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石帆，是一位作家。曾用名曾石帆、石航、曾宪能、曾学贤、曾如竹；笔名徐步、永青、雪舫、曾紫、石帆。

    父亲祖籍广东省陆丰县西山。1926年1月出生于海丰县海城名园，1988年7月仙世。

    父亲1946年—1952年先后在东涌、汕尾、梅陇仓兜和海城镇第二小学从事教学工作；1951年2月参队；1953年因冤假错案出队，在家从事文学创作；1979年7月，在海丰县西秦戏剧团工作，任编剧；1984年6月恢复干部队籍，1984年8月，调海丰县教育局工作。父亲是海丰诗社发起人之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广东分会会员，是海丰县出席过广东省第二次文代会代表，政协海丰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父亲是在海陆丰苏维埃时期出生的人。他同其他许许多多海陆丰人民一样，热爱海陆丰农民运动，热爱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彭湃烈士及其他无数革命先烈。他的很多亲戚包括亲娘舅在内，都参加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其中的绝大多数，早已在当年作了烈士！他们对父亲的影响，使他产生了一种坚强的信念，无时不在驱使他，召唤他去颂扬他们。于是，父亲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无比的激情，歌颂他们的革命事迹。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父亲创作最活跃，最有成就的时期。在他早期有关海陆丰苏维埃时期的作品中，除了1957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湃的传说》外，还有《东平散记》、《烈士的儿子回来了》、《风云际会的时刻》、《彭湃和我们在一起》，关于海陆丰革命的旧体诗十多首。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海丰县《红城日报》经常刊登父亲的文章，其中“风云际会”的组诗是歌颂红二师和红四师与我县工农武装会师的历史事迹，组诗气贯长虹，措词铿锵有声，大增了胜利喜悦的氛围。1954年6月，父亲用笔名曾紫发表了中篇小说《夫妻山下》。《天妻山下》描写了解放初期南方沿海津港一带渔村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之际，漏网的大海盗虎头鲨吴一豹趁海上发生风暴，放走两个恶霸，企图逃往香港和台湾，勇敢的渔民金海彪兄弟冒死拦截的故事。1956年3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夫妻山下》编绘成连环画《虎头鲨落网记》出版。1955年7月，父亲用笔名石帆发表《夜走金鸡岭》。这篇小说获“全国短篇小说优秀奖”。这是一部反映海陆丰抗日游击队员机智勇敢反击日本侵略的历史小说。故事情节生动、惊险、扣人心弦，读来令人酣畅淋漓。当年广东作家周钢鸣、欧阳山以及草萌等都给予好评，说石帆笔下的抗日游击队是中华民族反侵略伟大精神的显现。

    海南岛解放不久，父亲在《南方日报》连载发表了小说《红旗插在五指山上》，其中“五指山上红旗迎风飘扬，万泉河水纵情歌唱”等诗句热情讴歌人民解放军与岛内由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外攻内应，默契合作战斗的辉煌战绩，以及群众大力支前的鱼水情谊。

    1956年，父亲准备创作“海陆丰革命英雄谱”系列小说，歌颂海陆丰革命烈士舍死忘生、浴血奋战的事迹。他把己完成的“海陆丰革命英雄谱之一”《杨望的故事》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准备编入“红旗飘飘-革命烈士故事特辑”出版，但由于特辑稿件的其他作者没有按时交稿，造成特辑没法按时出版，出版社复函说明，并同时将稿件退回来。《杨望的故事》记述的是，杨望智取陆丰大安石寨、发动海丰县城暴动、伏击地主征粮队、战斗中牺牲等光辉事迹。

    父亲写《彭湃的传说》，是对海陆丰农民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彭湃烈士及其他无数革命先烈的敬仰和热爱。在写作《彭湃的传说》之初，父亲曾去信广东省作家协会，说明他的本意，是想把彭湃烈士的伟大形象，通过艺术处理表现出来，以便教育广大读者。也是想引起华南文艺界的注意：希望有人写一部彭湃烈士的传记，可使革命先辈的功勋传诸后代。的确如他所期望的一样，在往后的岁月中，就有人陆续写出来了，而且还有塑造彭湃烈士形象的话剧和戏曲。《彭湃的传说》后来也成为人们编写有关彭湃的剧目或报告文学等蓝本，效应之大遍于国内外。《彭湃的传说》中有关彭湃烧毁自家田契，将田地分给农民的章节被编进小学课本，广为流传。

