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安市的红土地文化史上２０１２年元旦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特邀研究员安孝义先生在《永安之窗》首发了他的万字论文《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在“我们ｅ家人（永安网）”的帮助下，北上抗日宣言第一村石峰网站开通（柴新竹 漫画）

福建永安，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百度输入“长征出发地永安”，精彩多多（管其乾 摄影）

1934年8月30日中央局宣传部《关于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的报告大纲》证实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正式出发日为1934年7月15日（管其乾 摄影）

    【提要】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四个宣言书在福建永安同时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九军团在永安小陶集结地胜利会师后出发，它的任务和性质具有揭开长征序幕的崇高历史地位。因此,永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书第一时间的发布地；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正式集结出发地；同时,也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关键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 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福建永安。

    一、北上抗日宣言在永安发表，提前三个月揭开长征序幕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涛；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人联名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同时，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在福建永安小陶的出征集结地，发布了：《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等宣言。

    永安——因此成为：《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四个宣言书第一时间的发布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正式集结的出发地；同时,也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宣言，是国家、政府、政党、团体或其领导人为了说明自己的政治纲领或对某重大问题，表明自己基本立场和态度而公开发表的文件。在一天的时间里，四个宣言书同时发表，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史和中国工农红军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该宣言书坦诚地提出了我党、我军愿意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且已经实际上直接将日本侵略者定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敌人。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年代，它的出动起到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严厉斥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

    《宣言》全文约两千六百字，它观点明确，言辞锐利，具有强烈鲜明的政治主张，它是一篇昭示天下、寻求正义援助的北上抗日檄文，在当时苏区和白区的广大人民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宣言》从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开始，历数“满州国”和国民党军阀的种种卖国行径，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为了自由的苏维埃领土不再受到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蹂躏与出卖，“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贼所拍卖干净，决不能容许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的屠杀与蹂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所以，即便清楚地知道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力量悬殊，但为了全中国的民众们，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仍然“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宣言在中共中央五项反帝纲领的基础上作了更加具体的补充，并要求“全国民众拥护这一纲领，同我们一起为这一纲领的全部实现而奋斗到底!”我党面对全国人民日益高涨、强烈的抗日要求；面对蒋介石重兵压境、红军屡遭挫败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能够毅然决定抽调出主力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挥师北上抗日救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全国、对世界的一种最有力的抗日宣传。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的出征，是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了抗日是我党的一贯主张，它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现在已经落实在行动上了，这无疑对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行动和口号，是红军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产生的坚定理想！它为中国革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成为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时的主题思想和中心口号。历史证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行动，顺应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对于长征的胜利和随后的全面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为毛泽东等领导下实行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革命力量在西北重新建立了新的战略基地，为随后迎接全国抗战高潮并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些历史文献毫无疑义地表明：在福建永安小陶镇，红军两大主力军团胜利会师以后，并相互形成战斗序列集结出发的红七军团，首次正式公开对外宣称部队番号的名称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从江西瑞金到福建永安小陶集结北上出征，它在实践上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和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比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提早了三个月，它为策应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战略突围转移，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是揭开中央红军长征序幕的一支战略部队。

    1934年4月下旬，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广昌、筠门岭等地的相继失守以后，中央苏区南北大门业已洞开，红军在苏区内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破灭。国民党军进而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步步逼近，中共中央书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主力将被迫撤离苏区的问题。会后，中共中央把意见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批准。关于这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时间，据相关文献史料记载，是长征出发前五个月，按照此推算，时间应该是在1934年5月。李德曾经说“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实际上指的是中央做出长征决定的时间。共产国际于6月16日复电认为：“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很明显，共产国际电报的主导思想仍是希望中央红军主力留在根据地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至于战略转移问题，共产国际只是认为眼前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真正提上日程，要看夏季以后形势是否改观，是一切努力都用尽之后，反“围剿”斗争仍然无望胜利情况下的最后一条路。但是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形式的急骤变化，同年6 月25 日，共产国际通过上海中共情报站，向中央苏区转来了复电：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请示报告。电报明确指出：转移行动应该首先趋于保存力量，并在新的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泛的进攻。在接到共产国际复电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具体负责战略转移的筹划工作。政治由博古作主，军事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意味着中央苏区进行的战略转移工作，就此已经秘密启动。

