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的老人徐应洪风趣地说，“我们是干人，红军为干人，红军革命，我们就有叶子烟抽！”86岁的张邦珍老人住在毛泽东在土城的故居，她说“社会比以前好，所以有肉炒，有菜炒。”她还热情地请我留下吃饭。我看看她的灶台，确实有位大婶在切青色、红色的辣椒还有亮晶晶的腊肉，其状甚是可爱。在我寻访青阳岗酒窖的时候，无意间遇到一位不知名的老人，他拿着自己一份七十年代的《解放军画报》，指着上面一位饱经沧桑的，曾经为红军献出自己船只的老船工说，那就是他的父亲。像这样的事情，我在短短的一天半采访中就遇到了不少。四渡赤水纪念馆和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的罗永赋馆长和土城镇党委副书记袁正纲觉得这很正常，也正说明群众的好，也说明红军是真正为干人的，当年的土城镇，哪家的群众没帮助过红军呢？

临死时陪伴老红军杨雄的功臣证（中红网王忱摄）

    最为我所意外而感动的故事，来自于四渡赤水纪念馆的保安杨建其，我与他在闲谈中得知，他的父亲杨雄竟是位籍贯土城的老红军，和梁山好汉同名同姓的杨雄身材壮硕，打得一手好拳，早在1929年，在吉安一带当小贩的杨雄就参加了红四军，在红军中战斗到1936年，直到抗日战争前夕，他成了国民革命军的一员，究竟是被俘还是去做兵运工作，已经很难考证。我对杨建其说：“这很光荣，因为您父亲成为国民革命军，参加的是决定我们全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啊！他不仅是老红军，也是抗日英雄。”在抗日的前线，杨雄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倒在死人堆里的他，腿部被日军刺刀扎伤。到了辽沈战役时，杨雄再次成为人民解放军39军117师的战士，参加了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 乃至抗美援朝的全部过程。这位老红军打了一辈子的仗，复员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政府为了照顾他，问他去供销社还是去银行工作。杨雄哪个也不去，选择了最苦的搬运社，他说：“我们政府欠外国好几千万，我怎么还能提要求呢？”

    在黔北人民的记忆里，“饿饭的年代”是一个绕不开的苦涩回忆。这个年代时间很长，跨度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普遍熟知的“三年自然灾害期”。在这些年里，杨雄一连失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直到第三个儿子杨建其出生，1914年出生的老战士杨雄真算得上是老年得子了。儿子刚懂事，他就嘱咐儿子要赶快结婚，不然，自己真的就看不到第三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