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启龙同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善于调查研究，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他一贯重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稳重妥善、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他常说，要把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的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开创浙东抗日根据地初期，他就利用部队流动的机会，抓紧时机熟悉地理地形和风土人情，了解各方面情况，依靠群众开展工作。全国解放后，他先后在浙江、山东、福建、青海、四川五个省担任领导职务。每到一地，他都利用各种时机开展调研工作，与群众打成一片。离休定居山东以后，他还是延续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正是这种作风，使他所写的调查报告多次得到中央的肯定和重视。

　　谭启龙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诚恳待人。他主持会议讨论问题时，总是启发别人提意见，从不轻易打断别人的发言，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别人主持会议，他也总是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见解，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不以领导自居，没有官架子。他心胸开阔，待人诚恳，从不整人。浙江省文化厅原厅长、省文联名誉主席黄源曾说他正派、谦和、不整人，在他领导下放心，可以放手干工作。

　　谭启龙同志一向严于律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身体力行，为人表率。他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注意作风建设。杭州刚解放时，条件艰苦，但他从不用自己的专车接送上保育院的孩子。他的爱人在解放初被分配到省委保育院（即幼儿院）工作，一开始有些想不通，工作不是很安心，积极性不高。谭启龙同志就毫不客气地批评她，开导她，使她愉快地加入到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中来。

　　谭启龙同志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顾大局、讲团结。1982年，在党中央提出领导干部年轻化的要求后，他主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退下来”，得到了中央“高风亮节，见高识远”的表扬，邓小平同志还为他亲笔题词：“人间重晚晴”。

　　谭启龙同志先后三次在浙江战斗、工作了十多年，对浙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山东工作期间，曾提出“南茶北引”、“南竹北引”的设想，即把浙江的龙井茶在山东进行培育、种植，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成功，从而为山东、浙江两地的交流合作做出了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多次来到浙江，或参加会议，或视察经济建设，或看望过去的老战友，或参观革命旧址。他十分关心浙江的党史工作，多次参加有关党史会议，撰写回忆录，为立准立好党史竭尽全力。根据谭启龙同志的遗愿，2003年1月去世后，他的骨灰安放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四明山革命老区，体现了他对生前曾浴血奋战的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他把片片真情、无限关爱留在了钱塘江畔，留给了浙江人民。