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彭洪是革命先烈彭湃的儿子，15岁参加共产党，18岁参加抗日游击队，在敌人的刀光剑影下面，不怕牺牲，赤胆忠心，献身于党的事业。解放后他在海丰作出了优异成绩，30岁时被选为党的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柯麟同志曾说：“彭洪很不错，品行端正，作风踏实，心里只装公事，从外表到内涵都有彭湃的影子。”

彭洪和他的儿子彭丹、女儿彭伊娜（1967年摄于北京）

    我最敬佩的挚友彭洪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9年了。他被歹徒杀害时年仅40岁。事隔近30年，抚今追昔，悠悠往事，留下无限的追思，不泯的怀念。多年来，每当我静下来时，眼前便出现这位亲如兄长的音容笑貌，心中泛起痛苦的波涛；多少个夜里梦与他相聚倾谈，其乐无穷，一醒来又是乐后生悲。

    坦诚的交往结成深厚的情谊

    我认识彭洪同志是在解放初期，他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我在区里搞青年团工作，但只是见面点头而已，没有什么交往。1954年我调广州工作后，他与彭老太（彭湃母亲周凤）到广州治病，柯老（柯麟）交代我以其名义请眼科专家毛文书、肝病专家周庆均为彭老太和彭洪治病。此后，彭洪及家人来穗治病就没再麻烦柯老，而由我直接带往找毛、周教授诊治。

柯麟秘书叶复和他的爱人

    1957年，彭洪到省委党校学习，假日常到我家来坐坐谈谈。他待人亲切、真诚，同他在一起交谈，令人感到愉快有益，我每每留他吃顿便饭才走。

    1960年秋，我因患急性肝炎，到汕尾干部疗养院疗养，彭洪也因肝硬化住在疗养院。我们同住一个病房，同病相怜，朝夕相处，每天晚饭后，一起到海边散步，有时顺路到我岳父家去坐坐喝喝茶。

    多年来，我因或出差、或探亲、或路过海丰，我都去探访彭洪。我们一见面，彼此都到愉悦，推心置腹的倾谈，心心相印。我们就这样怀着肝胆相照的情分，坦诚的交往，结成了深厚的情谊。

    1964年7月，彭洪调来广州华农工作，我们的联系就更方便更密切了，有时互相约好，排定哪个周日他全家来我家度假，哪个周日我全家到他家度假，早餐后就出门，中午吃完饭玩一玩就回家。彭洪有一子一女，我有两个男孩，两家四个小孩年纪相差不太大，很玩得来。彭洪爱人陈平是解放初期海丰团县委的组织部长，是我的老领导，为人温柔善良，和霭可亲，会关心体贴同志，和我爱人也很谈得来。因此，凡两家在一起总是兴高采烈，小孩尽兴地玩，大人谈天论地，满屋笑语声声，实在令人神往，令人羡慕，至今仍难以忘怀。

    柯麟曾说：彭洪心里只装公事

    彭洪之所以有如此魅力，令我对他十分敬佩和深情，是因他的高尚品德打动了我的心，我把他视为良师益友，从他身上学到许许多多的优良品德。当然，我们除了志同道合之外，还有性格相同的一面，如我们都爱看书、爱思考问题；都不喜欢高谈阔论、不喜欢抛头露面。

    彭洪有学者风度，仪表整洁，衣履得体，对人随和厚道，从无怒声，讲起话来经常面带谦和的微笑。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他的肝炎病由于只顾工作而无及时治疗，由急性变慢性，而至变成肝硬化。我多次劝他休息，认真治疗一下，他总是说工作走不开，长期带病拼命工作。