    自从“三人团”成立以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重大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直至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任何会议。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执委，报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的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博古在电报中还期待共产国际“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共产国际仍在犹豫，迟迟不予答复。直到9月30日，即中共中央要求复电的最后时间，共产国际执委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才给中共中央复电:“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至此，共产国际才明确同意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最高“三人团”制定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缜密行动计划，确定了集结突围地点、行军线路和转移目标，进行了部队休整、编队，补充了人员、物资和武器弹药，调集苏区地方部队接替防务、阻敌南下。

    当时，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大转移”的保密计划极其严格，最初只有三个人知道。中央书记处决定，只把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传达到党政军机关的极少数最高负责人。并且宣布“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和严肃纪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违背。但是，该决定的内容在实际的传递中，又被限制在更小的核心范围。李维汉这样回忆：“长征所有的准备工作，不管是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不知道。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 在１９３４年７月８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议记录》中，记录了博古的讲话内容：“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另外，在１９３４年８月４日，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在部队中解释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指示》中提到：“我们红军的主力准备全部出动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我们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中央从接到共产国际同意进行战略转移的复电前，红七军团北上抗日、红六军团西征等先遣部队已经相继秘密出发，中央苏区战略转移的意图和准备工作实际上已经先行启动。周恩来在以后的回忆中曾说：“一支是探路，一支是调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红军长征史》载：“七军团北上，六军团西征，是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前奏”。但是，由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出发的时间，比红六军团西征时间提早了近一个月，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提早了三个月。中国工农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永安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四个宣言书，沿途还散发了一百六十万份抗日救亡宣传品，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推动了群众性抗日运动的发展。当时任红七军团保卫局机要秘书的龙跃，在《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这样写道:“先遣队每到一处都向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大量的宣传，如发宣言，写标语，开调查会和座谈会，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劳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先遣队还以自己的严明纪律和实际行动，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保护群众利益。并且揭露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民族利益，不打日本，专门进攻苏区，围剿红军，拦阻红军北上抗日的言行。因此，先遣队在北上途中，也起到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在永安苏区小陶石峰、马洪、青水等地许多宗祠和民宅的墙上，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近千条红军标语，其中北上抗日先遣队留下的标语就占近三分之一强，如：“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福建”、“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等大量的标语口号。

    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主力长征出发时，它的抗日反蒋的战略政策已基本形成，“北上抗日”的口号，成为党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基本方针及长征的行动口号。红军长征，是一次高举着“北上抗日”旗帜进行的战略大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实质上可以说是坚定地实现“北上抗日”方针路线的伟大胜利。朱德曾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称之为，是长征的“引子”。粟裕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长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的《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文章载入《红军长征回忆史料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红军长征时声东击西的战略奇兵、先锋军、先遣队，它作为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近得到越来越多的党史研究专家和权威部门的认可。北上抗日先遣队路经我省长汀、连城、永安、大田、尤溪、延平、古田、闽清、闽侯、福州、连江、罗源、宁德（今焦城区）、福安、寿宁、周宁、浦城等17个县，均被中共党史研究室认定为长征路线。

    二、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出征 永安成为长征最早出发地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中央代表曾洪易等人的率领下，以英勇善战的第五十五团为前卫先锋，于1934年7月14日夜，经急速行军从连城之北的塘前、尧家畲进入福建永安境内的小陶石峰、洪沙一线。

     红七军团曾经在瑞金经过短暂休整、补充以后，于7月6日黄昏，从驻地秘密出发，部队携带着中央苏区紧急赶印的160万份文告、标语、传单等宣传品，分装成500余副担子。这支被称为精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全军共6000余人，仅有3千余支长短枪，有近三分之一的战士只能肩扛梭镖手拿大刀。当红军部队进入永安小陶后看到当地民众在道路两旁烧开水供应红军饮用，还有人用客家山歌唱道：“哎呀来，山歌要唱东方军，个个英勇杀敌人，一夜行军几百里，蒋家白匪吓掉魂。”红军战士都感到非常亲切，大家高兴地要跳了起来。      

    此前，奉命执行中央“东线行动”、担任护送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完成北上抗日先遣任务的“战略骑兵”红九军团，也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等人的率领下，迅速从江西出发，经石城、宁化、清流向永安出发地集结，其先头部队早已提前进入永安小陶镇西北面的凹头、牛乙坑、高际坑、石峰一带，随之迅速进占小陶镇，在周边山坡高地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随时准备着迎接红七军团的到来。当东方初晓时，这两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激烈战斗中，建立了兄弟般情谊的红军两大主力军团，一共万余名红军指战员，在这带有中世纪典型特色的闽西北古镇——小陶，胜利会师。

