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新货币。当时的老百姓只相信银元，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如何取信于民呢？父亲采取的是银元本位制加物资本位制的方式。一元票子等同于一元银元，没有那么多银元，就要有相等量的物资做准备。他意识到，保证纸币的信用，才能保证红色政权的信用。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加上反动派煽风点火，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以至于发生了挤兑。对此，父亲指示金库拿出现洋，坚持按一元苏区纸币兑一元现洋。两天过去了，眼看着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几次请示他，是不是停止兑换，父亲却态度坚决地说：“不能停！”他到处组织货源，3天后，包括日用品、布匹、食盐在内的一大批百货物资终于运抵苏区。父亲让运送物资的车队满大街转悠，同时贴出告示：各消费合作社出售的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于是，群众又纷纷争兑纸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

    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里，母亲带着我颠沛流离。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母亲被关进了长沙监狱，我被寄养在乡下的亲友家。1930年初，母亲为了秘密联络的需要，让人把我送到了她身边。与她同牢房的罗醒同志也带着小儿子，名叫华初，比我大一岁，我俩就一起承担了秘密交通员的工作。直到这年7月，彭德怀带领红军进攻长沙时，母亲才带着我越狱逃脱。

    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这时父亲来信，希望把我送到延安去读书。1938年3月底，我和表姐等到了延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抵达延安前的两个月，父亲离开延安去新疆工作了，我错过了见父亲最后一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父亲仍没有从新疆回来。我也曾听到有关父亲牺牲的消息，却不敢也不愿意往坏处想。伯伯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回到延安的第三天，我因为担心他的安危，跑去看他。这天和我一起去的有余建新（父亲的战友）和我的爱人曹全夫。伯伯留我们一起吃饭，做了一大碗扣肉，边吃边说话。谈笑之间，余建新突然拿出我父亲的照片问：“这人现在哪里？”欢乐的气氛骤然沉闷下来。伯伯脸色阴沉，眉头紧锁，嘴角抽动了几下，半晌才轻声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如晴天霹雳，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盼望父亲归来啊！我竭力克制自己，不要当着伯伯的面悲伤，可是怎么也克制不住泪水。寻踪过程中我了解到，1940年，父亲去苏联治病后又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局势相当险恶的新疆，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果然，不久之后，父亲被软禁，后被关进了新疆第二监狱。

    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为了向蒋介石表功，秘密杀害了父亲、陈潭秋和林基路三人。父亲被害的真相，直到解放后盛世才手下的警务处长李英奇等被抓捕归案时才真相大白。

    (本栏编辑：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