    彭洪不仅襟怀坦荡，磊落光明，而且又是谦虚谨慎，踏实沉稳的人。他对我早有约言，我们相互只称老彭、老叶；遇到友人不得已需作介绍时，只能称他为彭同志，不得称职务，更不要挂上他的父亲彭湃的名字。他从不恃彭湃英名，居功骄傲。他做事低调，不抢风头，不爱自我宣传，如每当有人参观彭湃故居，他能避则避。他曾对我说：“彭湃是彭湃，我是我，我不能躺在父亲的光荣史上过日子。我是共产党员，我要为党努力奋斗!若自己不自觉摆脱彭湃儿子的优越感，就会影响自己的上进心，就会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彭洪品德高尚，作风正派，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大公无私，顾全大局，心里总是装着群众。他从1954年起就担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一向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不贪不沾，不慕浮华，两袖清风，家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和一般干部的家庭毫无两样，甚至还不如。但他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非办成不可，如为了解决海丰人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在省政府批准建设彭湃纪念医院后，他不辞辛苦地多次到广州通过柯老向省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意见，要求帮助解决经费、设备、技术等问题，一直到把医院建成为民造福。他每次来广州，几乎都先找到我带他到柯老家里商谈。本来，彭洪与柯老有一层特殊关系，因彭湃是柯老的入党介绍人，而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又是柯老配合陈赓大将把其枪决的，所以柯老对彭洪十分关怀爱护。但彭洪对柯老虽非常尊敬，然很拘谨，从来不向柯老谈个人的问题和要求。柯老曾对我说：“彭洪很不错，品行端正，作风踏实，心里只装公事，从外表到内涵都有彭湃的影子。”

彭洪和妻子、儿女在一起

    彭洪身上富有中国人优秀的文化传统，尊老爱幼。无论对彭老太，杨华婶母，或养身父母等前辈都十分尊敬和孝顺。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典型的孝子贤孙。他与陈平夫妻之间非常恩爱亲密，相敬如宾；他对子女极为关怀，呵护备至，爱得很深沉，小家庭和睦温馨。

    “文革”阴风骤 一别成永诀

    殊不知，1966年5月“文革”妖雾阴风骤起，人妖颠倒，忠良遭残害。6月份，彭洪被抓回海丰批斗长达三个月之久。我也被打成柯刘黑帮，挂黑牌、抄家、进牛棚、扫地。但我对自己心里有数，受牵连而已，而心里挂的是彭洪。他回穗后，我便通过平常要好的一位“牛友”，他爱人正好与彭洪在水稻生态研究室工作，于是从他那里了解到：“水稻室的群众普遍认为彭洪调来的时间只有两年多，为人厚道和善，平易近人，深入群众，钻研业务，对他没有什么意见，现在每天放牛，看他精神状态不错”。我听后感到十分快慰，一身轻松。

    1968年6月底一个黄昏，彭洪突然到我家，我开门一看，喜出望外，立即握紧他的手让坐。我看他精神还不错，只是脸色苍白了些，眼底下的泪袋大了些，显然是因担心而休息不好。接着，我俩就迫不及待地谈开了。首先，我们谈了形势。认为形势十分严峻，中央肯定出了奸细，把彭湃打成叛徒，把彭老太打成地主婆，把先烈用鲜血染成的红场红宫涂成黄场黄宫，省地县一些党内的败类没有中央那位奸细的支持，是不够胆干的一一他们都知道，反不成是要被杀头的！所以一定是中央哪个奸细为了夺取极权，企图通过反彭湃而打倒中央与彭湃有交情的人，如我们所知道的周总理、叶帅等人。因而暗中支持省地县一小撮党内败类干的。这伙败类灵魂已扭曲，是变态的人妖，兽性一发作，什么坏事、丑事、恶事都会干得出来的。当然，历史是公正的，坏人总是要受到历史惩罚的。但眼下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一定要高度警惕，留得青山来养柴。

    接着，他说有亲友为他买好北上火车票，劝他离穗到哥哥（国防科工委工程师）处躲避，他拿不定主意，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一时感到问题重大，这步棋不能走错。我思索了一下说：若有个安全地方离穗躲避是上策，我赞成。但有两个问题要考虑周到：一是你对哥哥那边情况明不明，有无能力承担你的安全，要想好退路；二是时下火车上乱哄哄，你身体又不好，如走，有无找好力气大的亲友陪同。我还告诉他，到京后若遇到困难时，如何去找监护在总参招待所的柯老，或其子女，他会想办法通过叶帅或总理或其他渠道把你保起来，相信在北京保你这样一个人不困难。