    永安位于福建省中部，系武夷山脉与戴云山脉的过渡地带，与中央苏区龙岩、清流、宁化、明溪、连城等地接壤，是连结闽中与闽西重要的战略通道。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支军级的武装力量，其领导人为朱德与毛泽东，史称朱毛红军，已经在永安一带进行群众工作。毛泽东还曾将永安列为红四军的“筹款区域”，被中央局称之为“根据地”，被共产国际远东局指定为红三军团的“作战基地”。根据毛泽东指示，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中共闽西特委派卢肇西曾经建立了一条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永安就已联接在这条被誉为是“苏维埃血脉”的秘密交通线上。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共同发布的《苏区作战区划分、干部任免及对中央的要求》中指出：“东南战区，由赣江直管辖则盐、永太长，莫如改为赣南战区，管辖三、五分区”，该文已明确将永安划入中央苏区的作战序列。在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由红三军团、红七军团及闽赣独立师合编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在永安小陶、洪田一线展开追击战，开创了中央红军的新纪录，受到中革军委的嘉奖。为配合广昌会战，寻淮洲率领红七军团发起著名的“归化战役”，在收复归化后乘胜挺进。1934年4月18日，红七军团一举攻克攻克永安城，并成立了以方方为主任的永安县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境赤化，永安是中央苏区鼎盛时期新开辟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陶集镇的手工业作坊和私营小杂货摊挤在一条狭小弯曲的长街上，红九军团政治部设在街尽头的一座古典房屋内。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发生，红九军团并未将四千余人全部驻扎在镇上，而是将核心主力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共驻，余部亦分别驻扎在附近的下湖口、洪沙口、黄沙窑、张家山等地。翌日拂晓，敌机数架轰炸了小陶集镇。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九军团在永安会师期间，两大红军主力对永安县城实行了东南面和西北面钳形合围。红九军团主力置于城北的大山上，军团指挥所设在四六八高地，罗炳辉、蔡树藩、郭天明、黄火青等领导人，不时地用望远镜观察周围的地势和城内敌人的动静。城内句守的敌人如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万状，他们不敢出城迎战只是胡乱放枪壮胆。     

    针对这一情况，北上抗日先遣队召开了军团军政委员会会议，寻淮洲认为我军有两大军团，而敌人在城内仅有一个旅的兵力，是全歼敌人的大好时机。寻淮洲的建议受到政委乐少华和随行党代表曾洪易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北上抗日和支持皖南暴动，不能见敌人就打。寻淮洲激动地认为，攻克永安和北上抗日先遣队所执行的任务并不矛盾，虽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没有明确赋予军团攻打永安的任务，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当面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加以处置。结果，军团军政委员会会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大家只得不欢而散。随之，中央紧急催行北上的敦促电报再次拍来。加上为解永安之围，国民党派出3个师又18个团的兵力急忙向永安逼进。北上抗日先遣队趁敌军未弄清红军战略意图之前，迅速将阵地全部移交给红九军团以后继续北上。红九军团也在敌增援部队来到之前，对永安虚晃一枪后，由团长刘雄武、政委谢秀芳率八团掩护，随即撤掉永安之围。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穿过永安县境的上石、林日、隔头进到大田县桃源上京一线，在炎夏酷暑中急行跋涉的红军，被天空突降的滂沱大雨浇的透湿。跟随侧翼掩护殿后的红九军团主力，向东挺进抵达距离永安县城约五十多里地的西洋镇，并决定在这里宿营。西洋是个小山镇，气候温和雨水适宜，是盛产木材香菇的地方。红军进入这个约有四百户人口的集镇后，商铺门前悬挂了红旗，商会还组织贴了许多欢迎红军的标语。工作队立即没收了几户大地主的不义之财，把没收来的谷物分给贫苦农民。部队饱尝了一顿白米饭、香菇菜后，便集合离开永安地界进入大田桃源。

    我们看到，由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后进入永安小陶石峰一线和红九团会师后，才能形成“北上”的战略态势，永安小陶是两军团会合行动的正式出征的集结地。从中央在瑞金印制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宣言书上的发布时间来看，中央已充分考虑到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进入永安集结地的路途行程，已相应预留了发布时间。一般而言，宣言书往往是记录重大事件的起始时间。中央主力红军在实施战略转移时，为了迷惑敌人，在1934年10月10日，也曾发布了一份《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文称：“中国工农红军虽处在反对五次围剿保卫苏区的严重任务之下，但为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遣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大地。我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前几个月由福建出发北上”。文中特别强调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几个月由福建出发北上。

