见，仍然把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送给毛泽东看。在毛泽东的严厉督促下，各地揪出了不少大贪污犯，并且用最快的速度，按照党纪国法进行了严肃处理。

    区分“真假老虎”和“大小老虎”

    在“三反”运动中，特别是进入“打老虎”阶段后，许多地方层层压抓“老虎”的指标，并且以抓到多少“老虎”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搞主观臆断，对许多干部无端怀疑，并且不去认真调查研究，不是实事求是地定案，而是搞人人过关，搞逼供信。这就使这场反腐败斗争出现了一些偏差。

    这种情况很快就反映到中央来。毛泽东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1952年2月9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

    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 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同一天，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

    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 逼) 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2月26日，毛泽东在转发中直机关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毛泽东一再强调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掌握政策，使各地层层压指标“打老虎”的现象基本纠正。

    经过“三反”运动，各地都揭发出一些存在贪污问题的干部。对这些贪污受贿者，各地干部、群众十分愤慨。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后，各地干部、群众中有一种呼声，即对这些贪污受贿者，都要从重处理。干部、群众反对腐败的积极性是好的，应该保护，可是我们打击的面不能扩大，要集中力量打击那些大贪污犯。怎么办?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大贪污犯，毛泽东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按照贪污数量的多少划一条线，将贪污的人分成“大老虎”和“小老虎”。贪污数额在旧币1000 万元以下的划为“小老虎”，贪污数额在旧币1000 万元以上的划为“大老虎”。对“大老虎”，一定要从重处理，对“小老虎”，可根据其态度加以处理。毛泽东认为，画这个线，利于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一大批干部，既能使“三反”斗争顺利进行，又有利于今后的建设工作。

    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成。1952年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公布了这一政策。

    进入“五反”斗争

    在“三反”运动中，各地均发现许多贪污受贿者和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拉拢、腐蚀有直接关系。毛泽东遂下决心，在党内开展“三反”斗争的同时，在大中城市针对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2年1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送来的“三反”斗争报告中反映了一些资本家贿买和勾结干部，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对公家的财产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诱使工作人员贪污。毛泽东当天就在这份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份报告。批语的下发，标志着毛泽东已经考虑发起一场与“三反”斗争相互配合的“五反”斗争。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写道：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已经向全党发出了“进入‘五反’战斗”的号令。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

    “五反”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收到了良好效果，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清除和防止党内的腐败现象，也净化了经济环境，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在成绩面前，毛泽东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要求党内要正确掌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说，“五反”运动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

    毛泽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亲自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反对党内外腐败现象的斗争。斗争的胜利，不仅端正了党内的风气，使此后共产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能够保持一种清廉、朴素的风气，也稳固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基础，为此后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