    胡耀邦同志主持团中央工作时期，北京的《中国青年》曾于1957年将《彭湃的传说》列为“社会主义文学大丰收”中十部文学作品之一，向全国青年推荐。

    1966年前后，当时的海丰吹起了一股阴风，大反彭湃烈士、大反彭老太太周凤，大反彭湃烈士的小儿子彭洪，父亲最先受到株连。主要的原因就是父亲写的《彭湃的传说》。还有其他一些歌颂彭湃烈士以及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小说、散文和诗歌。罪名是为“错误路线”歌功颂德，为叛徒立传树碑。

    《彭湃的传说》为父亲带来了声誉，也给父亲带来了严重的打击。1966年夏天，父亲被抓到县文化馆，与文教战线的同志一起，接受专政学习六十多天。每天逼供一次，要父亲交代彭洪同志的“罪恶”活动。因为父亲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便把父亲交给海城镇所在居委一群不明真相的妇女批斗了三夜，每夜都要斗到深夜一点钟。掴巴掌，揪头发，掌嘴巴，推来搡去，什么举动都做出来了。那些人双管齐下，一边对父亲进行专政，一边抄家，抢走了父亲所有的革命书籍和全部的革命历史笔记资料。写了一部分的以彭湃烈士的二儿子彭士禄同志的经历为素材的电影文学剧本《第二代》，也被他们抄了去。最令父亲痛心的是花了三、五年搜集和采访的关于周恩来领导两次东征的材料，“八一”南昌起义军从流沙乌石战斗直至中峒的材料，周恩来在陆丰东南区养病以至前往香港的材料，还有广州起义，红四师在紫金龙窝附近战斗的材料，也被洗劫一空。在红宫展出“彭洪黑帮罪证”，《彭湃的传说》被打上“x”摆在显眼的地方“示众”；父亲在受专政期间，由于天天被逼供，以致造成了胃出血，在“牛棚”里劳动不准请假看病，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治疗，两个多月的时间构成了严重的胃溃疡。以后，父亲被赶到赤石公社瓦窑大队去落户，接受劳动改造。

    过了一段时间，因劳累过度，胃病大发作，独自卧在生产队借给他居住的只有五市尺半高的芒草鸭寮里，二十多天无人问津。最后村里的老人出于同情，主张生产队出具证明，工作队才同意父亲回海城就医。

    回得家来，没有户口，没有口粮，没有各种票证，也没有经济来源。父亲只好在自家土地上手栽果树度生。沿海多台风，每遇台风，果子的收成就大受损失，父亲曾为此作诗以自嘲：

弹铗归来作稼翁，生涯半倚胭脂红。
每逢绿荫悬佳果，常向闲庭祝好风。
天籁有情犹顾盼，人生无事不从容。
剧怜沧海腾蛟客，犹在嗷嗷六口中。

    但是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也被剥夺了。1974年，不知哪来的一股风，我家附近的生产队，事前也不打招呼，竟把我家的果树砍掉四分之三，连种果树的土地也占了去。这样一来，我家的经济收入大受打击，一家大小6口人，只靠母亲赖冠琼在海丰县染织厂当织布工人赚的那一点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我们兄弟姐妹4人都还很小，正是嗷嗷待哺的年龄，日子十分困难。

    即便是长期身处逆境，面对种种屈辱和不公，父亲也没有向命运屈服，因为他坚信久雨必睛的自然规律。即便是身处艰难坎坷，忍受着困苦的折磨，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社会主义文化人，为革命写作的初衷，至死不变。即便是居住的环境简陋，全家住在两间破旧的房子里，他也洁身自好，自尊自重，诚信为人，问心无愧，顶天立地！

    他不但严以律己，在教育子女方面也从无松懈过，常常教育我们为人处事要善良正直，坦坦荡荡；言传身教地教育我们要勤俭，尤其反对浪费粮食。

    父亲对家乡这块红色土地的眷恋并没有因经历过那些不堪的磨难而稍有淡薄，反而历久弥深。粉碎“四人帮”之后，开始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父亲精神振奋，抱病执笔写作长篇小说《红色的路标》，歌颂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彭湃烈士以及革命先烈和海陆丰革命群众。《红色的路标》己经写了十几万字，遗憾的是《红色的路标》没有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