    关于红军长征的起始时间，有一个研究变化过程。早期的有关党史著述比较笼统，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称“十月开始我们的转移”。他在同斯诺谈话时也称“长征开始于1934年10月”等。现经过多年的认真科学、实事求是的研究论证后，红军长征的准确时间，基本上统一到1934年10月10日。这一时间的最终确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的发布时间为准则。至于长征出发地问题，由最初的一地说演变成多地说，它的理论根据是建国初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的大转移”，这就是长征有多个出发地最初的源头。现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出发地，瑞金、于都、长汀、宁化，都已基本得到认可。同样，这种得到全国多数党史专家和权威部门认可的研究成果，现在也可以同样发生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长征之间的关系上，以及四个宣言书和它的永安集结出发地、时间等理论的推定。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长征的关系，是党史和学术界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历来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中共党史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目前看来最科学的一种说法则是：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入手，从队伍集结开始计算，得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确切时间和地点。作为红军长征时的第一支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它的任务和性质具有明显的特质。因此，我们不论从狭义上还是广义上来理解长征的涵义，都可以认定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揭开了长征序幕。许多党史研究专家认为：首先，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的时间和派出的背景以及战略目的来看，它是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成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仍然异常尖锐的形势下组建和派出的。其战略意图既是为了抗日，更是为了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从政治上说是为了宣传党的北上抗日的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用实际行动表达我党抗日的决心；从军事上说是为配合中央红军继续进行反“围剿”的斗争和必要时的战略转移做出的第一步军事部署。其次，从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根据地进行远征转移的时间和规模来看。它是经中共政治局书记处会议决定和在共产国际电文指示下进行的，是中央在全国红军中最早被派出的一支部队，它的出动就在实践上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这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长征关系中内在重要历史地位的具体体现。我们认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长征的关系，也就承认了它的长征出发时间比中央主力红军提早了三个月；我们认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发布时间与永安小陶集结地的之间关系，因此也就证明了永安作为是长征最早出发地之间的关系。

    三、两训令紧急下达缺少“北上” 北上抗日先遣队名震永安

    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之前，由博古、李德等人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曾秘密制定了两个训令，即：《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红七军团的政治训令》。训令要求：“这一训令及附件是绝对秘密的，军团首长对此应负保守军事秘密及保存的绝对责任。”在这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个“训令”的行文中，对红七军团下达的指令均是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称呼之，全部文本未出现“北上”二字。这种对红七军团所应担负的任务和性质存在明显差异的关键命名，表明当时中央苏区最高决策者的迟疑不决和把握不定。这种情况就连当时已被排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但是名义上还是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也不甚明了，他在对《红色中华》记者谈话时，发表的《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一文，亦不规范地称呼其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八一节给全国工农红军的命令》一文中，也是以“红军先遣队”的称呼，来进行不完全的叙述。对于中国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真实任务是什么？当时，除了中央三人团和执行此次任务的军团长高层领导知道外，就连时任该军团参谋长的粟裕也是在四十年后才知道训令的内容。红七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时，军团领导人并不清楚中革军委的真正意图。粟裕在《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文中说：“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人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问题”。在原先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合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书中，原一训令的标题为《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因训令全文均未见“北上”二字，仅强调“七军团即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根据《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一书，该训令题目为《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最高军委会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题目变更后最重要的是已删去其中“北上”二字，恢复历史文献的原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一正确完整的名称，只是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四个宣言书在小陶石峰发布之后，才正式昭告天下。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因此才最终明确了它为执行中央“北上抗日先遣”任务的特殊性质。

    以往，我们在研究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地点和时间上，许多党史研究者和文献史料一般都以两个训令为基点，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地点和时间，认定为是瑞金和1934年7月6日。其实，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四个宣言书和它的发布地点和时间，以及由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当时为执行任务而集结所处於的重要地理位置。因此，在这里共同回顾一下红七军团在两个“训令”之前的战斗历程，这就显得尤为必要。1934年6月24日，在接到中央十万火急的电令后，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团指挥机关和其主力红十九师，便立即脱离在闽西连城的战斗，全军经江西石城连夜赶回红都瑞金。随后，立即奉命前往广州攻击陈济棠的地方军，四天的战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部队胜利返回驻地，其二十、二十一师则奉命在建宁西南的麻溪、高田地区就地休整。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红七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国家遭受日本军队侵略和国民党反共反红军的严峻形势，以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接连失败的现状等重要讲话。