    最后，他对我说，他近来有个不祥的预感，那些穷凶极恶的坏人可能会暗中把他杀死，然后制造假象诬说他是畏罪自杀，是反党反革命。如这一情况出现就太惨了，陈平、伊丹、伊娜就会被诬为反革命家属，今后日子怎么过啊！他又说：“老叶，你最了解我，我给你交个底，我是共产党员，是人民养育成人，是党栽培成干部，一生无做亏心事，何惧鬼拍门，自杀是绝对不会的。我热爱祖国和人民，我热爱生活，我更热爱我的家庭。”我见他越讲越激动，就插断他的话说：“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百分之百的相信你，我们这号人是与自杀的字眼不沾边的，只要是人而不是人妖就不会相信。不要想得太多，要保重身体，决心熬过难关，胜利一定会到来。”

    晚饭桌上，我们又边吃边谈。他情绪很好，胃口也不错，没什么好菜，吃了两碗饭。吃完饭9时多了，他说该走了，彼此依依不舍。我要送他出去，他坚持不让，说你一送可能会惹来麻烦，时下还是要多长个心眼，以防小人。想不到此一别竟成永诀！

    游击老同志挫败造反派“军师”

    不出彭洪所料，第二天中山医政治部门口新出了一张大标语：《海丰走资派彭洪昨晚窜到叶复家密谋近三个小时》。我一看遭了，歹徒已对彭洪跟踪盯梢，人身安全有危险，我心里多了一层担忧和压力。

    过了几天，我从一小报上看到彭洪和一批老干部受到了警司的监护，我一时如释重负，压在心头的大石终于放下了。我以为监护就是监督保护，像柯老受监护在总参招待所，中山医的造反派多次赴京要抓他回广州批斗，均被拒绝，沮丧而归。今天真相大白，原来是广州警司受林彪头号死党黄永胜操纵，纵容批准海丰造反派抓彭洪回去批斗，实则是精心策划的谋杀。

    1968年7月下旬，政治部二楼墙上，又新出现一张大标语：《彻底打倒柯麟、彭洪、叶复黑帮》，署名是联合兵团。我看后心内一笑，以静观动，看看有什么新花招。次日我见许多人在围观大标语上的一张小字报，我也好奇地挤进去看，小字报上写的内容大意是：请大家动脑子想一想，为什么一个地主仔，要策划两地互不相干的一个革命老前辈和两个革命烈士的后代编织成一个黑帮而加以打倒呢？这不是明显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公然对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吗？这一下子议论纷纷，疑问四起：联合兵团是些什么人呢？地主仔是谁呢？写小字报的人怎么如此清楚内情呢？

    此后多日不见一点动静，我正在纳闷，有人偷偷告诉我：小字报是一位曾在海陆丰打过游击的老同志写的；地主仔是中山医武装部xxx，人称造反派“军师”；联合兵团是中山医武装部和海丰的一些人相勾结，沆瀣一气，蒙骗不明真相的小将，扬言要把中山医和海丰的两个“黑帮”绑起来批斗，掀起一个新的斗争高潮。不料被小字报迎头痛击，像皮球被戳穿泄了气，那位“军师”更是狼狈不堪。小将们质问他是不是地主仔？柯、彭、叶是不是老革命和革命烈士后代？他们的“三反”材料是不是真的？为什么要蒙骗不知情的人替你反攻倒算？质问得“军师”哑口无言。小将们一气之下，连夜把所有抄好待贴的柯、彭、叶黑帮的大字报付之一炬，化为灰烬。随后，这位邪恶的“军师”突发肝爆破死亡。这个短命的联合兵团也随之在中山医消逝了。后来我获悉，“联合兵团”海丰一方还将大字报贴在海城戏院门口，株连到我在汕尾的岳父被抓去敲锣游街。但联合兵团贴出大字报后，就孤零零在海丰销声匿迹了。

    “你就交待与彭洪的关系！”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68年8月一天下午，驻政治部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说了一通空话废话之后，指我是修正主义苗子。我反问，何谓修正主义苗子？你是什么苗子？他站起来拍桌子说我太嚣张，太不像话了；我也站起来拍桌子指责他信口雌黄，乱扣帽子。他坐下后稍为和气些，说你今晚起不要回家了，我们安排地方给你写交代材料。

