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9日凌晨，两声枪响震碎了笼罩在巴马西山的夜幕，也震动了中国——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农民动动领袖韦拔群，惨死在了叛徒的枪下！
    是谁组织策划了这起惊天阴谋？是谁扣动了罪恶的扳机？叛徒何时归案伏法，又都有什么样的下场？
    韦拔群同志（1894---1932）诞辰115周年，记者寻访当年参与缉捕韦拔群凶手的老公安，并到东兰、巴马等地采访，查阅当年的珍贵资料，向读者揭秘韦拔群被害案件侦破背后的故事。
    老红军写信报冤请求侦破“拔哥”被告害案
    1960年初，一封来自革命老区东兰的信，摆在了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钟枫的案头，写信的人是老红军战士、时任东兰县副县长的杨正规。杨正规在这封信中说，全国都已经解放10多年了，当年杀害韦拔群烈士的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他请求公安部门派人缉拿凶手，早日为革命烈士报仇。
    曾任红军第三军团保卫局执行部干事的钟枫看到这封信后很生气。当时，东兰县归百色专区管辖，他立即打电话责问百色专区公安处的负责人：“解放都10多年了，怎么还没有抓到人？”
    钟枫要求百色专区公安处立即组织人员，展开破案。对于来自公安厅的破案命令，百色专区公安处和东兰县公安局却显得很为难。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狂的时候，地方公安部门应对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任务很重，抽不出人手去追查谋害韦反群的凶手。于是，百色专区公安处向公安厅打报告，请求公安厅选派破案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到东兰破案。
    樊恒荣，1960年时任公安厅看守所所长，解放后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有丰富的刑事侦查经验。经过研究，公安厅领导决定派他到东兰破案，任务就是追查当年谋害韦拔群的凶手的下落，将他们捉拿归案。
    “20多年前的案件，侦破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决定从国民党内部开始寻找线索，而韦拔群被害时的国民党县长徐家豫就是我们的突破口。”樊恒荣告诉记者，接到任务后，他和同事李柏枝、覃祖坤立即到南宁茅桥监狱，把徐家豫提出来，押回公安厅看守所审问。
    1932年初，徐家豫是东兰县的国民党县长。根据国民党军官举证，在韦拔群被害后的第三天，徐家豫就和国民党军长廖磊在东兰江平召开民众大会，他会上公开威胁说：“谁还不出来自新的话，就要将他们的家属扣押到县城，要彻底将革命人员挖出来”徐家豫还布置江平的民团“要查清户口，令革命干部家属在午后来自新”。
    解放后，因为曾参加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徐家豫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审讯国民党县长挖出谋害韦拔群凶手
    面对公安人员的审讯，徐家豫交代了当年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杀害韦拔群的过程，并供出了参与谋害韦拔群的凶手：韦拔群警卫队队长韦昂，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陈的白）、国民党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
    1932年5月，时任东兰县县长兼东凤剿匪司令的国民党少将李瑞熊率一万多人，到东兰、凤山围剿红七军驻留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队伍。早在1931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就开出1万元的价码，悬赏缉拿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但韦拔群在右江地区深受农民爱戴，没有人出卖“拔哥”；加上革命队伍依仗大石山区山高洞多的特点，与国民党军巧妙周旋，国民党的围剿计划一再破灭。
    为了抓到韦拔群，桂系军长廖磊曾张贴布告：“谁能捉到韦拔群，赏红花（注：指当时的花边银元）七千！”韦拔群看后一笑，挥笔写下标语让红军战士张贴回应：“谁砍得廖磊狗头，赏铜板一个！”
    “（十八晚十一时半本省东兰电台来电）共匪首领韦拔群，被生擒。”这是1932年5月19日《南宁民国日报》头版显眼位置刊登的一条消息。两天后，国民党还在报纸上刊发“韦拔群被擒证实十八日在武篆芭峒擒获，将解百色正法”的报道。
    消息一见报，万众为之震惊。不过此新闻刊发后20天，《南宁民国日报》又刊发“东兰县长请派精兵剿韦拔群”的文章。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为解决经济困难，韦拔群利用敌人的赏格，派人诈称卫士队反判捉到了韦拔群，只要国民党给钱即可交人。当地民团派人看过后，回说是实，国民党东兰县的县长便先筹款2000元送到交换地点。结果来人中埋伏被击毙，钱也全数被韦拔群的人夺下。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为邀功，抢先在报纸上发布抓到韦拔群的“战果”，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对此，“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军阀只能“羞愤不可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