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沙发，呈八字形摆着。沙发前是个简易的茶几，上边搁着两杯清茶。背景是个大屏幕，有时播放历史照片，有时播放影视片段。现场有个“主人”，三番五次邀请“嘉宾”到沙发前就座，要么你问，我答；要么我动情地诉说，你微微地点头。

    底下坐着一群人，聚精会神地听。一杯热水横在面前，都凉透了，也顾不得喝一口。动情之时，还擦一擦湿润的眼睛。偶尔还要拿出手机或相机，拍下珍贵的史料。有不明白的地方，频频举手，直接发问。“嘉宾”也不介意，坦然“接招”，解疑释惑。

    是不是有点像电视访谈节目的情景？

   要是有两台摄像机，这的确是一个电视访谈节目的标准配置了。但这是一堂党课，主题宏大而鲜明——“传承：追寻红色记忆”。

    4月22日八点半，这堂别开生面的党课，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准时开始。

    四位“嘉宾”，普通人的装束，平凡人的模样。袁建芳，显得稳重，有定力；王华生，笑容挂在脸上，亲切有加；蔡军，军人出身，一脸的刚毅；甘公荣，平静甚至有些羞涩的讲述之间，充满了力量。

    然而，他们的身后，站着4个顶天立地的人：袁文才、王佐、曾志、甘祖昌。

    袁文才、王佐，当年的“井冈双雄”，却被错杀，丧命于自己人的枪口之下。他们的亲人，如何直面这样的历史遗憾？

    作为袁文才的嫡孙，袁建芳说，当时家里没有了主心骨，奶奶只好把年幼的女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如今，他的两个姑姑，袁长妹和袁小惠，都是八九十岁高龄，大字不识，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现在还可以做家务，干点简单的农活。

    这时，这堂党课的“主持人”、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师欧阳慧从电脑里调出两位老人家的照片。她们保持立正姿势，毕恭毕敬地站在父亲的墓前，满脸的皱纹，一头的华发，黝黑的双手，诉说着烈士后代历经风霜的洗礼。

    “她们很满足，政府给她们盖了新房子，每个月还能领一点补助。她们说得最多的是‘感谢政府’。”袁建芳说。

    王佐的曾孙王华生展示的是一张全家福。2011年10月30日，王华生的独生女儿新婚大喜之日。王佐所有的后人，在他的故居前面拍摄了一张合影。

    “我们长辈的英名被人敬仰。但我们这些后人必须立足平凡，踏实工作，宣讲好井冈山历史，传承好井冈山精神。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革命后代。”王华生说。

    这张全家福，最前面的一排，蹲着一群孩子。他们是王佐血脉新的延续。有学员起立，直问王华生：如何让这些孩子知晓自家长辈的历史？

    “他们生于斯，长于此。井冈山的红色旅游资源丰富，是一个没有围墙的红色教育大课堂。这些孩子会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另外，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每年的清明节都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我们大人会领着孩子们去给长辈扫墓。”王华生对答如流。

    而在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旧址，一个隐蔽的角落，青草和野花的掩映下，立着一方矮矮的墓碑，上书“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1911.4—1998.6）”。她的一个曾孙，就是蔡军。而蔡军女儿的名字，就叫小井。

    当年，曾志为了革命事业，不得不割爱将儿子寄养在当地战友的家里。1952年，费尽周折，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孩子石来发，井冈山大井村农民。她把孩子接到广州，母子相认，泪眼婆娑。

    这次相见之后，石来发继续回到井冈山种田。有史料记载，这是曾志的决定，并记录下她的一段豪语：“毛主席的儿子都去朝鲜打仗，你为什么不能安心在井冈山务农呢？”

    她老人家怎么就这么不近人情？

    蔡军试图吹散附着在历史传言上的迷雾：“爷爷是山里长大的孩子，没有文化，也从来没有进过城，在广州，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而且也不认识字，他感觉非常不习惯。更重要的是，家里还有一个老外婆，他是外婆讨饭养大的。如果没有外婆，就没有他。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回去给外婆养老送终。”

    不过，作为革命前辈，曾志在原则面前毫不动摇。

    后来，她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蔡军回忆，1985年，在北京，他的父亲当面向自己的奶奶提出，希望能帮忙给全家解决商品粮的问题，“那时候他们刚吃晚饭，桌上还有一些剩饭剩菜。太奶奶指着这些饭菜说：‘当农民有饭吃，有地种，不是挺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