叶复的两个孩子

    我心里明白要坐牢了。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有理无处讲，只能无声地愤怒。他叫两个人随我回家取铺盖，把我关在政治部女厕所对面一间平时放清洁用具的小房间里，又潮又臭。日夜派人“三班制”轮流看守，家人送饭。有一天，我儿子给我送来牛肉粥，看守的造反派用筷子在粥里翻搅，检查粥里有无“情报”，吓得我儿子直哭。我故意大声地对儿子说：不要哭，不用怕，告诉妈妈放心，爸爸没事，清清白白。我一连三天除了看书报就是睡觉养神，一个字也没写。一天晚上，军宣队负责人之一（团政委）来到我牢里，坐下来就说：“老叶，为什么老睡大觉不写点材料啊！”我早已了解到他比较随和讲道理，不是来施加压力搞逼供，所以我也平心静气地对他说：“政委，突然把我关押起来，我实在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参加革命以来，无犯过任何错误，问心无愧，实在无问题好交代，那我不睡大觉干什么？”

    他沉思了一下说：“你的脑袋很灵，也很会写，你的问题很简单，20分钟就能交代清楚。”他这一说我就更感蹊跷了，心想，20分钟就能交代清楚的问题，一定是突发性的问题，但我无贪污、无整人害人，无男女关系，哪来这类问题呢？他见我苦苦思索，就说：“对你直说了吧，你就交待与彭洪的关系！前些日子彭洪到你家，你们干了些什么？”我一听恍然大悟，抓我坐牢原来是因彭洪的关系，心里松了一口气，爽快地请他明天一早来取材料。

    当晚我经过认真地思考，感悟出关押我，目的在于迫出彭洪的材料。至于我，造反派无可奈何，所以，我宁可承担“顽固、不老实”的罪名，丝毫不能泄出密谈的那些事。于是，我这样交代：“我与彭洪是多年的好友，是正常的同志关系，纯属私人交往，我们从无做过任何有损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也无愧于革命先烈。如查出有问题，我甘受最严厉的惩处。至于那些日子他到我家，是关心我，他得知我耳朵被打伤了，来看我伤得怎么样，我们谈的都是有关身体和家庭的私事，此后我们再无联系。”

    次日，军代表来取我的交代材料，看后带着失望的表情说：“彭洪那天到你家，你们谈的不会这么简单吧，希望你还是再仔细地回忆一下，想到了就写下来。”我说好，把他搪塞走了。

    我在小牢狱囚禁了20多天，被转到大监狱。大监狱关押着100多号人，都是一些被诬为“柯刘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大牢狱设在学生宿舍，每天三餐由大饭堂送饭，好的是人多不寂寞。

    1968年8月底，据说怕我在广州容易和彭洪“通水”，被武装押送到中山医新设在花县的干校监督劳动。名为干校，其实是个空名堂，哈也没有，学员分散在农民家里吃住，就像当年的土改队一样，不同的是学员为生产队集体劳动，且只单纯劳动，无需做群众工作。干校成员中，除了几个带队的干部外，多是造反派的对立面，是同情柯麟的那一班人，在原岗位无事可干，被做为包袱摔下去的。

    我更被列为另册，有意对我进行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安置我住在一小间放粪料的草寮里，出入要趴下，晚上一个人孤零零睡在稻草上，没有床，没有桌椅。可是，却使我得到农民兄弟的同情和厚待，令我一生刻骨铭心：我搭食的房东邓叔叔，为人善良富有正义感，他对领队干部安置我住粪寮很反感和不满，于是，便暗地里向其他学员做调查研究，当他了解我的身世和问题之后，毅然腾出家里一间房子，叫其儿子趁我出工之时，将我铺盖搬到房子里，吃住都在他家，此后视我为亲人，称呼我同志，吃饭还给我夹菜，处处关心我。这对于落难的我来说，实在是感慨万千，当晚，令我这个泪不轻弹的人，不禁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