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在苏区革命史研究心得方面，黄博士在大别山苏区史研究中发现，大别山区既有穷地方，也有富地方，既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革命从城市转入乡村的过程中，绝对是地富子弟城市串党并积极下乡传播革命的结果。也就是说地富子弟被他们的父母及家庭长辈送到大城市，例如上海、北京及武汉等城市去读书和学习，这些地富子弟在城里读书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新组织及新思想，比如中共党组织及其理念。然而1927年前后是个关键的拐点，这些地富子弟因为偶然或者必然因素，将中共组织及理念带回自己的家乡，乡村革命是由回乡革命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但是乡村社会为什么会发生爆裂性的革命？这又与地方史脉络中的矛盾及仇恨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回乡革命知识分子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些地方史脉络中的矛盾及仇恨，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私怨性的，都整合到了阶级矛盾及阶级仇恨中来，然后进行一个动员。就革命史研究而言，民众动员与政治管控问题极为重要，两者互为一体。有关1920年到1932年大别山苏区民众动员史过程研究，就必须重视将两者放在一起考察，并注重两者之间的互动关联。研究发现第一阶段动员其实和土改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都是仇恨和情感驱动的，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暴动。第二阶段是苏区土改的推动，第三阶段重点是苏区反富农的再动员。这其间就有，民众动员与政治管控互为联动的绩效。很遗憾，在封闭的环境里，这种再动员的一个结果就是走向了“过度动员”。苏区革命即从遇到困境，到克服并适应困境，到最后却制造了更大的两难困境。苏维埃革命难以克服这种两难困境，所以中共必须长征。这样的话，中共大别山区革命及其民众动员大体有这样三个阶段的轮廓过程。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民众动员最终走向的是“过度动员”，从内部来看，苏维埃革命本身注定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民众动员路径，应该说没有。一方面，此时苏维埃革命的地方性及国家性敌人正处在上升阶段，另一方面苏维埃革命区域多处在落后的封闭地区，因此这种动员模式必然走向不可持续地步，凸显了苏维埃革命实践本身之两难困境。因此，中共长征之所以发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外部的围剿，更重要的还是中共内部“过度动员”具有的不可持续性导致的。

    另外，其他与会学者也各抒己见，讲述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研究心得，还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座谈会气氛热烈，最终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