    不日，红七军团数千官兵站列在宽广的红军大学操场上，接受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李德以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及张闻天等人的检阅接见。不善言辞的朱德作了极为简单明了的讲话，要求官兵坚决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英勇地为抗日保护民族独立而顽强作战。全体红军将士情绪激动、斗志昂扬，会后大家还一起合影留念。但是，在严峻的形势下部队将向何处行动红军将士仍十分茫然。在中央苏区被红军称为“独立房子”洋顾问李德的住处，红七军团军团首长被集体叫到此召开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李德、周恩来、项英等领导，会上“图上指挥家”李德面对地图沟勾画画地慷慨陈词，但他对北上的真正意图却只字未提。面对此种情况，寻淮洲等几位军团长心情是极其复杂和沉重，特别是身为军团参谋长的粟裕更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出发前，红七军团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军团首长，特意来到位于石城的红九军团的驻地，同罗炳辉、蔡树藩及其他领导一起研究了两大军团各部行动的有关问题。但是，随着《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宣言在永安的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永安小陶一线集结地出发的北上远征，在事实上成为中央苏区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军事上牵制了国民党十几万兵力，开始转战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辚地区，向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吸引蒋敌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分到其后方去”，减轻了苏区正面战场的压力，同时也给敌人以红军主力将北上突围的假象，造成红军主力突围西征的有利条件。

    我们在确定长征开始出发的时间、地点等问题上，最关键的是要弄清“长征”这一系统概念的特质。长征的根本性质是苏区战略大转移，其最早开始的时间、地点应为战略转移计划部署开始实施的时间、地点为准，如中共政治决议文件、共产国际复电、出发宣言等均可作为参照。长征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工程，我们要把作为整体概念的长征和各部队具体行动和实施长征步骤区别开来，比如作为揭开长征序幕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红六军团西征等。虽然，中央红军各部队长征出发的具体时间、地点不同，它们是逐步、分别进行实施的，总体有几个阶段的发展行动计划，各阶段看起来虽然有各自不尽相同的任务，但局部中都具有整体意义，我们可以在某些历史叙述时作内在动态的说明。    中央苏区红军“开始长征”本身是一个逐步实施的过程，要把具体过程与整体开始的标志区别开来。据此可以确定，就整体而言，长征应为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具体而言，各部队又分别有自己具体的出发时间、地点出发。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前导揭开了历史序幕，以瑞金为战略转移中心，以于都、长汀、宁化等多个集结出发地构成的一次空前的战略行动。近十万人马不可能从一时一地出发，它的行动的多时多地构成的一个多元的总体行动。如果长征在这个基点上出发，我们也就不会对于长征出发地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不休。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永安的集结出发地，它有别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等传统意义上有争议的出发地。这个出发地体系非常独立明晰，我们只要是在明确北上抗日先遣队与长征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后，以四个宣言书发布日的时间、地点为标志基本点，便能十分明了地得到确定。福建永安作为长征最早的出发点，它是以中共中央等四个宣言书为代表的，它的特殊历史地位和极高的权威性是巨大和不可摇撼的；它的出动比中央苏区主力红军提早三个月，是中国工农红军派出的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是揭开长征序幕具有战略性质的部队。

    长期以来，我国党史学术界对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发展过程的研究还是比较多，但对北上抗日先遣队与长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宣言书与永安之间的关系研究甚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在概述中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系红军参加长征五支部队中的重要一支”，据党史材料记载，“我党我军在长征中牺牲的12位省军级干部中就有三位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领导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一书，在内容简介中宣称“本书是唯一一部记述红军长征的正史”，在目录的第一章为“长征的序幕”，第一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第二节：抗日先遣队的北上；第三节：红六军团的西征；第四节：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和部署。怎么一部重要的而有权威的红军长征正史，对宣言书却只字未提。《大长征》一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员李庆山著，他在书中《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征战经历与失利内情》章节中写道：“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派遣，实际上是长征的序幕，是整个中央红军大转移的试探。”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阐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长征之间的关系；《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四个宣言和永安第一时间发布地之间的关系。以此最终明确：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长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个宣言书在永安集结地发布的核心意义是：

    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